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清供宋代時進入收藏領域
到了宋代，南唐歸宗的翰林學士蘇易簡以筆、墨、紙、硯“為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撰寫了《文房四譜》壹書，是書凡“筆譜”二卷，“硯譜”、“紙譜”、“墨譜”各壹卷，***計五卷。搜采頗為詳備，提供了大量寶貴的資料，是首倡“文房四寶”的典籍，因而後人提到文房四寶，必會談到《文房四譜》，這部書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風尚的發端。
其實，文房用器早於隋唐時就逐漸興盛起來。隋代是我國科舉制度的起源時期，隨著科舉的興盛，促進了隋唐文人階層的出現，於是與筆墨情趣不可分離的文房用器大量出現。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筆、墨、紙、硯的範疇。《唐書?陸龜蒙傳》記有筆床，唐杜甫《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詩：“筆架沾窗雨，書簽映隙曛。”
我國歷史上第壹個將文房用器整理出書的是南宋的趙希鵠，趙氏在《洞天清祿集》列入十項內容，它們是古琴、古硯、古鐘鼎彜器、怪石、硯屏、筆格、水滴、古翰墨筆跡、古畫等，但當時流行的文房器物遠不止這些。趙希鵠還曾寫道：“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硯池，以供壹日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宋林洪的《文房圖贊》中有了臂擱的記錄，有關壓尺的宋代記載也頗多，例如龍大淵的《古玉圖譜》、周必大的《玉堂雜記》、李昭玘的《樂靜集》與劉宰的《家藏集》等，分別記載著玉、石、檀香等材質壓尺。在宋代的《槐陰消夏圖》、《西園雅集圖》等繪畫中，出現了筆插的形象。另外，在宋嶽珂《槐郯錄》中也記載著：“禦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漏之屬，計金二百兩。”從上述文獻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僅門類豐富，用途廣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講究。這些文房的器物，在拓展它們的實用價值的同時，也提升了自身價值，由此可見，宋代在流行文房清玩的同時，也開了文房清玩收藏的先河。
明代是文玩風尚的繁榮期
文房器物經過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時進入了繁榮期。其時，城市經濟高度發達起來，文人階層的迅速擴大，對書齋中的用器需求日益增強。民間工匠的社會地位有了相應的提高，從而使藝術創造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不僅民間如此，連明皇室也同樣青睞起書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魯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鎮紙、水晶獸形水盂、玉荷葉筆洗、碧玉筆格等。
正因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發達，追求這些文房用具又成為壹種時尚，於是乎，許多文人雅士便將目光轉向了這些既能實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紛紛編書闡述，起到了積極的推廣作用。最早編撰的是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論》，曹氏將文房清玩分為十三類：古琴、古墨跡、古碑法帖、金石遺產、古畫、珍寶、古銅、古硯、異石、古窯器、古漆器、古錦、異木。曹氏與他的前輩所不同的是，學識淵博的曹昭沒有就事論事地記述文玩的品種門類，而是從工藝、產地、考據與鑒賞的角度，論述了文房清玩，從中可以看到當時人們的對文玩收藏的追尚，此書對後世影響很大。
明文震亨的《長物誌》，也是壹部記載文玩的著名文獻，他是“明四家”之壹的文徵明的曾孫，其洋洋萬言的《長物誌》壹書***十二卷，綜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質環境，在卷七《器具》中，列入眾多的文房用具，計有硯、筆、墨、紙、筆格、筆床、筆屏、筆筒、筆船、筆洗、筆掭、水中丞、水註、糊鬥、蠟鬥、鎮紙、壓尺、秘閣、貝光、裁刀、剪刀、書燈、印章、文具等。這些都是直接的文房用具，此外，還編人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爐、袖爐、手爐、香筒、如意、鐘磬、數珠、扇墜、鏡、鉤、缽、琴、劍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書畫》、卷六《幾榻》、卷十二《香茗》中，還記載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靈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絲、畫匣、書桌、屏、架、幾、沈香、茶爐、茶盞等。作者對這些文房器物的追崇，體現了明代文人的“於世為閑事，於身為長物”的心境。
