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學·復古與革新
這個題目主要討論古文理論中關於古文發展的道路方向問題。散文史上歷次古文運動的 *** ，都以復古為旗幟。由於歷史傳統與社會現實條件的約束，古文家的革新主要是向前人學習，也就是復古。復古是為了革新，復古是手段(以“道”而言，同時也是目的)，革新與發展是目的。既然魏晉南北朝道衰文弊，要起衰救弊，最方便也最有號召力的辦法，就是向魏晉以前取經。唐代的復古運動，是復先秦兩漢之古;宋代的復古運動，自然就是復唐代韓柳之古。韓愈論古文，能將復古與革新緊密地結合起來。(壹)《答李翊書》自述學古作文的經歷和體會時說：“始者非先秦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誌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這是說精讀先秦兩漢之書，沈浸玩味，完全融會貫通。“當其取於心而註於手，汩汩然來矣。”壹旦有了深切的體會，發而為文，就能得心應手了。下文又說：“如此者亦有年”，直到“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所謂醇，包括立意的精純不雜和行文的純熟自如。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讀書的***同經驗，又是韓愈學古為文的具體經驗，後人談學習，大抵不離於此。(二)“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這與生搬硬套，活剝古人者大不相同，既要學習古人的語言，又要自鑄偉詞。韓愈在吸收遺產的豐富營養的基礎上，力求形成和完善具有個人風格的文學語言，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傑出的語言大師。(三)“(文)無難易，惟其是爾。”(《答劉正夫書》)在《進學解》中，作者介紹自己如何廣泛地吸收古人作品的優長，可視為師其是的註解：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下逮《莊》《騷》，太史所錄;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四)氣盛言宜。孟子提出“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醜上》)。曹丕強調“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韓愈通過形象的比喻對此作了更具體的發揮：“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氣盛宜言，是突破駢儷聲律的藩籬而自由揮灑的重要手段，經過韓愈的強調，成為古文家的***識和古文理論的壹個重要內容。柳宗元的古文方法論與韓愈的精神相通。他曾壹再給後學詳細介紹自己借鑒古人的經驗與途徑，同樣體現以復古求革新的原則。《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在闡述如何“羽翼夫道”之後，進而談到如何取資於古人：“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 《谷梁氏》 以厲其氣，參之 《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 以博其趣，參之 《離騷》 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又說：“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 《論語》、孟軻書，皆經言; 《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宋代文章復古，增加了韓柳這兩位老師。柳開以名肩愈、字紹元來表示自己對韓柳的崇敬，並以繼承其事業為己任。王禹偁說，“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明確提出“遠師六經，近師吏部”的復古途徑(《答張扶書》)。經過歐陽修、穆修、尹洙等人的堅持不懈的努力，韓柳尤其是韓愈的古文初祖地位最後確立。歐陽修復韓愈之古，揚棄了韓文怪怪奇奇的壹面，發揚了文從字順的壹面，影響文風極為巨大，宋文又形成了自己的平易流暢的總體風格，這是歐陽修通過復古求革新的貢獻。於是，韓愈與歐陽修同為宋以後復古革新的宗師。
以復古求革新，是唐宋古文運動的重要理論和成功經驗。不過，復古的手段並不總是帶來革新的果實。明代中葉，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與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都對明初平熟萎靡的臺閣體文風深表不滿，而以復秦漢之古為號召。由於理論的失誤，創作也是不成功的。“(明代)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啴緩冗沓，千篇壹律。夢陽振起痿癉，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其文則故作聱牙，以艱深文其淺易。”(《四庫全書總目》卷壹七壹)又李攀龍“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以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文則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明史》卷二八七)前後七子散文復古主張之所以失敗的重要原因之壹，就在於漠視歷史的發展和生活的現實，而尺尺寸寸、壹步壹趨地模仿先秦兩漢的語言，與韓愈的師其意不師其辭、文無難易惟其是爾的宗旨背道而馳。早在韓愈之前，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就已經指出生硬勉強地模仿古人語言的錯誤：“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史通·言語》)這個道理極為淺顯易曉。《論語》壹書，語言不同於《書》、《易》;司馬遷記先秦事，已在改寫古籍文句。明朝人要跨越唐宋而學語於先秦兩漢，不其惑乎!
復古的主張未能取得革新的實效，古文家的創作未能跨越前人而有長足進步，這是復古主義容易受到懷疑和抨擊的原因之壹。明代中葉前後七子的復古，即為李贄與公安壹派所攻駁。袁宏道說：“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雪濤閣集序》)“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何嘗字字學六經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而盡其趣，才顯得可貴(《敘小修詩》)。因而反對以時代定優劣，“然則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與丘長孺》)李贄甚至懷疑六經，持論更為激烈。他說，六經、《語》《孟》不壹定都是聖人之言，或者是“史官”、“臣子”的褒崇贊美之辭，或者是“弟子”、“門徒”殘缺不全的筆記;即使是聖人之言，要亦有為而發，對癥下藥，不可“以為萬世之至論”。因此，“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大凡根源於“童心”的，就是“天下之至文”，“更說甚麽六經，更說什麽《語》、《孟》乎!”(《童心說》)這，不僅針對復先秦兩漢之古的七子派，而且實際上也批駁了唐宋派，因為歸根到底，唐宋派也是復古派，尤其是唐宋派有其壹脈相承的文以明道觀念。清之桐城派，並不高唱復古，但他們追蹤程朱與明之唐宋派的旗幟十分鮮明，因而受到鄙薄宋學的經學家的攻駁，甚至屬於桐城支派陽湖派的惲敬，也對桐城三祖壹壹表示不滿，並進而對王慎中、歸有光等人提出批評。總之，古文發展到清代中葉，以復古求革新之路似乎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