我國歷史上有哪四次有名的焚書

第二次大規模焚書 壹千四百四十年前的今天，公元五五五年壹月十日（梁元帝承聖三年十壹月甲寅）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江陵縣）內發生了壹場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軍圍困在內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寶將宮中收藏的十四萬卷圖書全部焚毀。 這些圖書的價值，從它們的來歷就能完全了解。對此，《隋書·經籍誌》有詳細記載，大致如下：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規定以吏為師，禁止百姓收藏圖書。學者逃亡山林，有的連儒家經典也沒有能保存下來，只能靠口頭傳播。漢惠帝時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圖書的法令，儒家學者才開始在民間傳播學說，但由於原書沒有完整地保留，長期依靠口頭流傳，造成很多錯亂和遺漏，《書經》出現了兩種本子，《詩經》有三種，齊地流傳的《論語》與魯地不同，《春秋》有數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亂。漢武帝設置了太史公作為專門機構，收藏全國獻上的圖書。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書為主要依據寫成壹百三十篇《史記》的。到了漢成帝時，這些藏書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陳農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間的圖書。又令光祿大夫劉向等人加以校閱整理，劉向死後，漢哀帝令其子劉歆繼承父業，終於將三萬三千九十卷書分為七類，編成《七略》。 王莽覆滅時，皇宮中圖書被焚燒。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視學術文化，特別註重儒家典籍，各地紛紛獻書，皇宮中的石室和蘭臺的藏書又相當充足了。於是將新書集中在東觀和仁壽閣，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類整理，編成了《漢書?藝文誌》。可是到董卓強迫漢獻帝西遷長安時，軍人在宮中大肆搶掠，將用縑帛寫成的長卷當作帳子和包袱，但運往長安的書籍還有七十余車之多。以後長安也淪於戰亂，這些書籍被壹掃而光。 魏國建立後，開始收集散在民間的圖書，由中央機構秘書負責收藏整理，根據不同內容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晉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縣西南）古墓中發掘出來的壹批古書，***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爆發，首都洛陽飽受戰禍，成為壹片廢墟，皇家圖書蕩然無存。 東晉在南方立國後，又陸續收集了壹些，但對照原來的四部目錄，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後北方的遺書逐漸流到江南，如東晉末劉裕攻占長安時，曾從後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書。到宋元嘉八年（四三壹年）秘書監謝靈運編成《四部目錄》，已著錄了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齊朝末年，戰火延燒到藏書的秘閣，圖書又受到很大損失。梁初的秘書監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圖書，不計佛經***有二萬三千壹百六卷。由於梁武帝重視文化，加上江南維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間藏書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亂被平息後，湘東王蕭繹（即以後的梁元帝）下令將文德殿的藏書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書***七萬余卷運回江陵。 其余的七萬卷應該是梁元帝在江陵的舊藏，至此，他的藏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萬卷。梁元帝將這些圖書付之壹炬的後果如何，《隋書?經籍誌》也有記載：由於北方長期戰亂不絕，圖書散失更加嚴重。北魏統壹北方後，朝廷的書籍還很少。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曾向南方的齊朝借書，藏書才稍有增加。爾朱榮之亂時，朝廷的藏書又散落民間。北周在關中建立之初，藏書只有八千卷，以後逐漸增加到壹萬多卷，滅北齊後又獲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五八三年）接受了秘書監牛弘的建議，派人到各地搜訪異書，規定原書可在抄錄或使用後歸還，並且每卷發給壹匹絹的獎賞，因此收獲很大。隋滅陳後，又獲得了不少書籍，但這些大多是太建年間（五六九――五九二年）新抄的，用的紙墨質量差，內容也錯誤百出。這說明經過江陵焚書，南方的古籍已毀滅殆盡了。經過整理，隋朝秘閣的藏書達到三萬余卷。隋煬帝時將秘閣的藏書抄寫了五十份副本，並在東都洛陽建觀文殿作藏書之用。 唐武德五年（六二二年）滅王世充，攻占洛陽後，將所有圖書裝船運往長安。由於過三門峽時翻了船，大多數圖書落水漂沒，留下的只有壹二成，連目錄都殘缺不全。唐初修《隋書·經籍誌》時收集到的書有壹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於唐初的藏書包括了五五五年以後數十年間問世的書籍，實際恢復的舊籍還不滿原來的壹半。