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1898年回京，積極參加“百日維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9月，政變發生，梁啟超逃亡日本，壹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論戰達到高潮，梁啟超作為改良派的主將，遭到革命派的反對。
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梁啟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東京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由於清政府並不真心實行憲政，政聞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義爆發後，他壹度宣揚“虛君***和”，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又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和黨、統壹黨合並，改建進步黨，與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1915年8月，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壹文進行猛烈抨擊，旋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積極參加反袁鬥爭，為護國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袁世凱死後，梁啟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攏壹些政客，組建憲政研究會，與支持黎元洪的憲政商榷會對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權。梁啟超擁段有功，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臺，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梁啟超也是壹位著名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寫下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的著作。他壹生著述宏富，所遺《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余萬字。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是我國近代享有國際盛譽的著名學者。他中過秀才，早年學習英、日文，研究哲學、文學受到德國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和文藝思想的影響，其成果在我國近代文化學術事業上作出了壹定的貢獻。1903年起，任通州、蘇州等地師範學堂教習，講授哲學、心理學、邏輯學，著有《靜安文集》。1907年起，任學部圖書局編輯，從事中國戲曲史和詞曲的研究，著有《曲錄》、《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等，重視小說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開創了研究戲曲史的風氣，對當時文藝界頗有影響，辛亥革命後以清室遺老自居。1913年起轉治經史之學，專攻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古史地學，先後致力於歷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漢晉簡牘、敦煌唐寫經、西北地理、殷周秦漢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釋研究，還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註疏工作。他治史嚴謹，考證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見，主張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史料，多能發前人所未發，對史學界有開壹代學風的影響，1925年任清華研究院教授，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頤和園投水自盡，給中國知識界留下了深深的顫栗和遺憾，也留下了難解之謎。
王國維的學術著作，以史學為最多，文學為最深，文字學為最基本，並涉及其他許多方面。換言之，其殷周制度史、宋元戲曲史、古文字學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空前而超過了同時代學者的。
陳寅恪（1890—1969），義寧（今修水縣）人。清朝著名詩人陳三立的第三個兒子。夫人唐筲，是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壹位女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誌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結婚。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光緒二十八年（1902），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為導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壹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名教授如吳宓、朱自清等也常來聽課。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壹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壹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註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壹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19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壹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終於得到準確破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壹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壹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占領香港，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又壹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禦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壹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後被先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誌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自1956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1962年，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唐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沈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動。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壹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柱的整理、校勘，壹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先集》已於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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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元任(1892-1982)，著名語言學家，哲學家和作曲家。在中國語言學界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字宣仲，江蘇五進人，生於天津。1910年為遊美學務處第2批留學生，入美國康奈爾大學，主修數學，1914年獲理學士學位。191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19年任康奈爾大學物理講師。1920年回國任清華學校心理學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學研習語音學，繼而任哈佛大學哲學系講師、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應聘到清華國學院任導師，指導範圍為“現代方言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等。1929年6月底國學研究院結束後，被中央研究院聘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語言組主任，同時兼任清華中國文學系講師，授“音韻學”等課程。主要著作有《國語新詩韻》、《現代吳語的研究》、《廣西瑤歌記音》、《粵語入門》（英文版）、《中國社會與語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國話的文法》、《中國話的讀物》、《語言問題》、《通字方案》，出版有《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等。1938年起在美國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