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貢獻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飲食作為人們活動的最主要的原動力，是人類生活中決不可缺之部分。故因飲食活動而創造的飲食文化，從來就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傑出創造，它含著極為豐富的物質和精神的內容。在民族傳統文化中，飲食文化往往是最具活力的壹部分。我國作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和包括56個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在飲食文化方面的卓越創造和多姿多彩，早已為世界所公認。作為***同創造中華文化的我國各民族，在創造中華飲食文化方面無不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探討少數民族對創造中華飲食文化的貢獻，無疑對深入認識中華文化壹體多元之特征有所俾益。然因我國少數民族眾多，限於篇幅，難以壹壹詳論，本文擬擇要略舉數端以作探討。以壹斑而欲窺全豹，誠有疏漏、拋磚引玉，惟所願也。 1.近數十年考古研究已證明，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之說是失之偏頗的。事實上東北自松遼平原、黑龍江流域，西北至青藏高原頂部的羌塘地區，東南自江淮大地，西南至雲貴高原；北自漠北，南抵海疆，都有早期文明發現。考古證明，這些不同地區的遠古文化，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著某些聯系。正說明中華文化的多元起源和交融性。正因為此，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通過交融而形成的中華文化因而具有壹體多元的特性。在飲食上，稻米自南而北，麥類自西而東的傳播，對中國人飲食習慣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是我國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的壹大貢獻。 麥的起源目前國內外學者尚有爭淪，但中原地區上古原不產麥，則是得到公認的。中原之原始農作物為禾（今粟谷），故中原早期農作物之字皆從禾不從麥。如黍、稷、秫、糜等。至於麥類則是後來引種的。《詩？周頌？思文》： “思為後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比疆爾界，陳常於時夏。”說是後稷時“天帝”給他“來牟”種子。讓他引種於中原大地，從此這壹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推廣開來。此處之“來牟”二字，漢儒許慎釋為：“來，周所受瑞麥。來牟也，二麥壹鋒，象其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①後來的註經者則將“來牟”解釋成“來，小麥；牟，大麥。”②清代學者段玉裁糾駁其謬說：“古無謂來小麥：牟，大麥者。至《廣雅》乃雲；‘來’小麥；牟大麥。非許說也。”③可見《詩？思文》中的“來牟”：原即指的是麥。農作史證明麥類原為野生，後被人工培育，在種值上是先有大麥後有小麥，故早期的“來牟”是對麥的統稱，而“來”就是大麥。所謂“二麥壹鋒，象其芒束之形，”指的就是大麥的形狀，因大麥之穎果排列為明顯的兩列（改進種為四列），而小麥則鋒列不明顯，故可知當時中原華夏人將初傳入的麥寫作“來”，既象形又取義，表明是壹種外來的大麥種。那麽，這大麥從何而來的呢？ 著名藏學家、農業經濟地理學家任乃強先生根據實地考察最早提出青藏高原為我國大麥原始產地之說，他認為高原上的古羌人最先培育出了麥種④，近壹二十年青藏高原的綜合科學考察也證明西藏地區很可能是大麥的原生地，因為在那裏至今尚有與青稞種屬極相近的野生麥種⑤。而青藏高原世代生息的人們普遍食用的青稞（大麥的壹種）。藏語即叫做“Nas”，與漢字的“來”同音⑥。由此可見，中原人最初將引入的大麥稱作“來”，實際上原為借音和象形，漢儒釋經時才加入了“行來”之義。 青藏高原之上古居民，中原人稱之為“羌”，《說文》釋為“西方牧羊人”之義。古羌實際上是中原人對河隴以西眾多族群的壹種泛稱和統稱，是後來氐羌系統各民族的先民。古羌之壹部分即今日藏族之先民。羌與中原之華夏人很早就有交往關系，由於上古之時青藏高原海拔較低，氣候溫和，宜農宜牧。故古羌由野生麥種培育出大麥，率先開始麥作農業。隨著青藏高原的擡升，高原頂部羌塘壹帶氣候逐漸惡化，羌人也逐漸向東及南遷移，向東進入陜甘河隴壹帶與華夏先民的關系進壹步密切，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和血緣上的融合也有所加深，羌系的炎帝壹支入主中原，黃帝的兩個兒子昌意、青陽分別降居江水（岷江），若水（雅礱江），都說明當時民族交融的情況。從昌都卡若和青海卡約文化，亦證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黃帝時代，中原的粟米也已輸入青藏高原的古羌人中。