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如何向中國學習的？

漢代以前，日本向中國學習主要采取“請進來”的方式，通過從赴日中國人那裏得到先進的技術文明。漢代以後，日本開始派人到中國主動學習先進文化。中國後漢時期，日本進入奴隸社會，並建立第壹個奴隸制國家——邪馬臺國（“邪馬臺”為日語“大和”的音譯）。根據《魏誌·倭人傳》記載，邪馬臺國“本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我國打亂，相攻伐歷年，乃***立壹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後漢末年，中國在魏蜀吳三國鼎立之時，卑彌呼多次派使節前往魏國風險“生口”（奴隸）、倭錦等供品。對此，魏明帝下詔書予以嘉勉稱“汝所在逾遠，乃前世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還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賜予金印紫綬。以卑彌呼為起點，中日兩國從此開始出現官方往來。到了唐朝日本學習中國的熱潮逐漸高漲，當時的中國擁有遼闊的疆土，國力鼎盛，在科學技術、文化等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成為古代國際關系的中心，呈現出萬邦來朝的局面。出於對中國大唐先進文化的仰慕和渴求，為了求的推動本民族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治國經驗，日本曾在唐朝時期壹次次派遣使節和留學生及僧人被通稱為遣唐使。其實，早在隋朝時日本就開始派遣遣隋使，但是次數和人員不多。到了唐朝，日本來華使節和留學生急劇增加，其數量和頻繁程度可謂空前絕後，達到歷史頂峰。究其原因不僅是唐超開過之後國力空前鼎盛，威名遠播，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歷史發展恰處於奴隸社會區趨於解體的社會變革時期，當權者急需學習引入中國當時還很先進的封建社會體制，以加速本國的建設，建立和強化中央集權。公元623年即唐超建立後不久，訪華歸來的日本藥師惠日等上奏天皇說：“大唐國者，法事備定，珍國也，長須達”。惠日的上奏促使日本天皇下定決心派出遣唐使，並把派遣唐使壹事視為事關國家興衰的戰略舉措予以高度重視。派遣的使團成員壹般都是上層貴族和有學問造詣的人，使團經費以及乘坐的船只都由朝廷撥付經費、專門督造。經過幾年精心準備，公元630年日本第壹個遣唐使團出訪中國。此後綿綿不絕先後達18次之多。到唐朝後期，日本已盡得唐文化的精髓，逐漸失去了越海求學的熱情，同時出示中國所需要的巨額費用也使日本朝廷財政吃緊，這樣遣唐使的派出便無疾而終。遣唐使的經歷如壹首萬行史詩，反映了大和民族強烈的求知欲和不畏艱險的冒險精神。中日兩國素有壹衣帶水之說，以現代眼光來看不過四、五百海裏的距離，壹兩天的路程，算不得遙遠，等談不上艱險。但是，當時的日本雖為海洋國家，造船航海技術卻非常簡陋。據史料記載，日本的使唐船舶不過是把大樹鋸成方木之後，用鐵片連在壹起，木縫之間塞上壹種細草。整個船舶既無鐵釘固定，更無桶油等物密封，而且船底也不像是現代海船那樣成V字形。這種船舶防漏性能很差，不能劈波斬浪，壹遇大風大浪很容易解體或傾覆。不僅如此，由於不了解海洋潮流和信風的規律還常常遭遇頂峰逆流，導致迷航、翻船，而且長期在海上漂泊，還要忍受嚴酷的生存條件，許多人由於飲食失調、酷熱冷雨而換上疾病不治身亡。所以，每壹次處世唐朝都是生死難料，壹入大海，就像走向戰場，要於驚濤駭浪搏鬥，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在18次使者中，有6次遣唐使全軍覆沒葬身於大海，有2次遭遇船難，只有部分人僥幸回國。航程之艱險，可舉日本古籍《續日本紀》關於第10次遣唐使遇難經過為證：公元777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團在完成出使任務後，從中國長江口入海踏上回國的旅程，搭乘使船的還有唐超派出的使節。惹人註目的是船上還有壹位名叫喜娘的少女——客死中國的第9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和唐女所生。