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學·宋學和《春秋學》的進壹步政治化·南宋的 《春秋》 學
宋高宗在臨安建立偏安政權，在國力勉強可以自保的相當壹段時期內，朝廷內外始終存在著進取與茍安兩派的爭論。從漢族士大夫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來說，向“胡虜”俯首稱臣，實在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大恥辱，即使是茍安派，在口頭上和文字上也不得不承認這壹點。求和自保只能是壹種屈辱的現實，而絕不能成為輿論導向。在長期政治化了的《春秋》學裏，《公羊傳》中莊四年壹再申明的“復仇”大義，就十分自然地成了時代的強音。其集中體現是胡安國的著作。
胡安國，字康侯，以氣節稱於時，學者稱“武夷先生”。他認為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是招來國勢哀亡的原因，所以畢生專治《春秋》。宋高宗讓他為《左傳》點句正音，他回答為人君者不宜欣賞此書的文采而虛費光陰，應該研究經世之大典《春秋》，之後，就進呈了自己的著作《春秋傳》。
和北宋相比，胡氏之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傾向更加自覺，尤其是在嚴華夷之辨上。舉壹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僖二十四年周、鄭交惡，其曲未必在鄭，周襄王力量不足，引狄人為助攻伐鄭國。鄭文公有背於尊王而周襄王有背於攘夷，兩條大義不能統壹，胡氏還是把攘夷放在首位，批評周襄王“用夷制夷，如木之植攏其本也”，而且以前事為鑒，說：“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兵戎之禍;晉借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差壹點就要說到本朝如何如何。這種例子，全書中觸目皆是。當然，胡氏之書本身並非沒有優點，主要是性質體例便於初學。卷首在“綱領”之下有《春秋諸國興廢說》，類似於各國簡史，其後又有《春秋提要》，列舉大事，條分件系，是壹部相當有系統的《春秋》教科書。由於上述兩方面的原因，此書在南宋成為官書，影響極大，降及元明，甚至升格而為科舉考試中《春秋》經義的標準，與三傳合稱“四傳”。直到清初康熙指令儒臣編纂《欽定春秋傳說匯纂》，對胡傳作了猛烈的抨擊，此書的影響才逐漸消失。
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與胡安國為同榜進士。他是宋代著名的學者文人，撰有《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讞》、《春秋指要總例》。他自視甚高，對北宋以來的《春秋》學者都表示不滿，明白表示要出而補偏救弊，方法是斟酌三傳，以求史實與大義的契合。他標榜尊經而攻排三傳，但多是從字義、史實出發立論，和胡安國大不相同。其剔抉傳文中的矛盾失誤，不少地方都能壹矢中的，但也有過於苛刻之處。例如《春秋讞》為《左傳》所記昭公十二年的內亂提出了壹大堆問題。應該說，這壹段歷史牽涉到二十年的舊賬，頭緒紛繁，《左傳》的作者確實沒有說清楚。葉氏提出的問題確實都擊中了要害，然而這位法官審問的是壹千多年前的舊案，又找不出任何新的材料如馬王堆帛書，其結果只能是永遠無法定讞。這個例子可以相當典型地說明葉氏學風中的長處和不足。
宋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他的哲學思想和對儒家經典的解釋被宋以後幾代統治者奉為正統，整整統治了中國思想界長達600余年。在哲學上他的體系被視為客觀唯心主義，使人感興趣的是，當朱熹離開他的哲學體系而進入具體的學術探討，往往會有相當實事求是甚至精密周到的意見。為人們所熟悉的《詩集傳》、《楚辭集註》以及在他指導下蔡沈撰寫的《書集傳》都可以作為上述意見的樣本。他對《春秋》經傳並沒有專著，但是在程川所編的《朱子五經語類》 中卻留下了不少有影響的好見解。
(1)反對深文周納的褒貶說。他認為，《春秋》雖然富有聖人的大義，“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吳楚，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言字字有義也” (卷壹七 《統論經義》)，但並不存在什麽“例”和“法”：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個事在，據他載得恁地。……而今卻要去壹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卻要去尋求聖人之意，妳如何得知他肚子裏事? (同上)
從漢儒以來，在《春秋》學中還從未見過這樣直截痛快的議論。這不能不說是壹種實事求是的學風。
(2)論三傳。朱熹觀察問題，多不在瑣屑的問題上糾纏而具有統觀全局的氣魄。他明確指出《左傳》為史學，而且所記載的歷史 “恐八九分是”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引)，讀《左傳》需要“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卷五七《統論左傳》)。關於《左傳》的作者和編定的年代，他繼承趙匡以來的懷疑，毫不含糊地說“是後來人做”(《統論三傳》)，理由是《左傳》中的蔔筮有好幾處都應驗於三家分晉以後，“只是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為此以欺上罔下耳。如漢高帝蛇，也只是脫空”(《統論左傳》)。和多數宋儒不同，朱熹不贊成 《公》、《榖》。“問： 《公》、《榖》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當初聖人無此等意”(卷五七《統論四傳》)。“有那道理”，表明理學家朱熹同意二傳闡發的大義;“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則是學者朱熹懷疑二傳的穿鑿。這種又矛盾又統壹的現象不僅體現在對《春秋》經傳的態度上，而且存在於朱熹整個的哲學體系之中，即唯心的世界觀和實證的方法之間的矛盾。
朱熹反對從孫復到胡安國以來的學風，他的門人弟子又紛紛為之張目。張洽的《春秋集註》、呂大圭的《春秋或問》都是朱熹《春秋》學的具體闡明。另外，董仲炎雖非朱熹門下，但他的《春秋通說》也屬於朱熹壹派，對胡安國作了尖銳的抨擊。其他《春秋》學者，值得提到的還有呂祖謙、陳傅良、呂本中、李明復等人，或重視《左傳》的文采，或排比春秋史事，或集諸儒之說以為集註，都各有特色。
元、明兩代的《春秋》學以胡安國為宗師。胡氏之於《春秋》，猶如朱熹之於“四書”。在近四百年中的《春秋》學，其中心就是圍繞胡傳，多數人贊成擁護，加以註疏闡述，壹部分人則宗奉朱熹，對胡傳辨疑考誤。宋人雖有主觀穿鑿之弊，但壹變前代的陳陳相因而敢於獨立思考。元、明用科舉和八股束縛士人和引誘士人，學問之道乃被逐漸忽視，所以這兩代中很少有高質量的著作，唯壹應該提到的是元代的黃澤和趙汸。黃澤自己沒有著作，其學說都是通過弟子趙汸保留下來的，很像唐代的啖助和陸淳。趙汸的著作有《春秋集傳》、《春秋師說》等多種，推尊朱熹，反對胡安國，提倡 “據《左氏》史實而兼采《公》、《榖》大義的治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