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司馬遷《史記》引述了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學術流派的見解，他把先秦以來的學派總歸納為六家，即：陰陽學說、儒家學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2. 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十家，即：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
儒家： 四書，五經，十三經
道家： 老子 《道德經》 《南華經》
法家： 《商君書》 《韓非子》
墨家： 《墨子》
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對中國傳統學術分類的壹種簡略考察
“分”、”“別”等觀念，是原始社會後期人類在生產活動中逐漸產生的，是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而自然產生的重要觀念。按照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分，別也。從八刀。”分，指分別。而“八”的原義，指“別”。[1]這是中國古代對“分”之理解。在“學在官府”、“學術專守”的殷周時代，中國已經出現了明確的學術分工與學科分類。作為“古代道術之總匯”的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既是當時流行的六種重要典籍，又是官府職掌的六種專門知識門類。但值得註意的是，除了作為六種學術門類的“六藝”外，在春秋時期還出現了為後世儒家所稱道的“孔門四科”。考察先秦儒家“孔門四科”到清代“儒學四門”的演變，可以窺出中國固有學術門類演化的具體情景。
《論語·八佾》曰：“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這是先秦較早出現“科”名的文字。關於“孔門四科”之內容，有兩種說法，壹是《論語·述而》載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此後世有人遂認為孔門四科指“文、行、忠、信”四個方面；二是更多的後世學者將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視為“孔門四科”，其基本依據，便是《論語·先進》上有這樣的記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這就是說，孔門弟子根據其學業特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先秦時期除了作為最早學術分類的“六藝”外，似乎還存在著“孔門四科”這樣的分科性學術門類。
除了《論語》上所載的孔門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之外，《孔子家語》也盡列孔門弟子，並將通六藝之七十弟子以專長分為四科，從中旁證孔子確有“四科”設教之事。如以德行聞名的有顏回：“回以德行著名”，此外還有閔損、冉耕、冉雍等；以言語科聞名的有宰予：“有口才，以言語著名”，此外還有子貢等；以政事科聞名的子有：“有才藝，以政事著名”，此外還有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以文學科聞名的有言偃（子遊），“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蔔商（子夏），“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2]
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對孔門四科也作了詳細記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冄伯牛，仲弓。政事：冄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遊，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3]將孔門弟子按照德行、政事、言語、文學進行類分，反映了孔門四種學術科目的狀況。司馬遷的這段記載，是對“孔門四科”最有權威的闡釋。
對於“孔門四科”間的關系，近代學者錢穆曰：“孔子門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言語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屬政治科，文學則如今人在書本上傳授知識。但孔門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壹科。子夏列文學科，孔子教之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則治文學科者，仍必上通於德行。子路長治軍，冉有擅理財，公西華熟嫻外交禮節，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專壹業。但冉有為季孫氏家宰，為之理財，使季孫氏富於周公，此已違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們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孫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財，若要用冉有來幫他弒君，冉有也不為。所以冉有還得算是孔門之徒，還得列於政事科。至於德行壹科，尤是孔門之最高科。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學了滿身本領，若使違離於道，寧肯藏而不用。可見在孔門教義中，道義遠重於職業。”[4]因此，如果說《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藝”是孔子教授門徒的六種典籍的話，那麽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便是孔子教授門徒的四種學術科目。
