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征路上，張聞天夫人劉英作為中***中央秘書隨中央領導人長征。據劉英講：那時“毛澤東身體較弱，有時躺在擔架上看書。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書仍不間斷，所讀的有《反杜林論》、《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有壹次，他叫我：劉英，實在餓，炒點麥粒吃吧！他就壹邊躺著看書，壹邊從口袋裏抓麥粒吃”。
可以說，延安時期是毛澤東壹生集中讀書比較多的時期。這是因為：
第壹，從外在的客觀環境方面說，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後，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延安有了相對安定的環境，讀書條件顯著改善，讀書時間相對增多。
第二，從黨的事業需要方面說，雖然遵義會議改組了黨中央，先是糾正了“左”傾錯誤領導的軍事路線，以後又糾正了其政治路線，但“左”傾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思想路線沒有來得及從根本上得到肅清。隨著抗戰的爆發，黨領導人民進行抗戰的擔子非常繁重，要正確處理好中國和日本、***產黨和國民黨這個“兩國三方”異常復雜的政治、軍事關系，不批判“左”傾教條主義、主觀主義，不對過去的革命經驗進行總結，並對廣大幹部和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要使革命事業開辟壹個嶄新局面，奪取全民族抗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當時盡管還未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但自遵義會議後他事實上已成為黨的集體領導的核心。因此，歷史的使命感驅使他多讀書，用馬列主義理論來武裝自己。
第三，從個人的自勵方面說，過去“左”傾錯誤領導對他的鄙薄、譏諷，促使他要如饑似渴地讀書。在中央蘇區時，臨時中央“左”傾領導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詡，宣稱“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批評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是“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右傾機會主義”等。在遵義會議上“左”傾錯誤領導的擁護者還譏諷他打仗並不高明，只會按照《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去打，不懂得馬列主義的戰略戰術。這段經歷逼使他“到延安就發憤讀書”。所以在這個時期他讀的書很多，也寫了很多著作。他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周恩來從重慶購買各類書籍。他個人的藏書也多起來了。直至1947年撤退延安時，他將別的許多東西都丟下，帶著大部分書轉戰奔波，最後搬到了北京。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讀書的條件越來越好了。到“文革”前，他個人的藏書已有幾萬冊，形成了壹個能基本滿足他讀書需要的藏書室。他讀的書擺的到處都是，有的同誌可能參觀過，影視裏也有表現，連他睡的床上堆的都是書。他外出視察也帶著書。在外地還要借壹些書。在杭州、上海、武漢、成都、廬山、包括廣州的圖書館，都有他借書的記載。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壹書中，編者還附了壹個他在1959年10月外出帶的書的書目，總計有80多種達幾百本之多，相當於壹個小圖書館。
晚年毛澤東，身體不好，視力減退，不能看書了，就請人幫他念讀，或用放大鏡看著讀。據當年的圖書管理員講，毛澤東在臨終時還手不釋卷。他讀的最後壹本書是平時喜歡讀的《容齋隨筆》。
這是南宋文學家洪邁，歷時數十年博覽群書，隨筆所記錄的讀書心得。最後壹次讀書的時間是1976年的9月8日5時50分，在醫生搶救的情況下還讀了7分鐘。這就是說，他幾乎是在心臟快要停止跳動的時候，才結束其壹生從未間斷過的讀書生活。他在延安時號召幹部學習時說過：“年老的同誌也要學習，我如果再過10年死了，那麽就要學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讀書實踐實現了這個諾言。
毛澤東作為大學問家、讀書大師，其讀書特點從不同的角度可作不同的歸納。這裏著重講以下幾點。
其壹，大量批註，言如珠玉。毛澤東讀書有愛寫批註的習慣。有的批註已經失散，目前出版的有三大批註集。壹是早年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註，這收錄在1990年出版的《毛澤東文稿》中，約2萬字。二是在延安時期讀蘇聯哲學教科書等10本哲學書籍的批註，全部收錄在1988年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註集》中，約27000字。這本“哲學批註集”是我負責主編的，我接觸到原件，看見毛澤東的批註文字密密麻麻，有的書頁的上下兩端、邊白中縫都是。不僅如此，還劃有各種符號。有的書頁圈點密集，杠道不斷，圈內有圈，杠外劃杠。這反映了他勤奮刻苦的學習精神。三是新中國成立後他讀文學、歷史古籍的批註，大多收錄在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約3000字。他的批註，有的是對內容的提要，有的是對人物或思想的評論，有的是聯想相關事情的發揮，有的是思想湧泉的噴發。批註有短有長，不拘壹格，短的只壹個字，長的達2000字不等。有的批註內容極為豐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謂“大珠小珠落玉盤”。比如，毛澤東愛讀範仲淹的詞，他讀了《蘇幕遮》和《漁家傲》兩詞後，寫了壹段著名的批語，將詞風分為兩派。他寫道：“詞有婉約、豪放兩派，各有興會，應當兼讀。讀婉約派久了，厭倦了，要改讀豪放派。豪放派讀久了，又厭倦了，應當改讀婉約派。我的興趣偏於豪放，不廢婉約。婉約派中有許多意境蒼涼而又優美的詞。範仲淹的上兩首詞，介於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可算中間派吧；但基本上仍屬婉約，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婉約派中的壹味兒女情長，豪放派中的壹味銅琶鐵板，讀久了，都令人厭倦的。”由此，他又進壹步引申寫道：“人的心情是復雜的，有所偏袒仍是復雜的。所謂復雜，就是對立統壹。人的心情，經常有對立的成分，不是單壹的，是可以分析的”。
其二，領悟真諦，掌握方法。毛澤東讀書雖很刻苦，但不死板。他不是死讀書、讀死書的人，領悟能力極高，沒有絲毫的學理主義、書呆子習氣。他在延安講初次讀了《***產黨宣言》等著作的認識時說：“記得我在壹九二○年，第壹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產黨宣言》，和壹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頁)現在看來，這個認識有些簡單化。將《***產黨宣言》等的內容僅僅歸結為“階級鬥爭”，這個提法不夠準確。但就階級鬥爭是貫穿階級社會的壹根紅線，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分析階級社會的主要方法而言，他仍抓住了認識中國問題的根本。並且，他能從中悟出“認識問題的方法論”，這說明他把書讀得極活。這是他的壹個突出優點。
