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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是誰編纂的

《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成於西周初期,根據《尚書》上所說,《豳風·鴟鸮》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壹批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後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壹篇有密切關系。最晚的作品成於春秋時期中葉,據鄭玄《詩譜序》,是《陳風·株林》,跨越了大約600年。 關於《詩經》的集結歷代說法眾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種:王官采詩說最早的記載出現於《左傳》。《孔叢子·巡狩篇》載:“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另外在《漢書·食貨誌》:“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專門的使者在農忙時到全國各地采集民謠,由周朝史官匯集整理後給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當時的采詩官被稱為“行人”(見於《左傳》)。 劉歆《與揚雄書》亦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公卿獻詩說當時天子為了“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國語·周語》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曚誦。” 孔子刪詩說這種說法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篇。”據說原有古詩3000篇,孔子根據禮義的標準編選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詩經》。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彜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吳公子季劄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現在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後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詩經》多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壹些地方(齊、韓、趙、魏、秦),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是經過潤色後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 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huì〕、曹、豳〔bīn)) 《雅》分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宮廷樂歌,***105篇。

三種《詩經》的抄本(唐)(22張)  “雅”是正聲雅樂,即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詩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類似風謠的勞人思辭,如黃鳥、我行其野、谷風、何草不黃等《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於祭祀的樂和舞歌,***40篇。“頌”是祭祀樂歌,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40篇。本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但魯頌四篇,全是頌美活著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產生於現在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帶有壹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表現手法“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說,賦是直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雕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賦”和“比”都是壹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於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著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壹首詩或壹章詩的開頭。有時壹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於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壹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雲雲,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壹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進壹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麽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麽明白確定。又如《桃夭》壹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壹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壹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壹種特殊味道。詩經流傳 到春秋,流傳下來的詩,據說有三千多首,後來只剩下三百十壹首(其中有六首笙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後來為了方便,就稱它「詩三百」。 孔門弟子中,子夏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他傳詩。 到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 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而現在只剩外傳十卷。 至於現在流傳的詩經,則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萇)所傳的毛詩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和《雅》產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國風》除《豳風》及“二南”的壹部分外,都產生於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雅》、《頌》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國風》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壹部分,與《國風》類似。但必須指出:我們在這裏說的“民歌”,只是壹種泛指;其特點恰與上述《雅》、《頌》的特點相反,是由無名作者創作、在社會中流傳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數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詩中自述者的身份作為作者的身份,則既包括勞動者、士兵,也包括相當壹部分屬於“士”和“君子”階層的人物。“士”在當時屬於貴族最低的壹級,“君子”則是對貴族的泛稱。此外仍有許多無法確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說,這種民歌是社會性的群眾性的作品。 由於詩歌的性質不同,其描述的內容也相應有所不同。 下面,我們分別選擇若幹重要的類型加以介紹 《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於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壹部分於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豐年》中唱道: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在豐收的日子裏,人們興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裏。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在廣闊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想到:在這種強大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被抹殺的。