但值得指出的是，盡管“孔門四科”被清儒引申為後來的義理、經濟、考據和詞章四科之學，但在先秦及秦漢時代，它並未引起儒者的過分重視。只是到了隋唐時代，有人開始註意到“孔門四科”。唐人白居易曰：“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六義者：壹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壹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遊、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教，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意，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密……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5]
從這段文字可知，白居易發掘並重視“孔門四科”，顯然是由於佛、道興起，為了與佛法及佛經義例對抗而引發的。同時，白氏受佛教啟發，將“孔門四科”及孔門弟子與佛家經典及門徒相類比，其主旨在於說明儒、釋“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
更值得註意的是，漢代以後，“科”並未成為學術“類名”被廣泛使用，而是作為官吏考試的科目加以運用。所以，與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不同，中國古代的“科”名及“分科”，多指官吏考試的科目。為了弄清中西學術對“分科”概念的差異，有必要對作為中國考試制度意義上的“科”及“科目”加以系統考察。
如前所述，“科”名在先秦開始出現，到秦漢時代，“科”之概念作為“類名”已經普遍使用。但此時所謂的“科”，主要指考試制度上的“科目”。《漢書·儒林傳》曰：漢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此處所謂“甲科”、“乙科”及“丙科”，是選拔官吏的科目。班固《兩都賦》言：“總禮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李賢註曰：“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6]此處所謂“甲乙之科”，也是指選拔官吏的考試科目，說明漢代已經有了設“科”選官之制。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壹人”，將“孝廉科”變為常科。隨後，又陸續開設茂才、明經等常科及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童子舉等眾多名目的特科。壹般認為，漢武帝開始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7]，逐漸建立了科舉制度。所謂科舉制度，是指采取分科考試辦法，按照不同的科目通過考試來選取人才、選拔官吏的制度。西漢時舉士以舉孝廉，東漢時更多采用察舉。據《後漢書》載，東漢順帝時，“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8]。因此，中國分科觀念主要不是在學術分類上使用，而是運用在科舉考試中，特指考試科目。換言之，“分科”壹詞聯用，是指考試門類的分門別類，非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漢代考試制度實行後確立的主要科目，如茂才、明經、明法等眾多科目，無論是常科還是特科，均非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分科”之概念沒有在學術分類上普遍使用，而是在考試制度中得到發揮。
近人陳熾指出：“科目之興，壹千有余歲矣。”[9]科舉制度源於漢代，到隋唐時代基本確立。開皇18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無品以上、總管、刺史，以誌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10]隨後又“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恰”等四科舉人。據《舊唐書·薛登傳》載：大業3年（607年），“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唐代科目設置承襲了漢代察舉制的科目體系，均設常科和制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壹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壹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皆歲舉之常任也，”[11]在這12科中，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最為重要。唐開制舉科目竟達63科，分為文、武、吏治、長才、不遇、儒學、賢良忠直等7類[12]，表明其時科舉考試“科目”分類之細密。
宋代科舉，略仿如唐制，分進士、明經等科。據載：“今進士之科，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13]宋代科舉分常科與特科，常科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通禮科）。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等文科及武科。進士科為最重要的科目，九經、五經等明經諸科地位較低。宋仁宗天聖7年（1029年）2月，盛度上書設置“天聖十科”：“賢良方正能吉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藝待京朝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制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又制高蹈丘園科、沈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14]後去掉書判拔萃科，為天聖九科。
司馬光在元佑元年主政後，提出“十科舉士”建議：“壹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無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15]這種“分科取士”之法，特別為晚清學界推崇，成為中國學人接受近代西方“分科設學”觀念的基礎。