毛澤東善於掌握“認識問題的方法論”這壹優點，為他後來在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時，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為馬列而馬列，而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問題而去找立場、觀點、方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他的這個“領悟真諦，掌握方法”的讀書要領，在延安時期得到進壹步發揮，逐漸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中國***產黨人特有的比較完整的強調學馬列主義主要是掌握其立場、觀點、方法的“思想方法論”；在指導思想上也逐漸形成了要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理念，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其三，廣收博覽，發展創新。這是毛澤東讀書的另壹個重要特點。他常說：“壹個人的知識面要寬壹些，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裏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博覽群書，廣泛涉獵各種書籍。毛澤東所以比他同時代的許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成為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戰略家，壹個重要因素就在於他有淵博的學問和豐富的知識。還要指出的是，僅有淵博的學問和豐富的知識，對於他成為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戰略家來說，只是壹個基礎條件，而不是完全充分的條件。毛澤東的過人之處還在於，他的許多思想理論既源於他讀過的書本，又高於他讀過的書本。他不僅能廣泛汲納書本知識，而且能融會貫通實踐經驗，因而能推陳出新，與時俱進，發展創新。這在他讀哲學書籍的批註，以及以這些批註為基礎而寫作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中展現得非常清楚。
比如，蘇聯哲學教科書《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講矛盾問題，只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概念，沒有提出“矛盾的普遍性”概念；在講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導方面時只論述了它們的決定作用，沒有講矛盾地位的轉化問題。毛澤東在該書上寫了1200字的長批，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對此作了闡發，提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轉化的重要思想。他寫道：矛盾之中，“究竟那壹方是主導的呢？主要看過程發展之情況在壹定條件下來規定。資本主義社會在長時期中，資產階級是主導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時期及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就轉化為主導方面了”，“在中日對抗的局面中，中國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轉變中”；矛盾的主導方面，“憑過程發展至壹定階段中，鬥爭雙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導與非主導是互相轉變的”。根據批註的這些思想可以看出，《矛盾論》先是抽象出了“矛盾的普遍性”概念，作出了關於矛盾普遍性兩重含義的概括，論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種情形，對矛盾特殊性的諸多情況作了精辟分析；並且明確提出關於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非主要方面轉化的思想，極大地豐富了矛盾特殊性的內涵。這些論述，既將蘇聯哲學教科書向前大大地推進，在理論上發展了辯證法原理；又對指導中國革命具有巨大的實踐意義。
其四，考察社會，讀無字書。毛澤東既提倡讀有字之書，也提倡讀無字之書，即向社會學習，作實際考察。他說過：“社會是學校，壹切在工作中學習。學習的書有兩種：有字的講義是書，社會上的壹切也是書――‘無字天書’。”讀無字書，考察社會，這是他壹生都非常重視的學習方法。早年求學時，他就表示：“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他邀同學利用暑假，步行千裏，“遊學”農村，對長沙及洞庭湖周邊多縣作過社會考察。這是他生平第壹次讀“無字天書”，廣泛地接觸社會實際，產生了要對自己國家的狀況作研究的濃厚興趣，致使他送走壹批又壹批新民學會的學友旅歐勤工儉學，而他本人卻堅持先留在國內，對中國這個地盤的情形“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頁)這個決策，對他壹生發生了很大影響。他非常註重研究中國現實社會狀況，使他在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後，能夠很好地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偉大的成功。同時，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他缺少留學經歷，對他在新中國成立後領導國家建設也有另壹方面的影響。
毛澤東壹生做了大量社會調查，這對於他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說過：做社會調查，開調查會，這是比什麽大學都還要高明的學校。他說：自古以來真正有學問的人，不是從學堂裏學來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義，不是從學堂裏學到的，是後來在魯國做官的時候才有的。孫中山先生也是壹樣，他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並沒有三民主義，他的三民主義是出了學校之後才有的，是在學校外面的“大學”裏學的。馬克思的學問也不是在學校的書本裏學到的，他在學校裏並沒有學馬克思主義。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學校外面學到的，是在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從事實踐活動的過程中學到的。他經歷了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看到了法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打仗，考察過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看了許多書，寫了許多書，才產生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提出的既要讀有字之書，又要讀無字之書，這既是對他個人讀書獲得知識的經驗總結，同時作為黨的領導人，又將此經驗推而廣之，希望黨的幹部都能這樣，具有全面的知識，作好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