這是在那壹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綿》敘述了公劉的十世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今陜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為止的歷史,其中寫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姜女結婚,在岐下築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產,大修宗廟宮室,委任官吏,然後建立國家,消滅夷人,最後是文王受命。敘事條理分明,結構嚴謹,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寫建築場面時,用了許多象聲詞,很有氣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掩蓋住了。以上三首史詩,敘述了周文王出現以前的周民族的歷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樂師利用民間傳說寫成的。 《皇矣》從太王、太伯、王季敘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從文王出生敘述到武王伐紂,都記載了周民族的開國歷史,大抵也是出於史官和樂師手筆。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這些史詩之外,在西周後期的《小雅》中也有壹些史詩性的敘事詩,如《出車》記周宣王時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寫周宣王親征徐夷,《采芑》、《六月》記周宣王時同蠻荊和玁狁的戰爭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時期的歷史就可以理出壹條線索來了。這些史詩作為敘事之作,其長處在於簡明而有條理。但由於其寫作目的主要在於記述史實(包括被當作史實的傳說)和頌揚祖先,故於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不甚重視。而且在《詩經>》裏面,敘事詩並不多,主要就是以上這些。可見從《詩經》起,就顯示出中國詩歌不太重視敘事詩的傾向。 西周後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於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並,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產生於這壹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均出於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國語·周語》)。 在這壹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瞻昂》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這裏我們看到當時社會關系正在發生激烈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沈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壹種不可避免的混亂。 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壹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中寫道: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峷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這是壹幅大動蕩、大禍難即將發生的景象。令詩人痛苦的是,當時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夢死地悠閑過活。但同時,作者並不敢自豪無畏地同他所屬的集團公然對抗,而是小心翼翼,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恐懼,生怕不能見容於眾人: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這並非單獨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樣對朝政十分不滿。“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其意如鄭玄說:“今此之君臣,何壹然為惡如是!”但同時他又極為害怕:“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如《雨無正》,作者對“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憂心如焚,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的態度十分怨憤,但同時又畏懼地說:“維曰於仕,孔棘且殆。雲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雲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結怨於朋友,“仕”就是這樣危險和艱難!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詩人們盡量要避免同他們所屬的集團的直接沖突,或者說,他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力量的威迫。看起來,詩人們強烈地表示對於國家命運和民眾生活的關心,而批評其他人缺乏這種關心,這是壹種矛盾;但另壹方面,這種關心,本質上也就是關心統治秩序的安定,是整個統治集團公認(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確立場、道德原則。他們所批評的,正是對這種立場和原則的背離。當他們發現(或認為)大多數人都已背離了這種立場和原則時,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懼,而決不敢張揚純屬個人的態度,使自己處於同集團對抗乃至決裂的地位。 以上所舉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類詩歌,可以說開創了中國政治詩的傳統。詩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的情緒,以及總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確”的也就是社會公認的道德立場上才能進行批評而避免張揚個人的態度,對後代的政治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風》中的民間歌謠(包括《小雅》中壹部分類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純粹出於社會上層的《雅》、《頌》廣闊得多,生活氣息也更為濃厚。 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壹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壹般以為產生於西周初。與 《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壹年四季的勞動生活,並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是記農歷的歌謠。詩的作者,像是壹個奴隸管理人,或者如壹些學者所說,他是壹個奴隸家庭的家長,率領壹群農夫和自己的妻子兒女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壹種,其本人的身份,也屬於奴隸,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詩中既嗟嘆農夫的辛勞,又將此作為農夫應盡的義務,並為“公”和“公子”熱情祝頌。詩的價值,在於相當忠實而細致地描繪了從氏族公社轉化來的氏族奴隸制的社會情狀。 我們從詩中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獲,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乃至練習武功,打獵捕獸;農閑時還得到城堡裏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裏也不得閑,要鑿取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們夏日裏享用;壹年到頭,周而復始。他們吃的是什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蘆、麻子這壹類東西。壹切好物事,全歸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打來的野豬,大的歸“公”,小的才歸自己;“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織染成朱紅色漂亮的衣料,是給“公子”做衣衫;處女也歸“公子”:“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只有在新年時節,“公”會讓人宰了嫩羊,把農夫們召去。於是眾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農夫們的勞動成果,還驅使他們為自己高呼萬歲。 這首詩不僅在社會學、歷史學、農業學方面是極可貴的資料,從文學史來說,也是後代田家詩的濫觴。 《國風》中也有相當壹部分政治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詩。這些詩有些是針對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則帶有普遍意義。總體上說,這些詩較多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者的不滿。