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後博覽典籍，學識日進。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拼，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壹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後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後升調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後，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誌》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他在《上三國誌註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三國誌》。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壹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註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壹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註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註也加以批評。裴註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註釋《三國誌》，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壹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沈家本統計，註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壹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誌》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註中也有運用傳統註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註《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註名物，訓釋文義，裴註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壹文中將這部分裴註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幹類。他認為：“作註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壹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註《三國誌》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誌註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壹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註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註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讀《三國誌》時，壹定要把裴松之的註文當作正文來讀。 裴註為史書註釋開辟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壹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壹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壹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註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壹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壹層面上，裴氏顯然高壹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壹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壹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誌》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誌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註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壹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誌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廬壹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註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壹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壹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後傳註》中，錄有王沈《魏書》褒美甄後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註》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註》引胡沖《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這種評斷，在論辨壹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系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壹。裴氏對《三國誌》壹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註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中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體、紀傳體兩體漸趨成熟，盡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裴氏較關註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壹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列，則余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壹類的人放在壹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壹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壹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麽，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壹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註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註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註的字數：“（裴註）博采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郡齋讀書誌》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誌》中，李龍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註更三倍於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註為322，643字（《三國誌及裴註字數統計表》，載《三國誌選註》，臺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卷首。轉引自吳金華《三國誌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誌》為366，657字，裴註為320，799字（《略談〈三國誌〉與裴註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註為 322，171字（《三國誌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誌》為367，327宇，裴註為 320，805字（《〈三國誌〉本文確實多於裴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計最少的《三國誌》與統計最多的裴註字數比較，《三國誌》也比裴註多38，014字，即便裴註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倍於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誌》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復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註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註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誌〉裴註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註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文獻通考壹九壹）。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註，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註而不註，有的不應註而註，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余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註）。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註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誌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壹了。而且裴註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盡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余”，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壹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於裴註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註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註研究中的壹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計裴註引書“凡百四十余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計裴註引書“凡（百）五十余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劄記》卷六）。趙紹祖統計裴註引書“凡壹百八十余種”，另外，引諸經及諸子字書“又四十余種”（《讀書偶記》卷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制，類書，文章，別集，家傳，別傳為類，統計裴註引書160余種（《三國誌辨疑》）。沈家本將裴註引書“依《隋書 經籍誌》之例分為四部：計經部廿家，史部壹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國誌註引書目》）。王鐘翰統計“裴氏註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並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256種（《三國誌裴註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彜除“諸家評論與裴氏自註，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註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計“裴註征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誌人名錄裴註引用書目》，商務印書館，1956年）。馬念祖統計裴註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註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中華書局，1959年）。楊翼驤統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壹十余種；若除去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壹百五十余種”（《裴松之與〈三國誌註〉》，《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高秀英，楊濟安統計裴註引書203種（《三國誌人名索引·裴註引書索引》，中華書局，1980年）。陳垣統計裴註“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誌註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松之三國誌註”條裴註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劄記校證》，中華書局，2002年修訂版）。周國林統計裴註引用書目為224種，其中“用於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註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四十余種，用於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壹百八十余種”（《裴松之〈三國誌註〉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壹）》，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高振鐸統計“裴松之註《三國誌》***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註〈三國誌〉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劄記校證〉》，《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虞萬裏統計裴註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誌〉裴註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伍野春統計裴註引書凡229種，“另有十則未註明出處”（《裴松之評傳》，第250頁）。張子俠統計“裴氏***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誌〉裴註引書考》壹文，統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誌〉說略》，載《經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作《後漢書》的範曄和裴松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範長二十歲，範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445），裴死更比範後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壹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範曄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後漢書，裴松之則用來註陳壽的三國誌。試取陳壽、範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範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壹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註相同的。
裴註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註《三國誌》，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註給予肯定。崔浩說：“陳壽《三國誌》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 ”侯康說：“陳承祚《三國誌》世稱良史，裴註尤博贍可觀。”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註《三國誌》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註，所註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壹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壹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壹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壹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壹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壹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壹壹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註》、李善《文選註》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註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關於以往史家對裴註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松之》壹文中有詳細介紹，可以參看。
以上對於裴註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註，更應關註的是，歷來對史書的註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著眼的，為什麽裴松之卻要發明出壹種新的註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註釋家才智缺乏壹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註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註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註”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湣度學說考》壹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於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註：“三部合異二卷。”）雲：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眾僧和聚會，悉受無戒！於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凈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凈！答言：說凈。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註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註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壹文中，他又進壹步發揮說：“裴松之《三國誌註》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註之體。”周壹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壹文中說：“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的註，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註傳統有何淵源吧？”。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於讀者閱讀。對此，周壹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才是裴註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註似乎沒有什麽關系。
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註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學與史學的區別來解釋裴註的產生。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註釋方法與裴註的不同在於壹是經註、壹是史註。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啟發。錢大昭說：“註史與註經不同，註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註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 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註與史註的基本區分。‘達事’是更進壹步敘述歷史的真相。” 他又說：“由經註的義理闡釋，轉向歷史事實的探討，是經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變的關鍵。”眾所周知，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註演變為史註是不錯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但是，僅至於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註以後占據主流地位的史註還是經學式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學又合流了。
圍繞《三國誌》及其裴註，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壹，為什麽《三國誌》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麽裴松之要不避繁瑣征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壹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誌》寫得簡略。這種意見有壹定道理，因為裴註中所征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誌》時確實還沒有問世。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陳壽撰寫《三國誌》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據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歷史的史書如王沈《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此外，如趙岐的《三輔決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國誌》的成書年代，史無明文，楊翼驤先生書編於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語說明道：“考《三國誌》卷48《孫皓傳》雲‘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於京邑。五年，皓死於洛陽。’此為《三國誌》中記事最晚之壹條，則陳壽著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皓死後，故編於本年。”據同書，著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謐卒於太康三年（282）。陳壽寫《三國誌》時見到皇甫謐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書裴註中都征引了。據《三國誌人名索引》附錄《三國誌裴註引書索引》，裴註引用《魏書》壹百九十條、《魏略》壹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壹百壹十九條、《三輔決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 《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壹條、《高士傳》六條。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並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誌》，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這個工作。《三國誌》卷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近二百字，而裴註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釋說：“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關於曹魏屯田，據楊翼驤先生統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敘述。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四十壹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沈《魏書》的記載，補充了壹百四十七字。由此看來，對《三國誌》的簡略不能只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松之嫌《三國誌》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三國誌》剛問世時，獲得了壹片贊譽聲。《晉書》卷82《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禦史陳壽作《三國誌》，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著《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誌》的批評。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裏是不成問題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將其視之為缺點。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對於《三國誌》主要肯定其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