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發生於1768年，乾隆33年。壹種名叫“叫魂”的妖術突然從江南爆發，隨後由南到北逐步席卷全國。據說懂妖術的人可以通過獲取人的發辮、衣物甚至名字，進而運用妖法使得其魂魄為自己服務，而失魂的人會即刻死亡。從1月德清石匠吳東明案開始的大半年時間裏，全國陷入到妖術浪潮中，民眾不斷尋求自救的方法，乾隆皇帝壹心要鏟除妖術並摧毀其背後的陰謀，而夾在其中的官員壹面要應付皇帝的旨意壹面也要維持社會的穩定秩序。捉妖清剿運動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展，平民紛紛指認身邊的僧人道士，官府忙著緝捕那些流竄作案的妖人，而皇帝在焦急與憂心中壹步步落實著自己的計劃。可是從街邊巷尾到皇宮宅邸折騰到深秋，死了無數冤民也丟了無數烏紗帽之後，皇帝才被迫認識到這只是壹場徹頭徹尾的鬧劇。沒有妖人，沒有妖黨，也沒有妖術，有的只是造謠誣陷和驚慌無奈，最後皇帝只得叫停這壹切。
順著作者的思路，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是壹個有關皇帝、官府與平民的事件。但在理清三方關系之前，我們先看看歷史給這個故事設定了怎樣的背景。
作者在描述發源地長江中下遊地區時，除了稱贊其經濟繁榮外也指出了許多的問題。江南地區人地資源不協調，雇傭關系失衡。相對應的，日益擡高的糧價有其是米價成為了平民極大的負擔，而長江中下遊核心區域的富庶與邊緣貧困地區的落差也造成了大量的流動人口，為社會帶來了不安定的隱患。平民生活可以滿足溫飽，但區域間差異大。但同樣地，在社會生活中他們很難得到權利的體驗。而官僚系統經過了壹百多年的發展，已發展出自己完整的體系。官員們有足夠的手腕與皇帝的命令斡旋，既不明著違反旨意又可以在對民眾搜刮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皇帝的目的就是要穩固自己的統治。
而我認為本書最妙的地方在於作者帶我們我們分別從三個角度來解讀“叫魂”妖術事件，實質上是從三個角度解讀了乾隆治下的社會。
謠言在平民中迅速流傳，很快遍及大江南北，這本身並不稀奇。可是為什麽矛頭到最後壹致對準了和尚、道士以及乞丐？雖然溫飽可以得到滿足，但更可怕的是平民權利的缺失，作為大清帝國的子民，平民幾乎得不到任何帝國的回饋，其本質工作就是低下頭默默勞作以支持帝國的運轉，但帝國的壹切光鮮都與自己無關。在整個社會中，他們處於比較邊緣的地位，生存的空間被壹再壓縮。而叫魂事件的出現，給了權利缺失的平民壹項可見的權利，即在確實而即刻的危險面前保衛自己並鏟除危險的權利。恰好，事件的開頭是與僧人有關，而僧人所代表的是流浪漢群體，壹個在當時這是比平民處於社會更加邊緣的群體。於是，平日裏被壓抑的民眾“理所應當”地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將槍口對準了流浪漢階級，而這也恰好解釋了為什麽到最後乞丐也被牽連其中。
作者通過民眾對於“叫魂”事件的反應為我們展示了“盛世”下平民的社會心理。當我們習慣了用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某壹個時期的社會，習慣了用壹些數據和官方的記載來代表壹個時代的時候，往往會忽視了社會中的主體即平民百姓真實的生存狀態。而從百姓們後期對待流民階層的反撲的“瘋狂”回應來看，即使生活在封建時期的頂峰盛世下，平民的權力缺失以及生存邊緣化的困境依然未得到絲毫的改善。
而夾在皇帝與平民之間的官僚階層的狀況則又是另壹番圖景。官員在地方有直接管轄權，因此其必須為壹方的安定負責。而皇帝為了監督官員設置了考核、彈劾等多種考察手段，同時皇帝對於陳詞濫調以及報喜不報憂等問題極為反感。對於上下兩方面官員必須應付得當，才能在保證烏紗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全自身的利益。所以當“揣摩聖意”之後發現皇帝鏟除妖黨的決心後，官員們無壹不花了大功夫進行排查，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搜尋妖人，甚至犧牲了不少平民無辜的生命。對於官府來講，當保證地方安全與皇帝聖意方向壹致時，那就沒有什麽不能付出的代價了，因此才會造成了壹幕幕悲劇。
官府的行為實質上是整個社會權力運作模式的縮影，龐大的國家需要合理而系統化的管理才能夠正常運行。任何壹套官僚制度都會有被時代超越的壹天，只有不斷完善其運行準則以及強化監督才能保持生命力。在大清建國壹百余年後，漢化的負面影響以及相對安穩的社會格局不斷腐蝕著不斷在僵化的官僚體系，而這也是日後悲劇的前兆。
在作者的筆下整個事件皇帝在某種程度上像是壹出戲劇的導演。從事件的壹開始，皇帝就沒有打算僅僅把這件事當做普通的封建迷信壹樣處理。滿漢矛盾，滿族漢化，官僚體制衰敗都是棘手的難題。於是皇帝坐鎮中央，直接向下級下達命令下決心嚴懲妖人，使得清剿成為了帝國的頭等大事。而另外又埋怨官員辦事不利又責備官員濫殺無辜，將矛頭對準官僚系統。隨著事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是壹場冤案。這時皇帝掉準槍頭，在承認有妖黨的前提下把罪責全部推到官僚系統內，進行了壹次清洗。
