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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修《四庫全書》為什麽要銷毀大量珍藏典籍?

乾隆皇帝深受漢族儒家文化的影響,他自己學識淵博,擅長詩詞,並常常以“稽古右文”標榜自己。他利用百余年來奠定的雄厚的經濟基礎,開展了大規模的搜求整理文獻和編纂書籍的活動,其中有壹部大型的綜合性叢書,把歷代官府主持修書的活動推向了最高峰,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就是《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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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壹個擁有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歷代帝王以“武功”定天下後又多以“文治”坐江山,即所謂的文治武功兼具。而標榜“文治”,以彰顯國富民強的重要手段就是招攬天下文才,搜集典籍,編纂圖書,如唐代有《藝文類聚》,宋代有《太平禦覽》,明代有《永樂大典》等等,都是規模宏大的書目類圖書,足以炫耀當朝統治的強盛,同時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也起到了推動和促進作用。

到了清代,康熙和雍正兩朝皇帝也都在此下過大工夫,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乾隆皇帝,以天下文治武功第壹人自居,更不惜動用全國的物力和財力,召集當時壹流的學者和專門的人才,立誌要編纂壹部囊括古往今來所有著述的大書。乾隆從小受聖祖康熙皇帝的影響,倡導儒家文化,重視程朱理學,而要講明儒學,推崇理學,首先就要遍覽經史書籍。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早在乾隆六年(公元1741),乾隆皇帝就發下壹道諭旨,要各地督撫學政留心采訪書籍,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再次發布諭旨,命直隸督撫采訪、購買遺書。此後,訪購遺書、整理文獻、編纂書籍的活動就聲勢高漲地開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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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乾隆皇帝只是讓地方官吏探訪歷代流傳下來的各類書籍,但對編壹部什麽樣的書還沒有完整的設想。

此時,安徽學政朱筠上了壹道奏折,提出了搜訪和校錄書籍的四點建議:壹、征求漢唐以來,特別是遼宋金元四代的價值較高、極少傳世的舊本、抄本,由政府出面購買,謄錄副本後,將原本給還;二、對內府藏書進行壹次普查,編出目錄並公布,以便各地獻書時參考,並特別提出應對前明的《永樂大典》進行整理,從中輯錄獨立成書的著作;三、對具有文獻價值的金石、圖譜等也應列入搜集範圍;四、吸收歷代編書經驗,在征集大量書籍的基礎上還應對所收之書進行校勘,並分門別類寫出提要。乾隆皇帝十分重視這份奏折,當即交給大學土劉統勛等商議,翰林院的官員們認為朱筠的建議可行,隨後又商定了具體的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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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親自為這部書題名為《四庫全書》,還設立了專門的“四庫全書館”,作為負責編纂這部大書的特別機構。所謂“四庫”來源於我國古代對文獻的分類方法。早在西晉時,古人就開始將書籍文獻分為經、史、子、集四個大類:“經”,主要是孔子、孟子講授的學問以及後人對孔孟之學的研究的書籍;“史”,包括了各類歷史、地理著作;“子”,是指諸子百家的著作和百科知識方面的著作;“集”則包括了各類文學著作和作家的文集。到唐代,集賢書院等皇家圖書館就按這四種分類法,設置書庫,貯藏圖書,名“四庫書”。乾隆禦賜《四庫全書》的書名,就是表示該書將世間所有部類書籍收集殆盡的意思。