從數量上說，梁元帝毀滅了傳世書籍的壹半。從質量上說，他所毀的是歷代積累起來的精華，質量自然遠在民間所藏或太建年間抄本之上，所以損失是無法用數量來估價的。從秦始皇到唐初，中國的書籍已經遇到了大小無數次災難。從唐初到現在，天災人禍又難計其數，當時的近九萬卷書中大多也沒有能保留下來。但壹次由皇帝主動焚毀十四萬卷書的記錄，在這二千多年間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 要是梁元帝沒有焚書，那麽即使在西魏軍隊占領江陵時有所破壞，總有壹部分會作為戰利品集中到長安，也總有壹些會流傳到今天，而間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會更多。如果這樣，公元五五五年前的中國史會比今天所了解的豐富許多，中國古代文明必定會更加輝煌。壹千四百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人中知道發生過這場浩劫的人肯定已經不多了，但是江陵焚書的起因卻是值得所有關註中國文明命運的人認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書的間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禦戰的失敗。公元五五四年十壹月（梁承聖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將於謹、宇文護、楊忠率五萬大軍從長安出發，直指江陵。其實，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經註定了他覆滅的命運。江陵背靠長江，北方無險可守，而且遠離南朝長期的政治、軍事中心建康。為了應付兄弟和宗族間的沖突、控制潛在的敵對力量，他又將軍隊分駐在各地，對北方的強敵西魏非但不加防範，還妄想利用它來消滅異己，甚至在接到梁朝舊臣馬伯符從西魏發來的密件時，還不相信對方已在作入侵的準備。 西魏的主帥於謹在出兵時就對梁元帝的戰術作了預測：上策是“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揚”，即軍隊總動員後主動放棄江陵，轉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內居民還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即將外城居民遷進內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難於移動，據守羅郭”，即不作任何主動轉移，死守外城。而從各方面情況分析，梁元帝必然采取下策。以後的發展果然不出於謹所料，梁元帝的戰術甚至比下策還糟糕。 十壹月二十日，武寧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荊門市東北）宗均報告了魏軍即將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議，大將胡僧辯和謀臣黃羅漢說：“兩國關系友好，並沒有什麽利害沖突，必定不會如此。”上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說得更絕：“我當時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師，實際統治者）的神色，肯定沒有入侵的道理。”梁元帝決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後，魏軍已到達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壹帶，元帝這才下令內外戒嚴。但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鐘祥縣境）後又給黃羅漢送去急信：“邊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兒戲。”這使元帝又將信將疑。直到十壹月二十八日，元帝才派人到建康去征召握有重兵的大將王僧辯來江陵任大都督、荊州刺史，率軍入援。但他對抵抗魏軍毫無信心，十二月壹日晚上在鳳凰閣上已發出“今必敗矣”的哀嘆。即使在這樣的形勢下，他對部屬的防範控制卻絲毫沒有放松，郢州刺史（治今武漢市）陸法和出兵援江陵，他派人阻止：“我這裏能夠破敵，妳只要鎮守郢州，不必調動軍隊。”就這樣失去了壹支最近的援兵。十二月十日，魏軍渡過漢水，於謹派宇文護和楊忠率精騎襲占江津（今湖北沙市市東南），截斷了東陵以東的長江水路。當天梁元帝在江陵外城的津陽門外舉行了壹次閱兵，但北風大作，暴雨驟降，只得草草收場。第二天，魏軍攻下武寧，俘獲太守宗均。壹向坐轎的元帝騎馬出城，部署在城周豎起壹道六十余裏長的木柵，命胡僧辯、王褒分別負責城東城西的防務，太子巡守城樓，百姓搬運木石。當天夜裏，魏軍到達離江陵僅四十裏的黃華，十四日進抵木柵下。十五日，梁軍開門出戰，新興太守裴機殺了魏將胡文伐。可是到了二十四日柵內失火，燒掉了幾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樓，魏軍乘機大舉渡過長江，於謹下令築起包圍圈，江陵與外界的聯系完全斷絕。盡管梁元帝已多次向四方征召援兵，但沒有壹支到達。實力最強大的王僧辯遠在建康，雖已作了部署並派出前軍，卻準備采取等待時機，襲擊魏軍後路的策略，可惜還來不及實行，江陵就已陷落。另壹支援兵由廣州刺史（治今廣州市）王琳率領，雖日夜兼程，剛趕到長沙。二十七日，深感絕望的梁元帝撕下壹塊帛親筆寫上：“吾忍死待公（妳），可以至矣！”催王僧辯進軍，但早已無濟於事。五五五年壹月四日，梁軍分路開門出戰，全部敗還。十日，魏軍全面攻城，梁軍主將胡僧辯中流矢而死，軍心動搖，有人開西門放入魏軍。元帝退入金城（內城），立即派兩位侄兒作人質，向於謹求和。城南將領紛紛投降，城北的將士苦戰到黃昏，聽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