在船航行到東海將近日本時，突然遇到疾風大浪，使團的三艘船舶沈沒兩艘。包括中國使節在內的20多人葬身魚腹，喜娘及其余人員只得將船上物資全部拋入海中，在海上漂流6天6夜，粒米未進，僥幸回到日本。作為中日友好的結晶喜娘九死壹生方回到亡父的故土，收到包括日本天皇在內的隆重歡迎，寫就中日關系史上的壹段佳話，但遣唐使旅途之艱辛由此可見壹斑。絕大多數遣唐使都有勇往直前、不怕犧牲的精神，往往能前赴後繼不絕於途。因此，當時日本人往往把遣唐使出行視為英雄所為、悲壯之旅。每當任命遣唐使時，天皇都要率文武大臣舉行召見、賜節刀等儀式，然後賜宴賦詩踐行。例如日本孝謙女天皇時期給遣唐使踐行時，上至女皇下至大臣都賦詩話別，其中壹首寫到“此行唐國去，事畢自歸來。威武英雄業，平安奉酒杯”，遣唐事業之偉溢於言表。這些遣唐使回國之後，帶回大量唐朝的文化典籍、科學技術，對日本的政治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壹些遣唐使還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進入權利中樞，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的封建改革。其中遣唐使吉備真備作為遣唐使中的翹楚，回國後不久被孝謙女皇所賞識，受命教育皇族《禮記》、《漢書》，成為女皇的寵臣，對儒教文化在日本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不避艱險到中國的日本使者和留學生，唐帝國基本上持歡迎態度，對日本使節和留學生都賞賜甚厚。個別日本人來華後還長期旅居，甚至歸化了中國。比如名載史冊的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中國名叫晁衡）學成後就不願回國，留在大唐。因才華卓著，身為唐玄宗所器重，得以隨侍唐太子左右，最後竟官至二品。由於唐帝國對待異族能想太宗所言“愛之如壹”，由於日本遣唐使的艱苦努力，使這壹時期的中日關系壹度達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馳禁”的境界。但是，客觀地說，日本派遣遣唐使並非完全是為了學習，還抱有重要的外交目的，想通過使唐，為處於中國的良好關系，提高日本在亞洲特別是在東北亞的國際地位。因此，在出使過程中日本對其外交地位非常重視。公元753年唐玄宗在大明宮接見各個藩國使臣時，司禮官在安排座次時壹度把新羅使節排在日本之上。結果，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呂提出嚴重抗議，稱“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已久。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直到司禮官接受日本的要求與新羅對調座次之後，方才罷休。不僅如此，日本還企圖通過出使唐帝國，采用外交手段，擴大其在朝鮮半島的勢力和影響。比如日本在派遣第四次遣唐使時，正積極支持朝鮮半島的百濟和高句麗侵略與唐結好的新羅，並企圖通過使唐離間唐帝國與新羅的關系，實現其控制朝鮮半島的企圖，不料被唐朝政府看清了底細。這次遣唐使團不僅例外地沒得到款待，反而收到警告：“國家來年必有海東之政，汝等倭客，不得東歸”，結果被羈留在長安兩年。知道唐超出兵消滅百濟，控制了朝鮮半島局勢以後，才被釋放回國。中國在唐朝之後，國家出現“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先朝建立的冊封體制逐漸趨於松散，日本在對華交往方面態度比較消極，很少再向中國派出官方使節。公元960年大宋王朝建立，中國逐漸實現統壹穩定，開始積極整飭修復與周邊小國的冊封體制。1072年宋神宗接見日本民間訪華僧人賴緣，並托其向日本天皇捎去書信表達欲與日本通好之意。對於宋神宗的親筆書信，日本朝野頗為震動，爭論猶豫壹番之後才回應中國方面的善意，重開兩國的正式交往。但是，這種交往的規模已不能和盛唐時期相提並論，不僅人數少（整個宋朝期間只有20多人），而且來華的都是僧人，所以才有“入宋僧”直說。和唐朝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壹時期主要是中國采取主動。