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倫改進造紙技術後，東漢時期的紙質圖書流通方式獲得了重大進步。紙被用於民間進行通信往來，手工傳寫越來越普遍，國家藏書和私人藏書得到發展，市場上出現了專門的書肆。體現了我國古籍的巨大進步。
漢代曾經普遍以簡帛作為主要書寫材料。自從蔡倫獨創新意，使用樹皮、麻頭、破布和漁網加工造成新“紙”後，紙就逐漸應用於民間通信活動中。
在新紙出現的初期，紙質的書並未完全取代簡牘與縑帛圖書，究其原因，或是產量不夠，或是人們思想觀念尚未轉變。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人們充分認識到了紙張的優越性。
《北堂書鈔》記載了東漢時期書法家崔瑗用不起縑帛，以紙抄書送給朋友，特附言致歉：
今遣奉書，錢千為贄，並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這封年代大約為東漢中期的書信，反映了當時紙已經成為較為普遍地應用於民間的書寫材料。蔡倫紙也為書籍通過抄寫實現流通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由於用紙抄寫比較容易，使得文字、書籍的傳播更加廣泛。《晉書·文苑·左思傳》：“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這個“洛陽紙貴”的典故中說到的“傳寫”，就是漢代書籍流通的另壹種重要方式。
造紙技術也促使了東漢時期圖書收藏的興盛。事實上，兩漢王朝都比較註重知識，早在西漢初年，經過秦末戰火，圖書文獻損失極為嚴重，“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高祖劉邦統壹國家後，開始文治建設，曾3次征集和整編圖書。
壹是在漢代初期，漢高祖令蕭何收集秦都秘籍；二是在漢武帝時，廣開獻書之路，除宮廷收藏以外，在宮廷之外建立了不少保管圖書典籍的機構，如石渠閣、麒麟閣等。同時私人收藏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三是在漢成帝時的獻書活動。
經過西漢官府這三次大規模的征書活動，使漢代圖書收藏達到了壹定的高度。“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先後收藏於長安的文獻達13500余篇。由於這些文獻極為零亂，皇帝便令人主持整編工作。於是出現許多“校書大家”，比如劉向與劉歆父子即為典型。
東漢時期的圖書流通方式也和西漢時期壹樣，是國家藏書和私人藏書，朝廷沿襲了西漢時期管理圖書中的制度，對國家所藏圖書進行了嚴格控制，允許閱讀者只能是皇帝、皇帝特許之人、編書者和校書人員。
此外，東漢朝廷召集過許多著名學者，利用國家所藏檔案圖書，撰寫國史，如班固、蔡邕等，先後在國家圖書館東觀，利用藏書，撰寫《東觀漢紀》。
同時，東漢時期，允許私人藏書，故當時的藏書家很多，藏書量也很大。據《後漢書》記載，班固、王和平、蔡邕等人，家中藏書甚多。由於東漢時期藏書事業的發展，“校書大家”鄭玄即為典型。
造紙技術的改進，也促使了“書肆”的出現。通過東漢時期思想家王充的學習經歷，可以看到當時洛陽這樣的都市中圖書市場的作用。
《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小時候就失去了父親，因孝順在鄉裏被稱贊。後來到了京師，在太學求學，扶風人班彪做了他的老師。王充喜歡廣泛的閱讀書籍而且不摘章守句。由於家裏窮，沒有書可讀，他常在洛陽的書鋪上遊走，看人家賣的書，看過壹次後就能記住並背誦，於是，不久就廣泛地通曉了眾多流派的各家學說。
王充後來回到鄉裏，隱居從事教學。他完成的文化名著《論衡》，在學術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他的學術基礎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陽書肆中免費閱讀書肆中所賣的書而實現的。
東漢時期還有另壹位學者荀悅，他的學術積累就是在書肆讀書實現的。據史載，荀悅12歲能讀《春秋》。因為家貧無書，每至書肆便饑渴閱讀。荀悅後來成為著名的歷史學者。他所撰寫的《漢紀》，成為漢史研究者必讀的史學經典之壹。
漢代圖書在市場的流通，表明書籍在紙張發明的推動下已經走向社會，並且有了與之配套的書寫文書使用的文具。推想當時買賣圖書已經有了大體確定的營業商和營業點。這也是文化發達程度的體現。
造紙技術的改進，促進了通信、傳寫、藏書及書肆的發展，是文獻流通方式的重大進步，也是文化史進程中的重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