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萌生時期：大約公元前21世紀至前8世紀，即夏、商、西周時期。
中國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就產生了部落間的戰爭，人們對軍事問題也開始有了壹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隸制國家，戰爭成為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軍隊成為國家機器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西周時已有師、旅、卒、兩、伍等編制，青銅兵器廣泛應用於軍事。著名的戰爭有甘之戰、鳴條之戰、牧野之戰、周公東征等，作戰樣式有步戰、車戰，多為"堂堂之陣"的正面交鋒。作為觀念形態的軍事思想也開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等古代史料及大約在西周時期出現的《軍誌》、《軍政》等兵書中都有反映。
這壹時期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是：①在對戰爭的看法上，強調天命、 伸張正義和保民。《尚書》的《甘誓》、《湯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為出兵征戰之由，以"恭行天之罰"、"吊民伐罪"、"保民"相號召。軍事決策和行動要以天象和占蔔的吉兇定取舍。②治軍上強調齊眾以律，"師出以律，失律兇也"(《易·師》)；"尚桓桓"(《尚書·牧誓》)，以成威武之師；嚴賞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尚書·甘誓》)。③戰爭指導上，以重禮信仁義為主導思想，主張"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不窮不能"，"成列而鼓"(《司馬法》)；戰爭實踐中也已註意到以謀取勝。鳴條之戰、牧野之戰，都采取了陰蓄其力、爭取與國、剪敵羽翼、運用間諜、偵察敵情、掌握時機、攻其腹心等方略。《軍誌》、《軍政》中有"允當則歸"，"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地利為寶"等謀略思想的記載。④在作戰指揮上，已註意到前鋒和主力、車兵與徒兵的配合及陣法的應用。由於這壹時期戰爭樣式簡單，規模比較小，持續時間短，人們對軍事的認識還未能形成系統的理論。
2、形成時期：大約從公元前8世紀至前3世紀，即春秋戰國時期。
中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社會處於大動蕩、大變革、大發展中。爭霸、兼並、統壹戰爭激烈，用兵數量增多；鐵兵器應用日益廣泛，軍事技術和築城等均有進步；軍制上，步兵、騎兵、水師逐漸分離為獨立兵種，步、騎、車配合作戰，形式多樣；打破了"兵民合壹"兵制，出現了募兵制和郡縣征兵制；戰爭指揮復雜，要求高，將帥專職化；學術上百家爭鳴等，促進了中國古代兵學的發展。以《孫子》為代表的壹大批兵書的誕生，標誌著中國古代兵學理論體系的初步確立。對戰爭的認識逐步深化春秋時期人們已經認識到，"師直為壯，屈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戰國時兵學家進壹步將戰爭區分為"義"和"不義"，指出："禁暴救亂曰義"(《吳子·圖國》)，"義者，兵之首也"(《孫臏兵法·下編·將義》)，並由此確定了自己對戰爭的基本態度:"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司馬法·仁本》)；"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尉繚子·武議》)。對戰爭的起源問題，提出"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呂氏春秋·孟秋紀》)的觀點。對戰爭的起因問題，認為由於人民眾、財貨寡、事力勞、供養薄，故民爭而不免於亂，已註意到從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探討戰爭的起因。在對戰爭與政治、經濟、地理的關系和制勝因素的認識上，指出國家安危"在德不在險"(《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戰法必本於政勝"(《商君書·戰法》)；"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尉繚子·兵令上》)；"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醜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議兵》)。戰國時期的軍事家們進壹步提出軍事改革的要求，主張廢除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尤重耕戰，強調富國強兵，"顯耕戰之士"(《韓非子·和氏》)；視富國為強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為代表的壹些思想家主張為統壹而進行戰爭，對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形成系統的建軍理論突出反映在將、法、教方面。《孫子》提出將帥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的條件，對軍隊組織編制、將官職責、軍備物資、費用等也都有嚴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把"士卒孰練"作為勝負的重要條件等，奠定了中國古代建軍理論的基礎。其後戰國軍事理論家更進壹步豐富了它的理論內容。《吳子》要求將帥總文武，兼剛柔，具備理、備、果、戒、約的素質；《尉繚子》強烈批評世將制度，提出將帥要有威、惠、機、戰、攻、守、無過等全面修養；《六韜》不僅考察將帥個人的條件，而且強調統帥機關整體素質的互補和提高；《韓非子》主張從基層中選拔有實戰經驗的人為將領；等等。在軍事法制方面，出現了許多關於作戰、內務、紀律等法規性的文獻，體現了以法治軍、以治為勝的思想特點。同時強調以仁為本，恩威並用，賞罰嚴明，認為"善將者，愛與威而已"(《尉繚子·攻權》)；要愛護士卒，甘苦與***；賞不逾時，罰不遷列；要"刑上極，賞下通"(《六韜·將威》)，和軍同欲。在軍隊的教育訓練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為先"(《吳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簡募良材，料民選卒，依勇力、技藝分別編組，按級訓練；裝備要精良等。從本質上說，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為主、吸取儒家仁學理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適應當時軍隊特點的建軍理論。