由此可見，孔門雖分為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但在很長時間內並沒有成為類分學術的標準，而僅僅是官吏科舉考試的科目。據筆者考證，“分科”壹詞聯用，見於《宋史》：“自經、賦分科，聲律日盛……二十七年，詔復行兼經，如十三年之制。內第壹場大小經義各減壹道，如治《二禮》文義優長，許侵用諸經分數，時號為四科。”[16]北宋時，隨著書院制度的興起，私人講學之風再起，孔子“分科授徒”做法引起了壹些學者重視，並加以效仿，出現了“分科授學”的現象。因此，“分科”壹詞，多數情況下是指分設考試科目，但宋元以後也指書院教學的科目門類。關於這壹點，通過分析宋代胡瑗分齋教學情況可略約而知。據史料記載：胡氏教授門徒，采取了分科教學的方法，分經義與治事兩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實之講明《六經》。”治事齋專門培養治術人才：“壹人各治壹事，又兼攝壹事（或專或兼，各因其所長而教之）。儒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17]
既然“科”名早已存在，孔門已經分為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那麽這種學術分科難道在後來就沒有得到發展嗎？筆者認為，先秦時期已經蘊含的以學科為類分標準的學術分科，盡管始終沒有能夠發展為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但並不意味著分科性質的學術在中國沒有得到發展。從“孔門四科”演化到“儒學四門”，便證明中國學術門類也是隨著中國學術的發展而逐步演化的。筆者認為，隨著學術的演化和分類的細密，到明清時代，開始由考試科目或書院講授科目，逐漸向近代意義上的學科演化，逐漸形成了所謂“儒學四門”——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與經世之學。
在西漢經學研究中，開始出現經學的三個分支科目：章句、義理和訓詁。所謂章句，即章節和句讀，此種學問在先秦時期萌芽，到漢代成學。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18]章句之學是在搜集、整理失散的經籍過程中興起的。《新唐書》曰：“自六藝焚於秦，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19]《易》有施、孟、梁丘章句，《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所謂訓詁，即是解釋字詞的本意。許慎《說文解字·序》曰：“蓋文字者，經藝之本。”郭璞《爾雅·序》言：“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因此，在經學研究中，逐漸發展為包括研究字體、音韻、訓義在內的訓詁學，稱“小學”（附屬於經學）。劉歆在《七略》中的六藝略，專門列有“小學”類目，說明它在西漢時已經成學。班固《漢誌》也將“小學”列為經學中的壹個類目，並收錄10家45部典籍。
所謂“義理”，是指經籍包含的意義和道理。《禮記·禮器》曰：“義理，理之文也。”以《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西漢今文經學，註重探索經籍的“微言大義”，形成後世“公羊學”；漢代古文經學雖註重訓詁考據，但並未忽視六經的“義理”。據《漢書·劉歆傳》載：“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傳》，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20]這說明到劉歆時，經學研究的三種學問基本成形。
經學研究出現章句、義理和訓詁三門分支學科，是中國學術發展的反映，但漢代時並沒有將這三種學問與“孔門四科”聯系起來。到北宋時，逐漸出現所謂文章之學、訓詁之學與義理之學的分野。程頤曰：“古之學者壹，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壹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學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他所謂的訓詁之學，即是漢代經學；文章之學，即是唐代文學，儒者之學即是宋代“義理之學”。因此，程氏又說：“今之學者有三弊：壹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茍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21]所以，他所推崇的是研討六經之大“道”的學問，即“義理之學”。
“義理之學”的名稱，出自《資治通鑒長編》：“今歲南省所取知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機為美事。”[22]張載亦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23]這是宋代學者著作中較早提及“義理之學”者。義理之學主要是從治學方法上立名，偏重於從總體上探究儒家經典的內容和精神實質；訓詁之學註重對經典字句進行解釋和考訂；性理之學關註經典的道德性命。“經濟之學”在宋代也成為壹門與經史之學相應的學術門類。清人陸心源在《臨川集書後》說：“三代而下，有經濟之學，有經術之學，有文章之學，得其壹皆可以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註，時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蓋學之不明也久矣。自漢至宋千有余年，能合經濟、經術、文章而壹者，代不數人，荊國王文公其壹焉。”[24]這裏雖不敢斷定宋代已經分為經濟之學、經術之學、文章之學三門，但至少可以證明到清初時，“經濟之學”作為壹門學問已為學者認可。
明清以後，作為經學研究的四種分支，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濟之學與文章之學的名稱，逐漸為學者通用。戴震、章學誠等人均將中國學術門類分為三種，即義理之學、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說：“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25]而嘉道之際“經濟之學”驟然興起，與義理、考據、詞章之學壹起，構成了所謂“儒學四門”。姚鼐的侄孫姚瑩認為：學問“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濟也，文章也，多聞也。”[26]明確在中國學術門類中增加了“經濟之學”。
