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的中國，乃是清史中大名鼎鼎的乾隆四十壹年，這是康乾盛世的時代，大清帝國看上去財大氣粗，歌舞升平，雖然人類工業化浪潮已經在遙遠的英格蘭興起，市場經濟理論在這壹年已經形成強大的範式，而國際貿易正在以壹種粗糙的方式向全球蔓延，但是尾大不掉的大清帝國對此完全不感興趣。乾隆皇帝的工作似乎只熱衷於意識形態管控，或許他認為，只要將人心收攏，大清帝國就能夠千秋萬代，直到永遠。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編纂《四庫全書》，歷時9年成書。***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近230萬頁，約8億字。整套書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眾多古籍，也收入了西洋傳教士參與撰述的著作，包括從西洋傳入中國的數學、天文、儀器及機械等方面的著作。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有部分書籍由於政治或質疑儒家經典的原因而被列為禁書，稱四庫禁書，甚至還有不另保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內容，而被後世學者所批判。其中1776年的11月16日，乾隆降下諭旨，要在全國範圍內“刪銷書籍，以正人心”。壹場新的焚書運動在乾隆的指揮下展開，浙江焚書24次，毀掉書籍538種、13862部。江西壹年之內搜繳禁書八千多部。乾隆在位期間，清朝焚毀的書籍計77萬卷。如此豪邁的思想打壓，的確與英國人亞當斯密自由的經濟學理論構成壹種驚人的橫向對比。
而《國富論》開始傳入中國，已經是壹百多年後。1897年，嚴復開始翻譯這部巨著，1901年交由南洋公學（西安交通大學前身）譯書院出版。1902年11月，南洋公學譯書院首次出版發行了《原富》。《原富》壹書的出版發行，對當時中國人的經濟、思想觀念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當時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梁啟超稱贊此書：“嚴氏於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壹流人物。此書復經數年之心力，屢易其稿，然後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
雖然1900—1910年間，嚴復以《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等七部中譯世界名著，向國人全方位地介紹現代社會、現代國家如何實現富而強的原理，大幅度地提高了民智，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鄒容、魯迅、胡適等壹批時代精英思想者，給古老中國取來了現代西方文明的火種。但由於清末當時的現實社會經濟文化等條件和它的要求相距太遠，在《國富論》發表100多年後的清朝末年仍然是封建制度，危機四伏，並沒有通過發展自由的市場經濟來把國家經濟和生產力搞上去的背景和土壤。
而回到《國富論》書籍本身，因為裏面的很多觀點大概等同於常識，因此只說壹些自己感悟較深或者不認同的地方。比如：
“最低級的職業不僅充斥了本來的工人，而且其他階級的人也流入進來，就業競爭十分劇烈，勞動工資降低到勞動者生活資料十分貧乏的最可憐的地步。”
有感於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很多人難以找到滿意的工作，便會向下兼容，擠占別人的工作機會。
“壹個人不會指望從壹筆僅夠支持自己幾天或者幾周生活的資財中得到任何收入。他只能盡自己的所能，節約地使用它，在將這筆款子用盡之前，從自己的勞動中取得壹些東西去為它作補充。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收入完全來自他的勞動。各國貧窮勞動者大都是這種狀況。”
想到了兩本書和壹部紀錄片，兩本書是《貧窮的本質》和《我在底層的生活》，壹部紀錄片是《窮富翁大作戰》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常常有些商人與制造業主在短短壹生中成為巨富，而這些財富常常是借微薄的資本甚至白手起家得來的。可是，在本世紀的歐洲，用少量資本經營農業而發財的卻沒有壹個。”
競爭壁壘帶來巨額利潤，壹定要大力發展高端制造業，我們以後也可以像歐洲人壹樣有大量的帶薪休假時間，不加班，不需要996
“不受限制的谷物自由貿易是防止饑荒災難的唯壹有效辦法，也是減輕糧食短缺的困難的最好的辦法，因為真正的糧食短缺的困難是不可能完全解決的，只能設法去減輕困難。”
不同意，糧食涉及到國家安全，貿易有時要為政治讓步，很多東西是買不來的。舉兩個例子。
例壹，1942年河南饑荒，盡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饑荒的導火索，但是旱災本身卻無法導致如此嚴重的饑荒。在壹份日期為1943年9月27日的報告中，視察災情的政府專員張光嗣總結了河南饑荒嚴重的四個原因：糧食價格的快速上漲，軍糧的沈重負擔，土地貶值太快使得農民即使賣地都無法生存，地方官員挪用救災糧款的瀆職行為。根據張的報告，由於旱災導致糧食短缺，糧價的居高不下使得當地百姓無力購買外省運入的糧食。戰前小麥的價格是每市鬥0.6元，到了1942年麥收前小麥的價格達到每市鬥20元，1943年麥收時小麥價格躥升到每市鬥300元。 李文海等人的研究為戰時河南的通貨膨脹提供了更多數據。如果以1937年春天洛陽的消費價格指數為100，到了1941年12月這壹數字上升到2029.5，20倍於戰前。
例二，愛爾蘭大饑荒，俗稱馬鈴薯饑荒，是壹場發生於1845年至1850年間的饑荒。在這5年的時間內，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人口銳減了將近四分之壹，這個數目除了餓死病死者，也包括了約壹百萬因饑荒而移居海外的愛爾蘭人。造成饑荒的主要因素是壹種稱為晚疫病菌（致病疫黴菌）的卵菌造成馬鈴薯腐爛繼而失收。馬鈴薯是當時的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次災害加上許多社會與經濟因素，使得廣泛的失收嚴重地打擊了貧苦農民的生計。在愛爾蘭發生馬鈴薯饑荒時期大不列顛仍從美洲進口大量糧產，其中壹部分甚至經過愛爾蘭的港口轉運；但饑餓的愛爾蘭人卻買不起這些糧食，英國政府提供的協助也十分稀少，最終造成高比例的愛爾蘭人餓死。在饑荒最嚴重的幾年間，愛爾蘭仍然向英國本土出口糧食。而且整個饑荒期間愛爾蘭都是糧食凈出口。這種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顧愛爾蘭人民死活毫無人性的做法，使得這場自然災害迅速演變成人禍。
而我國目前有耕地紅線，並強調耕地紅線是不可突破的底線，其中2020-03-20《中國自然資源報》文章有說：糧食安全是社會穩定的“壓艙石”，而耕地是糧食生產的根基所在。守住耕地紅線，我們不僅有底氣端牢自己的飯碗，還有底氣維系人與自然生命***同體，進而應對不確定的生態危機和突發事件。耕地紅線是我們的生存線，也是任何時候都不可突破的底線。無論扶貧攻堅、生態建設還是鄉村振興，都不足以成為耕地非農化、非糧化的理由。從非典到亞洲金融危機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我們屢次“心中不慌”渡難關，就是因為耕地紅線讓我們端牢了飯碗。
最後，《國富論》中提到的自由主義，也是我們經常看到的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俗稱“看不見的手”，而我們今天說的國家宏觀調控，俗稱“看的見的手”。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只憑市場調節，就會出現經濟危機，只憑宏觀調控，就會使市場失去自由與活力，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