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王培之壹
曹保印（《新京報》評論部）
11月8日清晨6時許，壹朵年輕、慈善、美麗的生命之花，悄然從24層的樓上，墜落在北京市朝陽區珠江綠洲小區的地面。第二天，《新京報》發了壹條《住戶墜亡 保潔員流淚》的普通社會新聞。因為新聞中沒出現逝者的名字，所以，幾乎沒有人知道，這朵生命之花曾經綻放在哪壹個枝頭。然而，也許誰也不曾想到，就是這樣壹則類似“無名氏碑”的新聞，很可能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動物權利保護歷史上，最值得人們沈痛省思的重要事件之壹。
自現代意義上的動物權利保護運動，從十七世紀的西方開始啟蒙以來，時至今日，動物是否有權利這個曾在現代西方哲學界激烈爭論的問題，在今日的西方已不成其為問題，而開始上升為公眾的***識：動物與人壹樣，是地球的居民，他們有自己天賦的權利。2002年，德國更是修改了憲法，全國人民壹致投票通過在憲法上寫上保證動物權利，並在國家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的條目上，加上了“以及動物”的字眼，明確表示承認動物的尊嚴。
然而，在中國，動物權利保護運動才剛剛開始，許多已經被今天的西方公眾接受的動物權利保護核心理念，如動物解放其實也是人類的解放、人類習慣是動物解放的根本障礙等，不但不為公眾所熟悉，甚至被視為類似“瘋人的囈語”——人的權利還沒得到充分保護，何談動物權利保護？與其關心動物是否吃得飽、不受虐待與無端殺害、擁有最起碼的尊嚴和自由等，不如關心人是否享有這些權利。這是最常見，又仿佛是最有力的輕視甚至拒絕、反對保護動物權利的理由。
在這種觀念阻礙下，盡管動物福利（而非權利）立法勢在必行，動物權利保護界人士屢屢大聲疾呼，但其在中國的進程，依然如蝸牛渡海般緲然無期。而尤其令人悲哀的是，為數甚少的動物權利保護踐行者，也常常因此陷入巨大的社會壓力之中；再加上日常耳聞目睹了太多發生在動物身上的慘劇，他們的心理負荷異常沈重，如果這種負荷的出口不暢，另壹種慘劇便會在他們身上登場——輕者心理變異，走上全力維護“動物道”、卻無視甚至踐踏“人道”之路；重者心理長期抑郁，以主動結束自己的生命尋求解脫，“眼不見，心不煩”。
這樣的慘劇，連續兩天出現在《新京報》上：11月9日的這則普通社會新聞，其主人公王培，實際上是壹位長期從事動物權利保護工作、於2005年年底開始擔任世界農場動物保護協會（CIWF）中國代表的年輕知識女性，此前，她已經從外資企業辭職5年，專職從事動物保護誌願者工作。她的死，假如最終由警方認定，確如其丈夫所說，是因無法忍受人們對動物的殘害而自殺的，那麽，就不但“是中國動物保護事業的極大損失”（安徽醫科大學教授、《動物解放》中譯者祖述憲語，得知王培的死訊後，他對筆者說，“我聽著都在發抖”。），也是世界動物保護事業的極大損失。畢竟，中國是整個世界永遠不可分割的壹部分。
更為重要的是，截至王培逝前，據筆者所知，世界上還沒有人為了動物權利保護事業，以如此慘烈的方式，用生命書寫對人類漠視動物權利行為的強烈抗議。然而，誠如絕大多數人所言，這種抗議形式無論如何都是“得不償失”的。雖然對已經逝去的王培而言，卻未必做如是價值觀的思考，盡管她生前所發表的最後壹篇文章，依然是在思考人類面對禽流感的襲擊時，如何理性對待殺戮動物。
肯定是出於巧合，但正因其巧合，而更使王培的逝去與下則新聞主人公蘆荻的遭遇，備增值得深入思考的價值。11月10日，《新京報》推出了“核心報道”《蘆荻的“動物世界”》。在這篇報道中，75歲的老人蘆荻因救助動物耗盡家財，也因家中收養的貓狗被指“擾民”；她擔任會長的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也正因管理不善，面臨會員流失危機；更令普通讀者難以接受的是，在維護動物權利的過程中，老人做出了壹些涉嫌嚴重有違“人道”的非常之舉，被她招聘的飼養員指為“她講貓道狗道，但是卻不講人道”。