阮元在界定考證之學與“經濟之學”時說：“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27]此處所謂“稽古之學”，就是考據學；所謂“政事之學”，即經世之學。
到了道、鹹之際，“經濟之學”與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並列成為中國傳統學術的四大門類。明確將“孔門四科”與“儒學四門”聯系起來的，是晚清大儒曾國藩。他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28]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曾氏已經將“經濟之學”視為中國重要的學術門類了。
正因如此，在總結中國傳統學術時，曾國藩按照這種學術分科來看待歷代學術大師。他說：“至若葛、陸、範、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29]在曾氏看來，孔門德行之科，極為後來的義理之學，宋儒周、程、張、朱之學，即為義理之學；孔門言語之科，即為後來詞章之學，唐宋時代的韓、柳、歐、曾、李、杜、蘇所謂八大家者，屬於詞章之學；孔門文學之科，即後來的考據之學，漢代以後的許、鄭、杜、馬、顧、秦、姚、王等大家，屬於考據之學。
這樣，“孔門四科”發展到清代，已經形成“儒學四門”，並且得到了晚清學人的普遍認同。康有為在《長興學記》中，將所傳授的學問也分為四種：壹曰義理之學，二曰經世之學，三曰考據之學，四曰詞章之學，並認為中國學術不出此四科：“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30]
可見，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表明中國傳統學術開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學術門類演化著。但值得指出的是，“儒學四門”仍然不是以研究對象為標準劃分的，而是以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及研究門徑進行分類的，與近代意義上的“學科”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嚴格意義上說，“儒學四門”是指研究學問的四種途徑，非指近代意義上的學科。近人郭嵩燾曰：“自乾隆盛時表章《六籍》，老師大儒，承風興起，為實事求是之學。其間專門名家言考據者又約有三途：曰訓詁，研審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證，循求典冊，窮極流別；曰讎校，搜羅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異用，而各極其能。”[31]
此處所謂“考據者又約有三途”，將“儒學四門”的性質作了清楚界定。
作者簡介左玉河（1964年——），男，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文化室副主任，兼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1] 許慎撰、段玉裁註：《說文解字註》，第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孔子家語·七十弟子》，《百子全書》刊印本，嶽麓書社1993年版。 [3]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4] 錢穆：《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教育》，《國史新論》，第224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5] 白居易：《三教論衡》，《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中華書局1979年版。 [6] 《漢書·班固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7] 《漢書·儒林傳贊》，中華書局標點本。 [8] 《後漢書·儒林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9] 《陳熾集》，第79頁，中華書局1997年版。 [10] 《隋書·高祖紀》，中華書局標點本。 [11] 《新唐書·選舉誌上》，中華書局標點本。 [12] 《唐會要》卷七十六《制科舉》。 [13] 《資治通鑒長編》，真宗鹹平5年河陽節度判官張知白上疏。 [14] 《宋史·選舉誌二》，中華書局標點本。 [15] 《全宋文》卷1206,《乞以史科舉士劄子》。 [16] 《宋史·選舉二》，中華書局標點本。 [17] 黃宗羲：《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中華書局標點本。 [18] 範曄：《後漢書·徐防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19] 《新唐書·藝文誌》，中華書局標點本。 [20] 《漢書·楚元王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21]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22] 《資治通鑒長編》卷243,熙寧六年三月庚戍條。 [23] 張載：《經學理窟》，《張載集》，第273頁，中華書局1978年版。 [24] 陸心源：《臨川集書後》，《儀顧堂集》卷十壹。 [25] 姚鼐：《述庵文抄序》，《惜抱軒文集》卷四，同治丙寅（1865年）省心閣重刊本。 [26] 姚瑩：《與吳嶽卿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6輯。 [27] 阮元：《漢讀考周禮六卷序》，《研經室集》上冊，第241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 [28]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2頁，嶽麓書社1994年版。 [29]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國藩詩文集·文集》，上海啟智書局1934年版。 [30] 康有為：《長興學記》，第35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1] 《王氏校定衢本〈郡齋讀書誌〉序》，《郭嵩燾詩文集》，第28頁，嶽麓書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