當我們順著乾隆的思路來審視整個事件的時候，會發現他從宏觀的角度所面臨的問題其實是大清帝國的制度所遇到的挑戰。乾隆皇帝不僅是統治者，還是外來的統治者。因此他所面臨的難題不僅僅是下層對上層的謀反，還有漢族人對滿族人的排斥。作為外來征服者他必須要在漢人占主導的國家保存其族群的鮮明特性，可是在治理國家時卻必須讓其族群與漢族的地主與官僚***享儒家文化。面對著滿族漢化的加速與漢族人的排斥，他想要解決卻又顯得有心無力。作者在書中提及在皇帝的朱批中從未把回魂的剪辮與滿漢矛盾聯系起來，仿佛是在刻意回避，這足以顯出皇帝的謹慎與憂慮。此外，官僚系統的腐敗與僵化也是各個朝代都面臨的問題。
孔飛力教授不僅是壹個講故事的高手，更是壹個講故事的高手。整個“叫魂”事件的敘述，從背景到線索，從起因到結果，無不是有條有理的細細展開，內容豐富卻毫不生澀。當我們置身於作者所描繪的場景中時，其實無形中也被作者傳遞了關於“乾隆盛世”多方面的社會信息。而整本書以“叫魂”事件為壹個切入點，從平民、官府、皇帝三個視角進行審視和分析，以小見大，為我們描繪出壹幅18世紀中期大清帝國自下至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理等層面的圖景，為我們很大程度上還原了壹個乾隆治下的清帝國。
而在這圖景之下，作者還為我們留下了什麽？
在新版譯本的最後，譯者寫了壹篇劄記，其中說到： “他所討論的全是歷史，對現實並無半點影射。我們之所以在讀此書時會感到似曾相識，那是因為現實中還常常有歷史的影子罷了。”
“ 壹旦官府對妖術的清剿正式發動，人們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已經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強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裏，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成為壹種突然可得的權利。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壹權力為他們提供了解脫。對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壹塊盾牌。對任何想撈取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壹種補償；對惡棍，它是壹種權力；對虐待狂，它是壹種樂趣。”（註：孔飛力，《叫魂》，三聯書店第285頁。）
這是壹個暫時處於歇斯底裏狀態的社會。在看似安穩的外表下，帝國的危機不斷蔓延著，人口增長、人地矛盾、物價飛漲、地區發展差異等等都威脅著上層統治。而平民的生活早已被政治機器壓得擡不起頭，在日復壹日的默默貢獻之後卻幾乎得不到任何來自帝國的回饋。長期的權利缺失改變了平民的認知，似乎在這樣悲慘的生活就是壹個永不停止的循環，妄圖在生活中通過自己的經營與奮鬥可以改變現狀已經成了天方夜譚。平民的不滿與失望在激增，只需壹把火就可以瞬間點燃。因此出現了壹起具有威脅性的公***事件後，每個人的權利似乎都有被侵犯的危險，而在上層的默許下，相對應地每個人也都獲得了保衛自己的權利。如熊熊烈火燃燒壹般，權利缺失的壓抑瞬間得到了釋放，進而進入到了權利幻覺的狀態。當權利成為了放在大街上任人隨便使用的利刃時，那麽公***安全與社會秩序也就無從談起了。在平民眼裏，既然無法從帝國中獲得我本該得到的利益並且不斷被壓榨著，那麽當我拿起武器的時候就要使那些比我處於更邊緣狀態的人補償我。這種補償並不是金錢，也不是尊嚴，而是壹種滿足感，這不僅是可笑更是可悲。此外，之前社會中越多人處於壓抑的狀態，那麽釋放時的群體效應也就越大，迅速由個人幻覺轉變到集體幻覺。個人的意識和思考在集體的煽動性和影響力面前顯得無能為力，最初會懷疑自己的判斷力，隨後個人的價值觀與道德意識會在周圍人的行為的影響下慢慢淪喪，直至最後整個社會進入了瘋癲，進入壹種集體無意識的狀態。
當然，這樣的瘋癲絕不是平民單獨的責任。處於政治機器頂峰手握權力的那壹個或幾個人，他們有意無意地當這瘋癲是壹把刀，去殺掉內心揮之不去的頑疾。而這再經過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為生存和利益鬥爭的官僚系統的放大，終會釀成壹幕幕悲劇。
基於此，我們也不難理解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的壹樁樁壹件件，醜陋的壹幕壹次又壹次的在歷史的舞臺上出現。我從沒對作者寫本書的初衷有任何懷疑，我也並不認為作者在有意影射後期發生的任何歷史事件，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思考造成這悲劇的根源是否還根植於我們的社會以及制度體系。否則，歷史還將會重演，只不過是換個時間換個名字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