蘆荻也是壹位知識女性。《新京報》的報道說，本名蘆素琴的她，1931年出生在東北遼陽壹個書香門第，曾就學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抗美援朝時期做過空軍記者，1954年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革”中調往北京大學中文系。1975年，毛澤東因患有眼疾，要遴選壹位熟悉古典文學的大學教師，為他侍讀古籍，蘆荻入選。在中南海侍讀的4個月，使她從壹個普通女教師變成壹個全國矚目的人，但也因此遭到了殘酷迫害。這段特殊的經歷，使她慢慢走上動物權利保護之路，並於1992年正式成立並註冊了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
如果《蘆荻的“動物世界”》這篇報道真實、客觀，那麽，蘆荻之所以會做出有違“人道”的非常之舉，其原因大概與王培的以身赴死相同，其不同之處，只不過是心理負荷的輕重程度有別而已。而這，正是筆者所最為關心的問題。
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兩個問題：面對中國的動物權利保護之路，我們該如何啟程？在啟程走上動物權利保護之路的同時，我們又該如何保護自己的生命質量，不但不因為從事這項工作，而使它受到任何程度的損害，更能因此而獲得更高境界的提升？比如，承擔起人權保護運動的壹部分責任。正如知名學者沈睿女士所言：“凡是沒有人權觀念的人，壹定對動物的權利置若罔聞。反之，提倡動物權利的人，幾乎都是人權的捍衛者。在某種意義上，看壹個人是否真的捍衛人權，就看他是否也為動物的權利鬥爭。”
印度聖雄甘地說：“從壹個國家對待動物的態度，可以判斷這個國家及其道德是否偉大與崇高。”由此，也就可以說，要使壹個國家及其道德偉大與崇高，以所有生靈都是自然之子的理念為基點，端正對待動物的態度，將是壹個重要的努力之途。而要做到這壹點，充分發揮文字與影像的宣傳力量，就今天的社會而言，是極端重要的。在很多時候，壹篇文章可以影響壹個人的觀念，而壹本書甚至可以徹底改變壹個人的思想。
這樣，對啟程走上動物權利保護之路的人來說，就需要在付諸實際行動的同時，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只有略有價值，無論點點滴滴，在壹開始都拿出去與其他人分享，以此去感染人、啟發人、影響人，並最終改變人。畢竟，所謂保護動物權利，最終是人的事情，不具有向人類表達自己思想的動物，對此是無能為力的——他們只能依靠人來為自己的權利代言。
在這壹點上，王培的精神永遠值得發揚。自2003年11月24日在《新京報》發表第壹篇評論文章《放棄熊膽，壹場期待千年的救贖》，至2005年11月1日發表最後壹篇評論文章《理性對待禽流感 理性對待動物殺戮》，王培先後主動和應約為《新京報》撰寫了28篇關於動物權利保護的文章（其中正式發表25篇），其中既有五六百字的短小來信/來論，也有壹千四五百字的未署名社論。
盡管筆者並不知道具體有多少人（僅以《新京報》的發行量推算，這個數字也應該在數百萬人次以上）讀到了這些文章，但筆者卻敢說，壹定有很多人受到了它們潛移默化的影響。壹個王培就可以做到這些，假如有更多的王培提起筆來，其影響力所遞增的倍數，恐怕將會是無法想象的。事實上，正是在王培文章的影響下，筆者本人也開始關註動物權利保護問題，不但撰寫了壹些宣傳動物權利保護理念的評論文章，而且有意組織編發了很多此類文章。
壹個王培的文章與行動，可能很難改變什麽，但壹百個、壹千個、壹萬個王培的文章與行動，就壹定會掀起壹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而觀察西方現代意義上的人權與動物權利保護運動之路，實際上也正是憑借這種常識性的“以點帶面、鍥而不舍”精神，才抵達今天的高度。
在西方人艱難行進的這條路上，我們既可以看到托馬斯·額斯肯爵爺(Lord Chancellor Thomas Erskine)為在1822通過人類歷史上第壹個規定反對殘酷對待動物的國家法律《馬丁法案》而努力的身影，也可以看到十八世紀晚期英國哲學家漢姆夫瑞·普瑞馬特（Humphry Primatt）筆下的《慈善的職責和殘酷對待動物的罪行》，還可以在十九世紀看到詩人雪萊、作家梭羅、劇作家肖伯納等人奉行素食的行動，更可以在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看到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於1975年出版的、被稱為“生命倫理學的世界經典素食主義的宣言”的《動物解放》壹書……所有這些累積起來，遂慢慢匯成動物權利保護的洪流。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面對中國的動物權利保護之路，我們需要也必須首先隨身攜帶好筆——既可以刺破“人類完全中心主義”的森嚴壁壘，又可以開創人類與動物和諧***處的新世界的“矛”，才能夠啟程。否則，在這條路上，努力行走的人必將會越來越寂寞、越來越艱難，因為追隨他們的人越來越少。簡言之，我們現在所需要做的，是必須用手中的矛壹樣的筆，去努力啟蒙更多人接受動物也有天賦權利這壹基本理念。