提出壹系列戰爭指導和作戰原則春秋時期的戰爭指導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運用軍事與政治謀略，提出了諸如"尊王攘夷"，"威不軌而昭文德"，"觀釁而動"，"兼弱攻昧"，"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等有價值的戰爭指導思想。重信義的觀念逐步被"戰陣之間，不厭詐偽"所代替。《孫子》對以往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進行總結，認為善戰者必須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將、法"五事"，重視謀略，強調"廟算"和先計後戰。指出了用兵的"詭道"、"詐立"特征；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思想和進攻速勝的指導原則；強調主動、惑敵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示形、任勢、我專敵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實擊虛、攻其無備、因敵制勝等基本原則。戰國時期，伐謀、伐交思想有了新的發展，註重聯盟戰略，縱橫捭闔，分化敵對力量；強調必攻不守，先機制敵，靈活應變；產生並發展了騎戰、城戰及不同地理、氣象條件下作戰的原則。《吳子》、《六韜》和《孫臏兵法》關於騎兵的地位、作用、特點的論述，已帶有總結經驗和理論概括的性質，其中"十勝"、"九敗"和"用騎十利"已比較系統。在"攻城圍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習用器械、集兵攻城、錯絕其道、阻援攻虛、守不失險、守必出之、中外相應等論述。《墨子》中《備城門》等幾篇晚出的墨家之作專論守城之法，對守城設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詳細記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親"。
奠定古代軍事哲學思想的基礎 《孫子》反對戰爭的不可知論，認為戰爭可先知、先算、先 勝，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觀點；註重人事，反對"取於鬼神"、"像於事"、"驗於度"；註重以"智"使"力"和趨利避害；註重從總體上聯系上多方面地觀察戰爭，體悟到軍事領域中許多矛盾對立及轉化的現象，提出了虛實、奇正、形名等壹系列反映軍事理論認識對象的性質、範圍和內容的範疇。戰國時的兵家更註重對"戰道"(戰爭規律)的探討，視之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同時對軍事領域內的諸矛盾關系、軍事與政治、軍事與經濟的關系的認識也更為廣泛深入。
3、充實提高時期：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0世紀中期，即從秦漢~隋唐五代十國時期。
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統壹的歷史過程中進壹步發展完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也不斷發展。軍事技術有新的進步，鐵兵器種類增多，殺傷性能有所提高；軍事交通、築城、造船也有較大發展。唐代發明了火藥並開始應用於戰爭。騎兵、水軍在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各朝軍制多有所變革，武裝力量體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軍、地方軍和邊防軍三大部分組成，集權於皇帝。北朝後期創立的府兵制經隋至唐初而趨完善，成為兵農結合的軍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戰爭規模增大，時間延長，區域範圍廣，大規模的騎兵集團作戰、橫渡江河作戰、水上交戰以及水陸配合作戰較多。漢代註重兵書的搜集整理，並將兵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類。這壹時期軍事思想在繼承先秦傳統的基礎上，側重於實際運用，內容更加豐富，水平進壹步提高。
高度重視戰略謀劃在幾次統壹中國的戰爭中，壹些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思想和決策能力。楚漢戰爭中，漢對經營基地、收攬民心、分化對方、爭取盟國以及正面堅持、敵後襲擾、兩翼牽制等戰略運用甚為成功。東漢統壹戰爭中，采取西和東攻，先關東，後隴蜀，由近及遠，各個擊破的戰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在多極鬥爭中，聯盟戰思想的運用生動、突出。諸葛亮的"聯吳抗曹"，孫權的"聯魏擊蜀"，曹魏的離間吳蜀、坐山觀鬥等，在不同情況下分別運用，各有成效。諸葛亮的《隆中對》提出了分清形勢，建立根基，內修政事，外和諸戎，聯盟抗敵的戰略思想。隋唐五代時，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後又采取擊北防南的戰略，對突厥"離強合弱"，擊逆撫順；對陳軍事手段與政治手段並用，虛實結合，疲敵誤敵，伺機壹舉擊滅。這些都表現出戰略運用的靈活性。李淵集團為統壹全國采取的因勢借力、以屈求伸、乘虛入關、居險養威、先急後緩、各個擊滅群雄的戰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榮的"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戰略規劃，亦不失為有識之舉。這些戰略思想和決策體現了從實際出發、駕馭全局、遠謀多算、靈活用兵的***同特征。《黃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訓》、《戰略》等專門闡述戰略思想的軍事著作的出現，使制定和實施戰略的藝術更加深刻和系統，而"貴謀賤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成敗在乎智"，"以計代戰壹當萬"等，均成為膾炙人口的重視戰略運用的名言。
