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區別主要在於文字有別，內容和篇目有別，版本有別，以及對孔子的態度與其所言對“古代”的認識有別。
壹、今文經學今文經指漢初由儒生口傳，並用當時流行的隸書記錄下來的經籍。在經學確立的初期，並沒有今文經學這樣的名稱，只是因為後來古文經學的興起，才相應地將之前流行的經學稱之為今文經學。由於秦的焚書，漢武帝所立的五經博士傳習的儒家經傳大多是根據儒生的口耳相傳用隸書記錄的版本，而非先秦文字寫就的古書，這就是所謂的今文經。
今文經學在兩漢壹直被立於學官，深受統治者的重視。西漢中後期，武帝時經學成論事言政依據，董仲舒演說陰陽災異的新儒學“今文經學”占統治地位，散文言必稱經，喜以陰陽災異論政論事。
二、古文經學古文經指漢代前期從民間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間所發現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寫成的經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經學日益繁盛，朝廷多次下令搜求遺書，壹些諸侯王也重金求購古籍，先秦舊典不斷被發掘出來，這些古籍大多是用先秦文字書寫的，當時許多人不認識，因此，被稱為古文經。古文經通過長期的傳習，古文學者轉相發明，到西漢末具備了章句義理，形成了古文經學。
古文經學為立學官，與今文經學開展了多次論爭。東漢後期的散文，內容多為宦官專權、政治混亂、社會腐敗的現實，傾向寫實，語言日趨駢偶，文采激情，多不平之氣，以王符、仲長統等為代表。
三、今古文經學區別（壹）文字有別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不同，起初只是今文經與古文經的不同。而今文經與古文經的不同，首先是文字的不同，即今文經是用漢代隸書書寫的，古文經是用戰國時六國文字書寫的。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指出：“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於文字之異。今文者，今所謂隸書，世所傳熹平《石經》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謂籀書，世所傳岐陽石皷及《說文》所載古文是也。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籀書，漢世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猶今人之於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1]
但僅僅用文字來區分今文經和古文經並不可靠，因為在現實中，古文經可能有今文抄本，今文經亦可能有古文祖本。譬如伏生壁藏的《尚書》屬今文經，但原本是用戰國末期的古文抄寫的；孔府發掘的《尚書》屬古文經，但孔安國用今文解讀並傳世。皮錫瑞也註意到這個問題，他在《經學歷史》中說：“凡文字必人人盡識，方可以教初學。許慎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然則孔氏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為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故漢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2]皮錫瑞認為，為方便學習、傳授，漢代發掘出的所有古文都改成了今文，這是符合實際的，但他卻沒有講清楚今文經與古文經的差別到底在哪裏。
（二）內容、篇目有別事實上，今文經和古文經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內容不同、篇目不等上。以《尚書》為例，伏生所授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而孔壁發掘的古文《尚書》多出十六篇，外加孔子序壹篇，***四十六篇。不僅篇目不同，相同的篇章中文字也有差異，劉向在校書時，對照今、古文《尚書》，發現今文《尚書》 脫簡三處、異文七百多處、脫字數十個。《禮》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高堂生所傳今文《禮經》***十七篇，而魯淹中所出的《禮古經》***五十六篇，多出三十九篇古文《逸禮》。其中十七篇雖如今文《禮經》篇目相同，但字多不同。此外，古文《禮經》中還有壹部 《周官》，今文經也沒有。
（三）版本有別徐復觀先生認為，今文經與古文經的不同，實際就是經書的版本不同。他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中講道：“今文與古文的分別，其實不在字體的不同”，因為“漢初的今文皆來自古文，而古文以隸書改寫後即為今文，凡流布中的字體是相同的，即同為隸書。今、古文的分別，乃在文字上有出入，及由文字上的出入而引起解釋上的出入。有如今日同壹部書，發現有兩種不同的版本”[3]。如果據此給今文經和古文經下個定義的話，那麽今文經就是漢武帝之前發現的被漢武帝立於學官的經書版本以及之後衍生的版本；而古文經就是漢武帝之後發現的經書版本或在漢武帝之前發現但被遺漏未立於學官的版本。事實上，不僅今文經與古文經的版本不同，今文經內部各家的版本也不壹定相同。如姜廣輝主編的 《中國經學思想史》 就指出：“今文經學為官方經學，在漢武帝時有五經七家，在東漢有五經十四家，其中的每壹家都有其獨特的經書傳本。”[4]
隨著古文經學的創建和章句義理的發展，今文經和古文經由兩種不同的經書版本演變為兩種不同的經學派別，即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於是“非惟文字不同，而說解亦異矣”[5]。
（四）對孔子的態度與其所言“古代”的認識有別今古文經學對於孔子與堯、舜、禹、湯、周公的關系有著不同的看法，其背後的問題，則是中國文明的立法者是孔子，還是孔子之前的歷代聖王。
前者，今文經學言歷代聖王，皆虛其人，皆是孔子托古改制，視孔子為托古改制的“素王”，經學是壹套未曾實行的理論；註重闡發經文的“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以董仲舒、劉向和何休等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傳》。
而後者，古文經學所述歷代聖王，皆為實事，崇奉周公，視孔子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師；偏重訓詁，與現實政治問題聯系較弱；以劉歆、賈逵、王府和仲長統等為代表，最重《周禮》。
因此，對孔子所言“古代”的認識，直接關系著對經學性質的理解。要註意的是，這裏的“古”並非歷史時間層面，而在於價值。
[1]清·皮錫瑞著，周予同註釋.經學歷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4:54.
[2]清·皮錫瑞著，周予同註釋.經學歷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4:54-55.
[3]徐復觀. 徐復觀論經學史兩種[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99.
[4]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560.
[5]清·皮錫瑞著，周予同註釋.經學歷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