按照朱筠提出的編纂方針,翰林院首先對宮內收藏的《永樂大典》進行了核查,結果令人吃驚,這部煌煌巨著已經散失很多,其中收錄的很多珍稀圖書也壹時很難找到了。為此,乾隆首先督促查訪《永樂大典》的佚本,命令官員們不論誰有該書的刊本都必須盡快上繳,而對於已經進入書肆(書店)的,各地官員收買後上繳京城。為了加快訪求遺書的進度,乾隆又下旨,命各地督撫在半年的限期內必須完成訪書的事宜,同時警告各地私人藏書家將所藏書籍趕緊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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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清初的文字獄,很多藏書家擔心受到株連,不敢將藏書獻出,而且還擔心自家世代傳承下來的壹些珍本被征之後不得歸還,所以搜集圖書的進程壹開始進展得很不順利。為此,乾隆皇帝又連發諭旨,申明不會因訪求書籍中的瑕疵而罪及藏書人,並保證所有獻出的文獻壹經輯錄完成立刻發還。經辦官員和藏書家們的疑慮打消了,各地獻書也出現高潮,其中獻書最多的就是江浙兩省,而這些所征之書,構成了《四庫全書》的主要來源。

通過對皇宮、官家、民間各種途徑的搜集,去掉重復的,最終大約有15000種圖書匯集到四庫全書館。書籍收集上來了,但如此空前規模的編修和審訂,還需要大量的人力。乾隆在四庫全書館內設置正總裁16人,副總裁10人,分別從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中挑選,負責總管館內事務;之下設立總閱官15人,總纂官3人,總校官1人,繕書處總校官4人,分別負責管理不同職責的分機構;在各機構下,還有具體辦事官員,分工負責校勘、編輯、刊刻、裝訂、整理等事務,總***任命負責的官員達360人,校對和抄寫的人員有3800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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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證這部書的質量,乾隆皇帝網羅天下人才,如紀昀、陸錫熊等被乾隆任命為總纂官,而各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也都是學有專長、造詣頗深的學者,有經學家、校勘學家、史學家、算學家、古文學家等,四庫全書館可謂鴻儒碩學薈萃壹堂,他們以自己的專長和學識在各自的職務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比如,總纂官紀昀,他把《四庫全書》中每壹部書的淵源、版本、內容都作了詳細的考證,編寫了200卷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乾隆帝本人也對各篇《提要》和部分原書親自加以審查,保證了該書的編纂在各個方面都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

經過10年的努力,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十二月,第壹部《四庫全書》編修完成,在編修的過程中還編成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等副產品,作為工具或目錄,方便了對《四庫全書》的查閱和利用。此後3年內,又繕寫了3份復本。這四部書分別藏於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避暑山莊文津閣和盛京沈陽故宮的文溯閣,號稱北四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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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江浙地區文人會聚,為了方便他們就近閱讀,乾隆皇帝又命將《四庫全書》再繕寫3份,分別藏於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和杭州聖因寺行宮的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此外,翰林院中還收藏了壹份《四庫全書》原本,供翰林學子們抄閱。由於抄寫完成的時間先後不同,期間又有抽補等情況,所以各地所藏《四庫全書》中收錄的書籍數目不同,成書的卷冊數也不同,僅文津閣所藏壹部***收書3503種,79337卷。而七部書***繕寫了1600萬頁,***計60多億字,動用繕寫人員達3800多人。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所動用的物力、財力、人力可想而知,如果沒有壹個經濟基礎雄厚,又長期安定的環境,這項亙古未有的巨著是根本無法完成的。

《四庫全書》幾乎收集了古往今來所有知識領域的文獻,它的編纂無疑對保存古代典籍、傳播歷史文化、推動學術研究等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編書的過程中,同時對大量書籍進行了查禁、篡改甚至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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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達3000多種書籍遭到收繳禁毀,將近總數的四分之壹。其余的書籍,又分作應抄、應刻、應存三類。應抄是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庫全書》;應刻是清廷提倡的著作,除抄入《四庫全書》外,另外用木活字版印刷;而應存是認為沒有價值的著作,僅錄存書名。歸進應抄的圖書,都經過了嚴格的審查,凡書中有對清朝統治者不利字句的文字,嚴重的整段刪除,輕微的則篡改原文,就連宋代人指責遼國金國、明朝人批評元朝的話,都屬於觸犯禁忌。這樣壹來,很多古書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意。所以,《四庫全書》是清代官修的中國歷史上卷帙最多的壹部綜合性叢書,它同時寓禁於修,被學人們稱為是壹部“功魁禍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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