國防指導思想呈現新的特點根據當時大壹統的政治局面及周邊形勢，秦朝修築萬裏長城，體現了因地形，"用險制塞"、"限胡馬之足"、以墻制騎、安邊設防的思想。漢朝組建大規模騎兵集團後，轉而采取"以騎制騎"之策，抗擊強大的匈奴騎兵，由單純防禦轉入攻勢防禦。漢朝還在秦徙民實邊的基礎上，推行軍屯實邊措施，形成了兵農結合的壹種強邊新形式。秦漢時，重視軍事交通建設，形成以都城為中心、幹線縱橫、通向邊遠地區的交通網，提高了軍隊的機動性。漢初"文武並用"的治國強兵方略，"以蠻夷攻蠻夷"的對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將全國劃分為若幹個軍事戰略區，采取重首輕足、中外相維的兵力部署原則等，對後世均有較大影響。
作戰指導思想有新的發展 重視利用騎兵機動性強的特點，采用多路出擊、以快制敵、長途奔襲、窮追猛打的戰法，註重多兵種運用；大規模江河作戰，水陸配合，多路分進合擊；城邑戰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為戰爭成敗的關鍵。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圍城打援、壹舉兩克的戰法影響深遠。野戰中更註意對地形的詳盡考察，聚米為山(即沙盤雛形)，因地用兵。《衛公兵法》提出了速決和持久不可偏廢的觀點。《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聯系戰爭實踐，對虛實、奇正、攻守等範疇的闡述更為系統、辯證，強調"致人而不致於人"(即奪取戰爭主動權)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太白陰經》強調戰爭勝負取決於人謀和國家富強;提出"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闡明了"形"(物質)與"神"(精神)的辯證關系，發展了《孫子》關於"形"的理論。
4、系統完善時期：10世紀至19世紀中葉，遼宋~清朝(前期)。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進壹步系統完善。這期間，中央政權與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權較長時期處於並立狀態，既爭鬥，又融合，中國政治、經濟和科技、軍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了較大的發展，統兵用兵之權高度集中。隨著火器的發明及其大量裝備部隊和運用於實戰，火器部隊成為獨立兵種。作戰規模日益擴大，戰爭樣式更加多樣。隨著武學的興盛，《武經七書》成為將帥及武科舉子的必讀書，強調精神感化的理學、心學學說滲透到治軍領域。以《武經總要》、《武備誌》為代表的壹些大型軍事類書相繼問世，明確區分軍事門類，系統整理軍事資料。有關軍事訓練、軍事人物、兵制、守城、陣法、車營、火器、軍事歷史地理、海防邊防等專題性兵書大量湧現，反映了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研究的廣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價值的軍事思想內容。
以兵權高度集中為統兵建軍宗旨宋朝統治者鑒於唐末五代藩鎮擁兵割據，大權旁落的歷史教訓，力主兵權高度集中，以軍事行政權歸樞密院，軍事指揮權歸"三司"、"三帥"，互相制約，集權於皇帝。明、清兩朝統治者也將集權原則奉為圭臬。兵權的高度集中有利於國家統壹、社會穩定，但宋初由皇帝親制陣圖，並派出排陣使監督將帥戰守的做法違背了因情應變的基本原則，也容易束縛將帥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造成兵將互不相習的弊端，削弱部隊的戰鬥力。
練兵、練將思想日益深化、系統隨著武舉、武學的逐步發展和完善，對將領的培養教育制度化、系統化，重視選練和軍事教育。宋代嶽飛嚴於治軍，信賞明罰，其軍以"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為信條。明代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堅持陣法要與伍法相結合，並提出了壹整套完整的比較適用的練將、練兵的原則和方法，認為"練兵之要，在先練將"；練將既要入武庠(軍事學校)，也要到實境中鍛煉；對士兵的訓練，則貫徹選、練兼顧的原則，主張兵貴選鄉野老實之人，摒棄市井油滑之徒，註重練膽、練藝。
戰略思想更加豐富、系統《武備誌·戰略考》按"非略弗錄"和"略非奇弗錄"的原則輯選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讀史方輿紀要》系統論述了山川形勢對戰爭的影響。在戰略進攻上，北方各民族將帥普遍註意發揮騎兵機動能力強、善於野戰的特長，主張進攻速決。如遼朝女軍事家蕭綽的長驅直入、緊逼腹心的謀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遠程迂回、突然奔襲、中間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滅金方策；後金統帥努爾哈赤面對強軍，采取"憑爾幾路來，我只壹路去"等方略，都從不同角度為中國古代戰略增添了新的內容。