高濂的《遵生八箋》，也是明代文人留下的壹部文人清居的著作，其中載有《文房具篇》，書中對文具匣、研匣、筆格、筆床、筆屏、水註、筆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糊鬥、圖書匣、臂擱、筆覘、墨匣、筆船等都有專文記述。在高氏的條目中，有的描寫得很詳盡，例如“筆格”條文雲：“有玉為山形者，為臥仙者。有珊瑚者，有瑪瑙者，有水晶者，有刻犀者。”又如“筆床”條文雲：“筆床之制，行世甚少，余得壹古鎏金筆床，長六寸，高寸二分，闊二寸余，如壹架然，上可臥筆四矢，以此為式，用紫檀烏木為之亦佳。”再如“水中丞”條文中是這樣描述的：“銅有古小尊罍，其制有敞口圓腹細足，高三寸許，墓中葬物，今用作水中丞者。余有古玉水中丞，半受血侵，圓口甕腹，下有三足，大如壹拳，精美特甚，古人不知何用。近有陸<子岡>琢玉水中丞，其碾獸面錦地，與古尊罍同，亦佳器也。磁有官、哥甕肚圓者，有缽盂小口式雨雪者，有瓜楞肚者，青東磁有菊瓣甕肚圓足者，定有印花長樣如瓶，但口敞可以貯水者，有圓肚束口三足者，有古龍泉窯甕肚周身細花紋者，有宣銅兩尋沙金制法古銅瓿者，樣式美甚。近有新燒均窯，俱法此式，奈不堪用。”今天，我們讀著高濂的這些文字記載，壹方面為作者的收藏鑒賞所折服，另壹方面也可以窺見明代文人的書齋文具的豐富多彩。
在明代文人留下關於文房清玩的著作中，羅列品種最繁多與全面的，恐怕要數明末的屠隆，他在《考盤余事》壹書中的《文房器具箋》中，壹***列舉了45種文具，可謂是集當時文房清玩之大全了，包括筆格、研山、筆床、筆屏、筆筒、筆船、筆洗、筆覘、水中丞、水註、硯匣、墨匣、印章、圖書匣、印色池、糊鬥、蠟鬥、鎮紙、壓尺、秘閣、貝光等45種文玩，如果再加筆墨紙硯，總數就達49種之多。這不僅在明代，也是古籍中記載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為後人研究與引經據典的重要出處。
清代文玩存世數量最多
中國的古代文房用具，歷經唐宋元明之後，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時期，除了被譽為“文房四寶”的筆墨紙硯外，更潛心發展“文房四寶”的輔助工具，精心設計，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實用價值，也被觀賞與把玩性所取代，成為名副其實的“文玩”。
在清代，文玩的流行與繁榮，除了文人精心追求，營造壹個窗明幾凈，賞心悅目的書齋環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愛好與推動。如今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了壹件乾隆禦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絕無僅有的藝術精品。該箱紫檀木制作，箱長74厘米，高14厘米，寬29厘米，箱蓋裝有銅鍍金暗鎖。箱打開後可支成文案，案腿設計在箱槽內，用活動薄板支撐，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內設有兩個同樣大小的屜盒，每壹屜盒都有兩層形式不同、大小各異的多寶閣，可以人置65件文具與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硯、玉臂擱、筆筒、獸鎮、石章、描金雲龍紋筆等等。至外還有棋子、棋盤、小蠟盞等。這個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華，反映了當時的最高水平。
文房清玩，形微體輕，與重器大件相比，實屬小器物。然而正是這些小玩意，卻又是壹個內涵豐富的知識載體，根植於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傳統，它的豐富的功能，獨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態的制作工藝與材質，構成了壹個絢麗多彩，晶位高雅的藝術世界，也是前人為我們留下的珍貴的文化遺產。文房用具，又成為物質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對象，吸引著人們從不同角度進行考證與研究。同是，古代文玩越來越得到收藏家們的青睞，成為珍貴的藝術品。
據筆者所聞，目前存世的文房清玩，以清代居多，宋元極少見。除筆墨紙硯“四寶”外大致有以下諸類。筆用類：筆格(架)、筆掛、筆筒、筆插、筆床、筆船、筆屏、筆簾、筆匣、筆海、筆簍；墨用類：墨床、墨盒、墨缸、墨屏、墨匣；紙用類：鎮紙、壓尺、裁刀、剪刀、界尺、氈墊、畫缸、劍筒、貝光：硯用類：硯屏、硯匣、筆硯(掭)、研山；印用類：印章、印匣、印泥盒、調泥箋；水器類：水滴(註)、水盂、筆洗、水勺、水中丞；調色類：格碟、調色缸：輔助類：臂擱、糊鬥、蠟鬥、帖架、癭瓢、書燈、詩筒、文具匣、香椽盤、書架；其他類，香熏、手爐、香爐、數珠、拂塵、冠架、古琴、拜帖匣、宮皮箱、瓶觚、如意、銅鏡、寶劍、算盤等以及書齋家具如案、幾、桌、椅、櫥、榻、凳、架、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