而啟程之後，接下來所需要也必須做的，就是時時刻刻握緊手中的盾牌。這面盾牌不是普普通通的盾牌，它既是壹堵固若金湯的城墻，依靠著它，可以擋住那些或明或暗投來的各種武器；也是壹條暢通無阻的綠色通道，憑借著它，可以隨時釋放那些負荷在心理上的各樣壓力。畢竟，我們努力保護動物權利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傷害甚至毀滅人類自身，而是要提升整個人類文明與自然文明的高度，使人類與動物在這個文明的高度上和諧***存。
假如王培之死，確因無法忍受人們對動物的殘害，這無疑是對後繼者最好的警醒——衛護生命之盾，片刻不可離身。即便王培之死，可能還有截至目前未為人知的其他原因，從《新京報》報道的蘆荻的故事中，我們壹樣可以看到這面生命之盾的重要性。
中國小動物協會的會員遍布全國各地，協會鼎盛時期，僅北京市就有兩萬多會員，其中有很多外企白領。然而，在2005年8月6日召開的年會上，到會的卻僅僅只有壹百多人。誌願者田金平甚至表示，中國小動物協會現在實際上只是蘆荻壹個人的協會。
之所以會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在很大程度上，與蘆荻被指不講“人道”與“防備心過強，總是不放心任何人，總擔心別人會有其他企圖或者傷害到小動物”（田金平語）有關。報道中提到了這樣壹個既給協會工作人員留下深刻印象，也同樣讓筆者備感震驚的故事：“有壹次，壹名剛上大壹的女學生來做誌願者，被狗咬傷，她在外面哭喊‘蘆老師、蘆老師。’而蘆卻不當壹回事，好半天才走了出去。”
僅從這些材料，就可以判斷蘆荻已經存在相當嚴重的心理障礙。否則，她應該不會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非常之舉。因為正如上述，“提倡動物權利的人，幾乎都是人權的捍衛者”。而產生這種心理障礙，也實屬自然而然。在所有提倡動物權利的人眼中，動物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在蘆荻看來，更是“只有惡人，沒有惡狗”。
如此壹來，由於耳聞目睹了太多動物的痛苦遭遇，她的心裏勢必積壓了很多痛苦，如果這些痛苦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排解，長期積壓的結果就會造成心理障礙。在現實生活中，心理工作者自殘甚至自殺的事情，並不鮮見，蘆荻的問題正與此有相同之處。而心理工作者本人也必須時常通過其他心理工作者排解心理問題，才能使自己不致為積累的“精神垃圾”所傷，也早已經成為壹種精神醫學常識。
這樣，重視動物權利保護者的心理問題，就不但是其本人必須高度關註的事情，而且是其同行者以及整個社會應該努力為之的。然而，尤其令人遺憾乃至悲哀的是，人們往往忽略了這壹點上，即便偶然之間想到了，也只是將其歸結為個人道德、人文修養、價值觀等。既然“脈”沒有號準，所下的醫治之藥，自然完全失去了效果。但願發生在王培和蘆荻身上的悲劇，能引起我們的警惕，進而真正關註這壹問題，努力尋求解決之道。
中國的動物權利保護之路，完全可以用“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來形容。在這個上下求索的進程中，行進者左手執矛、右手握盾，必須成為壹條基本準則。無論如何，今天的我們已經失去了壹個優秀的年輕行進者王培，並且可能正在失去壹個曾經的老旗手蘆荻，而這樣的行進者在中國本來就不多，所以，我們不能再失去第二個王培和蘆荻。
目前，對中國來說，動物福利立法還在路上，動物權利立法更是遙在遠方。然而，希望的燈塔，畢竟還在高高聳立。既然如此，那就讓我們帶著鋒利的矛、堅固的盾，啟程吧！
2005年11月12日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