朱元璋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也采納了朱升提出的"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的方針，後又采取了先斷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滅群雄，建立明朝。在戰略防禦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籬三層，扼守要點的點、線、面結合的設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長城為骨幹，因險守塞，擇點分片(建立九鎮)，寬正面大縱深，有重點和層次，精兵機動和城守相結合的邊防思想。針對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況，《籌海圖編》壹書提出要海陸結合，分區、多層、要點設防，強調實行哨於遠洋，擊於近海，鞏固海岸，嚴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這些，都進壹步豐富了中國古代戰略思想。
火器的廣泛應用促進了作戰指導思想的發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為主的特種部隊——神機營，嗣後火器大量裝備部隊，有了火器和騎兵、步兵編組成軍的車營。在作戰中，重視發揮火器的作用，陣形和戰法都有變化，並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種配合的思想。《車營叩答合編》專論火器部隊的作戰特點和方法，適應用車在用火，用火在用疊陣的原則，使車、騎、步之間交相更叠、配合，保證了火力的發揚。火器的發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論的變化，城池防禦工事層數增加，註意騎墻、敵臺火力相交，並構築附城敵臺，以臺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
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形成早、發展快，內容博大精深。其體系確立於先秦時期，歷朝歷代均有豐富和發展，其中包括古代農民起義的豐富實踐和理論升華，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在戰爭觀上提倡重道慎戰、義兵必勝、以戰止戰；在國防建設上主張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在戰略和作戰指導上強調先計後戰、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勝"、文武並用、伐謀伐交、兵不厭詐、出奇制勝、避實擊虛、各個擊破、造形任勢、動敵、致人、我專敵分、並卒擊敵、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逸待勞、善擇戰機、兵貴神速、靈活應變；在治軍思想上要求以治為勝、制必先定、兵權貴壹、教戒素行、氣藝並重、賞罰嚴明、恩威並施、勵士練銳、精兵良器、將帥賢能、 智勇雙全、上下同欲、三軍齊心；在後勤保障上提倡聚財積力、足食強兵、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在兵役思想上堅持寓兵於民、因勢改制等等。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在世界軍事思想史上有廣泛影響和突出地位，不僅在歷史上對指導人們的軍事鬥爭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為中外各界人士所稱道，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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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的科學價值
1、《孫子兵法》成書於春秋末期，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軍事著作，在中國軍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軍事思想對中國歷代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其已被譯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幾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享有“兵學聖典”的美譽。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軍事理論著作，也是中國古籍在世界影響最大、最為廣泛的著作之壹。它所闡述的謀略思想和哲學思想，被廣泛地運用於軍事、政治、經濟等各領域中。 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作者為春秋時期偉大軍事家孫武，大約成書於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壹部軍事理論著作，比歐洲克勞塞維茨 （Clausewitz）寫的《戰爭論》（On War）還早2300年。
2、 《孫子兵法》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書中探討了與戰爭有關的壹系列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如敵我、主客、眾寡、 強弱、攻守、勝敗、利患等。《孫子兵法》正是在研究這種種矛盾及其轉化條件的基礎上，提出其戰爭的戰略和戰術的。這當中體現的辯證思想，在中國辯證思維發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孫子兵法》談兵論戰，集“韜略”、“詭道”之大成，被歷代軍事家廣為援用，書中不少計名、典故，在中國也是婦孺皆知。《孫子兵法》縝密的軍事、哲學思想體系，深遠的哲理、變化無窮的戰略戰術，常讀常新的探討韻味，在世界軍事思想領域也擁有廣泛的影響，享有極高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