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後漢書》研究史略·宋元明: 以校勘刻印和評論為主的研究時期
宋元明時期，對《後漢書》的議論評說逐漸增多。如宋人王應麟稱：“史裁如範，千古能有幾人!”(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述略》引) 葉適認為： 範曄整理《後漢書》，“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文獻通考引》)。明人何良俊也說：“若蔚宗則取華嶠、張璠諸書整齊之，首尾貫串，勒成壹家。其敘東漢二百年事，簡而不漏，繁而不蕪，亦可稱名史，故世以與班固書並行，似不為過”(《四友齋叢說》卷五)。鄭樵認為範曄史才不足，“能為紀傳而不敢作表誌”(《通誌總序》)。朱鶴齡也認為由於範書無表，“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嘆也” (《愚庵小集》卷十三)。晁公武批評範曄“贊辭佻巧，失史之體”。陳振孫指責《後漢書》論後有贊，“幾於贅矣”。洪邁認為範曄序論了無可取，又高自誇詡，“可發千載壹笑”( 《容齋隨筆》卷十五)。
宋元明時期《後漢書》的研究成就在校勘刻印上最突出。《後漢書》問世後壹直靠手抄流傳，淳化年間，宋太宗詔令學官分校並摹印《史記》及前後《漢書》，這便是《後漢書》淳化初刻本。宋真宗命人復校“三史”，並鏤板刊行，為景德校定本。這兩次刻印都沒把司馬彪的八誌並入範書，後來判國子監孫奭奏請合刻兩書，八誌遂被附在範書紀傳之後，即乾興元年國子監刻本。此後還有景祐本、熙寧本、紹興本等等。流傳至今只有紹興本較完整。由於宋人刻本質量較高，為《後漢書》的流傳、研讀提供了條件。元明時期，《後漢書》的校刊工作仍在進行。如元大德本，明南監本和北監本，以及毛氏汲古閣本等，都是較有影響的 《後漢書》刻本。
宋明學者往往把自己的校勘成果寫成專著。如劉攽，奉詔校正《後漢書》後，撰成《東漢刊誤》壹書。後來，吳仁傑為補劉氏之遺，又撰《兩漢刊誤補遺》，厘正 《東漢刊誤》之誤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