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我國古代對結核病發現的認識
古代兩千多年前，《黃帝內經素問》所載“傳乘”，其癥狀有“大骨枯稿，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肉破腘”等。
東漢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描述“虛勞”有“手足煩熱、盜汗、虛煩不得眠”和“馬刀俠癭”等，都與肺結核癥狀和淋巴結結核相類似。“傳乘”、“虛勞”雖難肯定就是肺結核，但包括肺結核。
華佗的《中藏經.傳屍》描述為“或因酒食而遇,或問病吊喪而得,…鐘此病死之氣,染而為疾,故曰傳屍也”。“傳屍者非為壹門相染而成也，人之血氣衰弱，藏府虛贏，中於鬼氣，因感其邪，遂成其疾”，說明結核病不壹定造成全家傳染，只有抵抗力低的人，才會感染發病。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醫學家已經能辯證認識到肺結核病的傳染性。
晉代葛洪 (281～361年)在《肘後備急方》中論及“屍疰”壹病：累年積月，漸就頓滯，以至於死，死後復傳之旁人，乃至滅門，由此可以看出，葛洪已初步認識到結核病是壹種家族性傳播的慢性傳染病。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虛勞咳嗽候》說明肺癆是以咳嗽、胸痛、喘息、咯血為特征的壹種病癥。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已經把屍疰、毒疰列入肺臟病篇。同時期的王燾《外臺密要.卷十六》指出:“肺癆熱,損肺生蟲,…生肺蟲,在肺為病”，提出“肺蟲”致病說。唐代王燾 (公元8世紀)援引《蘇遊論》說，“肺勞熱損肺生蟲，形如蠶，在肺為病”，設想到“蟲”活生物可能為肺結核病原體。
宋朝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諸蟲飛屍鬼疰》認為：“肺蟲居肺葉之內，蝕入肺系，故成瘵疾，咯血聲嘶”。宋朝的陳言《三因方》與嚴用和的《濟生方》均列入癆瘵專篇，將肺癆與壹般的虛勞區別開來。同期的楊仁齋在《仁齋直指方》中提出：“治瘵疾，殺瘵蟲”的治療方法。
元朝的朱丹溪《丹溪心法·癆瘵.附錄》記載：“蓋勞之由，因人之壯年，氣血完聚，精液充滿之際，不能保養性命，酒色是貪，日夜枕嗜，無有休息，以至耗散真元，虛敗精液”，強調癆瘵形成的內在因素，至病機理為“火盛金衰”。元朝的葛可久所著《十藥神書》在充分認識肺癆的基礎上，總結出了肺癆治療的首部專著。
明代的李梃《醫學入門》指出肺癆六大主癥為：“潮、汗、咳嗽，或見血，或遺精”。龔廷賢《壽世保元·勞瘵》指出肺癆的致病機理為:“由相火上乘肺金而成”。張景嶽在《景嶽全書》中雲：“至若勞瘵之有不同者，或以骨蒸、或以幹咳，甚至吐血吐痰，營衛俱敗，尪羸日甚，此其積漸有日，本末俱竭而然” ，認為肺癆是慢性消耗性疾病。劉淵然在《上清紫庭追癆仙方》中闡述，“傳屍癆瘵皆心受病，氣血凝，故有成蟲者，蓋由飲食酒色憂思喪真，遂至於此”，指明肺結核發病常先由各種原因耗傷元氣，減低抵抗力，然後“癆蟲”之類外來病原體才會侵入體內而致病。李中梓《醫宗必讀.癆瘵》確立了“補虛以補元，殺蟲以絕其根”的治療方法，認為：“能殺其蟲，雖病者不生，亦可絕其傳疰耳”，強調了為預防傳染，殺蟲十分重要。徐春甫 (1537)《古今醫繩》中談到:“凡人有此癥，便宜早治，緩則不及事矣”，“凡親近之人不能回避，須要飲食適宜，不可著餓，體若虛者可服補藥，身邊可帶安息香，大能殺勞蟲”。壹方面強調早期治療，另壹方面也向密切接觸者提出註意保健，防止接觸感染。
清代李用粹《證治匯補》對結核病的描述：“癆瘵外候，睡中盜汗，午後發熱，煩躁咳嗽，倦怠無力，飲食少進，痰涎帶血，咯唾吐衄，肌肉消瘦”等〔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