由於航海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指南針的廣泛應用，大大降低了出航日本的冒險性，縮短了航行時間（僅需壹個星期就可到達日本）。因此，雖然兩國官方往來較少，但中國民間商人為利所驅，不斷漂洋過海來往中日之間開展貿易。宋朝達官貴人在使用欣賞日貨之余，對日本的風土人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宋代詩人梅堯臣、歐陽修等都有關於日本的詩詞傳世。比如歐陽修在《日本刀歌》中曾詠到：“百工五種與之居住，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辭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不僅誇獎了日本的產品精美，而且贊嘆其人民文化水平高，還保存了不少在中國已失傳的古籍。公元983年，宋太宗趙光義在召見日本入宋僧時，聽說日本天皇乃“萬世壹系”，便大為贊嘆，覺得日本真好不像中國隔不了幾代就不知皇權又落誰家。從這壹時期以遣宋使為渠道的中日官方交往可以看出，兩國關系已發生微妙變化，作為文明宗師的中國以基本完成“傳道、授業”的任務；日本對華夏雖然仍抱有敬慕之心，但學習熱情大減。在民間交往中，對於來日經商的中國商人，日本官方起初還給予接待，到後來就不再過問；更有甚者這些商人有時還要受到日方的欺詐，以至於有人因日本政府長期拖欠貨款竟餓死在異國。縱觀中日之間的古代交流，具有明顯的師徒關系特征。日本學習中國、了解中國甚多，而中國卻壹直扮演老師的角色，很少向日本學習什麽，對這個東瀛鄰國的了解長期限於“海上三仙山”。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中國有的學者竟然還以為日本只是位於臺灣以南附近的幾個島嶼，其認識之荒謬令人慨嘆。因此，在漫長的中日古代交流史中，日本文化反哺中華的例子是在少得可憐。為彌補某種缺憾，作者特舉出折扇的來歷以慰讀者。折扇直到今天還是中國人盛夏納涼的工具，其優點不僅在於可以開合、方便攜帶，扇面上還可以隨人所好飾以字畫，使人在納涼的同時添以儒雅之風。因此，在古代只有文人、士紳有閑階層才使用折扇以與市井相區別。我國古代很多文人畫家都曾吸收日本的畫扇技巧，在扇面作畫方面下過工夫，使得題扇成為中國書畫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詳察歷史就會發現，中國人使用折扇確實宋代以後的事情。此前，中國只有蒲扇、羽扇、團扇，這些扇子都不能開合。到了宋朝，日本入宋僧出使中國時層作為禮物送給宋太宗，時稱蝙蝠扇又叫聚頭扇、倭扇。但是，折扇並沒有在中國很快傳開，偶爾有人在手還會因使用倭人之物遭到恥笑。到了明代，中日官方交流渠道開通後，日本使節出使中國時再度以供品向明朝仿制。這樣上行下效，折扇終於在中國流行起來。明朝壹位大臣還曾賦詩誇獎折扇的好處，稱贊其“隨時舒卷足稱意，壹寸機關哪可量”,“香山寫入畫圖中，金鰲騰空怒濤卷”，“無窮變化不可量，俯仰神仙知是誰”。從現代眼光來看，詩人的用辭雖然似乎有些誇張，但是我們從中不難體會，當時世人初次接觸這壹新事物時的興奮心情——其高興勁兒足可以和80年代中國人剛剛買了壹臺日本空調時的心情相比。折扇的精巧雖然壹度引起文人騷客的吟詠，但在中國士人看來畢竟屬於淫巧之列。所以，直到清末甲午戰爭以前，許多中國人仍以“老師”的眼光小視這個“東瀛小國”，認為甲午之戰不過是“獅搏兔”。在甲午之敗嘗到切膚之痛之後，中國的士大夫們才對這個“教”了近兩千年的“學生”刮目相看，把日本視為學習西方文化的窗口，不少人放下架子紛紛到日本留學、考察，中日之間的“師徒”關系由此逆轉。通過甲午戰爭，日本人對中國由尊敬壹變為蔑視，曾經被日本奉為“國學”的儒學幾乎銷聲匿跡，對中國的稱呼由“唐”、“中華”壹變而為極富侮辱性的“支那”。而那些為尋求國家自強之道，赴日求學的中國學子們，在日本總是備受歧視。總之，面對東渡求學的中華學子，日本人心胸狹窄的民族性格被發揮到了極至，和兩千年來中國接納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入宋僧時的那種寬容和熱情形成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