那麽青藏高原古羌人培育的大麥當然也能以同樣渠道輸入於中原華夏族中了。歷史上後稷有二，壹是堯舜以前的烈山氏（炎帝）之子柱，稱稷；壹是周之始祖棄，也稱稷。漢儒解釋《思文》為周公祭頌棄之作，因而得出麥是自周才傳入中原播種之結論。如以考古發現論之，則似應在烈山氏子稷時就已傳入中原⑦。不過，無論是周還是周以前傳入，都無妨古羌人對我國種麥的巨大貢獻，由於麥在中原的推廣，我國人、“粒食”進壹步發展，由麥飯演進為面粉制品的“粉食”，推動了我國飲食文化的大發展。 我國飲食講究“飲和食德”，即包含與時間和空間的平穩、協調，以求達到自身小宇宙與天地大宇宙的調和，故強調飲食與五行相匹配。在五行與五糧的關系上，漢儒鄭玄認為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分別與五谷中的麻（木）、黍（火）、稷（土）、麥（金）、豆（水）相合⑧。鄭玄將麥與“金”相屬，可能即因麥是西部傳入之物。因為按五行方位，西方屬金，麥既原是西方之物、故以其屬金。唐孔穎達疏說，“萬物變由西方也。”⑨也從壹個方面說明漢代以前從西部民族地區輸入中原的東西不少，以至大大影響了中原地區的社會生活發展。 我國是世界最早利用黴茵釀酒的國家，至少已有六七千年的歷史⑩，中國的曲蘗釀造技術不僅對中國的飲食以巨大的影響，而且對世界的釀造技術和有機化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9世紀末法國科學從中國酒曲技術中學到了“澱粉黴法”，從而使歐州的發酵技術獲得壹大飛躍。然而，研究中國酒曲的起源，就不能不看到古羌民對此的重大貢獻。 我國古代釀酒分蘗法和曲法。而蘗法在先，是最古老的壹種釀造方法。東漢劉熙《釋名》說：“蘗，缺也，漬麥復之，使生芽開缺。”表明蘗是發黴發芽的麥。現代研究證明，發黴發芽的麥中，澱粉酶含量甚高，能使谷物糖化。同時其黴中又含有壹些能發酵的黴菌，這恰好能滿足以谷物釀酒的兩個必要條件，即：將谷物內的澱粉分解為葡萄糖（糖化）；將葡萄糖發酵轉化為酒精（酒化）。因而蘗能釀酒。不過，因蘗在酵母較小，酒化程度較差，所釀成之酒味很淡薄，故後來又在蘗的基礎上發明了酒曲，即所謂“大、小曲”的酒藥。曲制作過程中有意識的讓其產生兼具糖化和酒化功能的根黴、紅曲黴菌等多種黴菌，故能使酒糧不必經發芽而釀造，制成之酒也達到較高的酒精度。於是後來的曲蘗被分別用於不同濃淡酒的釀制。《尚書？說命》：“若作酒醴，爾惟曲蘗”，便說明“古時曲造酒，蘗造醴”⑾，所謂醴，指壹種酒味淡薄，微帶甜味的酒，《釋名》曰：“醴，禮也。釀之壹宿而成醴。”⑿可見在周代時，曲蘗已分別為兩種不同的用途。但由於曲與蘗有著相同的作用和相承的關系，故在古籍中或文人之辭賦中仍常將二者聯稱，泛指酒曲。 古羌人即率先培育出大麥，則蘗的最先使用者，亦當為古羌人。這是因為，麥粒發芽發黴在貯存粗放的上古羌人中當不乏見。發現這種麥芽可成酒亦是順理成章的。綜觀世界各民族之酒史，最初的酒都是偶然發現，自然而成。或“有飯不盡，委之空桑，郁積成味，久蓄氣芳”⒀；或“嚼米置地，越宿為曲”⒁；或野果壞藏，生出酒味。因而貯存大麥的古羌人最先發現蘗，用以釀酒，也就不足為奇。雖然在古籍記載中，尚沒有古羌人發明蘗的明確記載，但記載古羌人出好蘗、善釀的事例卻不少。晉王嘉在《拾遺記》中有這樣壹段論述； 張華為九醞酒，以三薇漬曲蘗。蘗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蘗，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為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筆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為消腸酒，或雲醇酒⒂。 張華為晉初尚書，博物通經，撰有《博物誌》，算當時天下風物之人，其釀酒之曲蘗都要取自遠方的羌、胡民族之中，至少可證明直到晉代，羌人善為蘗的聲名仍然在中原有很大影響。文中記述羌人造蘗之法，十分清楚的表明蘗即是麥芽。而且是羌人人工制造，並非取自天然。從中我們還可知那時羌人制蘗已有成型的工藝和操作規則。既然直到晉代中原的人釀好酒都要到西羌中去求取蘗，那麽，不難推論，晉以前中原人早有求蘗於羌之事。故宋代竇革作《酒譜》也說：“蘗出西羌”。如是則我們說蘗是羌人之創造當應符合史實。宋應星《天工開物》說：“後世厭醴味薄，遂至失傳，則蘗法亦亡。”⒃指的是元代以後，中國社會飲烈酒之風興起，薄而淡的醴無人需要，遂至失傳。但事實上蘗法並未完全滅亡，現代之啤酒即利用蘗，只不過其工藝技術采用西方液態發酵法，更為先進、科學。此外，利用麥芽的糖人作用，我國的飴糖制造法流傳至今。在壹些少數民族地區亦還在釀造中使用蘗⒄。 羌人的飲酒習慣亦起源很早，普遍嗜酒。《拾遺記》記載晉武帝時，有壹名姚馥的羌族養馬人，98歲了，仍非常嗜酒，常憾“九河之水不足以漬曲蘗”，被人稱為“渴羌”。南北朝至初唐時期活躍與青藏高原東南部的黨項羌已是純牧業民族，但他們仍然保留古羌人釀酒的習慣。常常“取麥地他國以釀酒”⒅。羌人釀酒的習慣和嗜酒的愛好顯然與其最先發明蘗法釀酒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