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這首詩,以前很多人都解釋為勞動者對剝削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責問,這恐怕不太確切。應該指出,在《詩經》的時代,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孟子》),在社會的壹般認識中,原是名正言順,天經地義。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受到嚴重奴役的奴隸們,能否清醒地否定當時社會所公認的這壹種原則,本身是個問題;即使有人認識到並表現出來了,這樣的詩也不可能被諸侯和周王朝的樂宮照樣容納,成為貴族子弟日常誦詠學習的對象。《毛詩序》解此詩,謂“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詩人還是從社會公認的原則出發,認為“君子”居其位當謀其事,“無功而食祿”就成了無恥的“素餐”——白吃飯。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諷刺的筆法。事實上,“君子”們屍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現象。以他們聲稱的原則諷刺他們的行為,這首詩已經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脫離了原意。 “禮儀”是統治者自身制訂的行為規範,而統治階層的成員,沈湎於荒淫作樂的生活,又往往破壞了這種規範,於是詩人對他們發出尖銳的詛咒。但同時也要看到,這首詩之所以寫得如此尖銳而激烈,乃是因為作者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首先站在維護“禮儀”的立場,這也是社會所承認的“正確”的出發點。再如《碩鼠》,也是相當深刻的政治諷刺詩。詩中把統治者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這幫家夥的沈重壓榨,想要逃到壹塊“樂土”中去。從詩中“無食我黍”等句來看,作者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財產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層貴族或其他自由民吧。這種反對過度剝削的意見,也是明智的統治者所願意認可,並認為值得警戒的。 前面說《小雅》中壹部分詩歌與《國風》類似,其中最突出的,是關於戰爭和勞役的作品。我們就把這類詩同《國風》中同樣主題的詩放在壹起介紹>。《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黃》,《豳風》中的《破斧》、《東山》,《邶風》中的《擊鼓》,《衛風》中的《伯兮》等,都是這方面的名作。與敘述武功的史詩不同,這些詩歌大都從普通士兵的角度來表現他們的遭遇和想法,著重歌唱對於戰爭的厭倦和對於家鄉的思念,讀來倍感親切。 其中《東山》寫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復雜感情,在每章的開頭,他都唱道:“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他去東山已經很久了,現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飄著細雨,襯托出他的憂傷感情。他壹會兒想起了恢復平民生活的可喜,壹會兒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經荒蕪,迎接自己的也許是壹派破敗景象:“果贏之實,亦施於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這樣,他也覺得還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懷也!”壹會兒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歸來的妻子:“鸛鳴於垤,婦嘆於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然後又想起妻子剛嫁給自己時那麽漂亮,三年不見,不知現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全詩通篇都是這位士兵在歸家途中的心理描寫,寫得生動真實,反映了人民對和平生活的懷念和向往。這首詩對於後來的詩歌也有壹定影響。如漢樂府民歌中的《十五從軍征》,寫壹個老兵從軍隊裏歸來,卻見到老家已經破敗,親人已經去世,其構思可能曾受到此詩的啟發。《小雅》的《采薇》,表現了參加周王朝對玁狁戰爭的士兵的苦惱,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著日子壹天天過去,回家之事卻毫無指望,因而獨自黯然神傷,“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最後終於盼到了回家的那壹天,他走在回鄉途中,天空飄著紛紛揚揚的雪花,身體又饑又渴,心裏充滿悲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他去當兵的時候正是春天,楊柳迎風搖曳,似乎在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鄉的時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飄灑,似乎在表示歡迎,又似乎表示冷漠。這四句,壹直受到後代文人的高度評價,如晉代謝玄就認為這是《詩經》中最好的詩句(見《世說新語·文學》)。後世詩歌中所表現的以折柳贈遠行之人的風習,似乎最早就是淵源於此詩,因為此詩最早將楊柳與遠行組合到了壹起,使人產生了楊柳留人的印象。 應該說明:《詩經》中這壹類作品,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反戰詩”。因為詩中雖然表達了對於從軍生活的厭倦,對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戀,卻並不直接表示反對戰爭,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詩中的情緒也是以憂傷為主,幾乎沒有憤怒。這是因為,從集體的立場來看,從軍出征乃是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即使這妨害了士兵個人的幸福,也是無可奈何。這壹特點,在《衛風·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樂,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這首詩是以女子口吻寫的。她既為自己的丈夫感到驕傲,因為他是“邦之桀(傑)”,能“為王前驅”,又因丈夫的遠出、家庭生活的破壞而痛苦不堪。詩人所抒發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實的。壹切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不是無緣無故地形成的。明朗熱烈的風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產物;含蓄委曲的表達,總是感情壓抑的結果。在文學發展的初期,即人們尚未自覺地追求多樣藝術風格的時代,尤其如此。《國風》中還有許多描寫夫妻間感情生活的詩。像《唐風·葛生》,壹位死了丈夫的妻子這樣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 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拋棄。在那種婦女毫無地位的時代,棄婦的命運更令人悲哀。《邶風》中的《谷風》,《衛風》中的《氓》,是最著名的兩首棄婦詩。《谷風》是壹個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淒切的哭訴,說自己如何辛辛苦苦為丈夫持家,千難萬難度過貧苦的日子,家境好起來,人也衰老了,於是丈夫另有所歡,把自己趕出門去;自己離開夫家時,如何難分難舍,因為割不斷對往事的追憶留戀。詩中所描寫的,是壹個賢惠忍讓的中國婦女的典型。《氓》敘寫了壹個女子從與人戀愛到結婚到被拋棄的痛苦經歷,壹件件事情依次寫來,脈絡非常清楚。先是有壹個男子笑嘻嘻地向她買絲,借機搭識。她答允了這樁婚事,在等待結婚的日子裏,她常常登上頹墻盼望他。可是成家沒幾年,丈夫卻拋棄了她。她憤怒地指責丈夫:“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告誡其他女子不要輕信男子:“於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這是真實的心理,同時多少帶有道德訓誡的意味。《詩經》中寫戀愛和婚姻問題的詩,或歌唱男女相悅之情、相思之意,或贊揚對方的風采容貌,或描述幽會的情景,或表達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嘆棄婦的不幸遭遇,內容豐富,感情真實,是全部《詩經》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 關雎 詩經·國風·周南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七 月詩經·國風·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壹之日畢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 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 八月其獲,十月隕籜。壹之日於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於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於茅,宵爾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