佶屈聱牙對於文句春風化雨相當於教誨。
進學解介紹：
進學解是唐代文學家韓愈創作的壹篇古文，是作者假托向學生訓話借以抒發牢騷之作。全文可分三大段：第壹段寫國子先生解析進學正義，向諸生陳明形勢，正面得出“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的結論；
第二段寫學生進行辯解，以先生在“學”“言”“文”“行”四個方面的努力、成就與自身遭遇對照，先揚後抑，駁斥先生的結論；第三段寫先生再作自我解嘲，針對學生之意申說發揮，表明隨遇而安的態度，對朝廷隱含譏刺。
文章構思別出心裁，語言新穎形象，在技巧上吸收了辭賦體的鋪敘、排偶、藻飾、用韻等形式，又加以革新改造，富於整飭之美。名言“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即出於此文。
整體賞析：
文章可分為三段。第壹段是國子先生勉勵生徒的話。大意謂方今聖主賢臣，勵精圖治，註意選拔和造就人才。故諸生只須在“業”和“行”兩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錄用，無須擔憂用人部門的不明不公。“業”指學業，讀書、作文都屬於“業”。“行”指為人行事，所謂“立言”即發表重要見解也屬於“行”。
韓愈認為這二者是主觀修養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遊箴》感嘆自己少年時學習的勁頭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歲大了，便不如少時了；痛心地說：“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可見他始終念念不忘學業之重。
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義，認為這樣做了，便雖死猶生。還說“思而斯得”，要求自己壹言壹行都須認真思考。可見《進學解》中關於“業”和“行”的教誨都不是泛泛之語，而確是韓愈所執著的立身處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對上述教誨提出質問。大意謂先生的“業”、“行”均很有成就，卻遭際坎坷，則業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說先生為學非常勤勉，六經諸子無不熟讀精研，敘事之文必記其要略，論說之文必究其深義，夜以繼日，孜孜不倦；
次說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瀾，大有功於儒道；再說先生博取先秦西漢諸家文字之長，寫作古文已得心應手；最後說先生敢作敢為，通曉治道，為人處事，可謂有成。這四個方面，壹、三相當於“業”，二、四相當於“行”。
驗之韓愈其他詩文，可知這裏生徒所說實際上是韓愈的自我評價。以學而言，他曾說自己“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奇辭奧旨，靡不通達”（《上兵部李侍郎書》），並能窮究奧妙，達於出神入化之境。
以文而言，他以“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許，欲以古文明道，傳世不朽。以捍衛儒道而言，他說道統久已不傳，即使荀子、揚雄也還有小疵，隱然以上繼孟子、振興儒學自期（見《原道》等文）。
以為人行事而言，他自稱“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送窮文》），即堅持原則，正直不茍；又頗自負其政治才幹，青年時便說己潛究天下形勢得失，欲進之於君相（見《答崔立之書》）。
這些評價，雖有的受到後人譏評，如有人批評他儒道不純，但大體說來，他在這幾方面確實都相當有成績。可是其遭遇並不順遂。下文生徒所說“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雲雲，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狀。
他青年時本以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經四次進士試方才及第，其後三次於吏部調試，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鎮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歲時才被授以四門博士（其地位低於國子博士）之職。次年為監察禦史，同年冬即貶為連州陽山（今屬廣東）縣令。
三年後始召回長安，任國子博士。當時憲宗新即位，討平夏州、劍南藩鎮叛亂，顯示出中興氣象。可是韓愈並未能展其懷抱，卻困於讒方誹謗，次年即不得不要求離開長安，到洛陽任東都的國子博士。
其後曾任河南縣令、尚書省職方員外郎之職，至元和七年（812年）四十五歲時又因事黜為國子博士。生徒所謂“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即指壹為四門博士、兩為國子博士而言。博士被視為閑官。不見治，不能表現其治政之才。“頭童齒豁”，也是真實情況的寫照。
韓愈早衰，三十五歲時已自嘆齒落發白，作《進學解》時更已發禿力羸，只剩下十來個牙齒在那裏搖搖欲墜了。仕途失意和體力衰退，使他憤慨而悲哀。生徒的這壹大段話，其實正是他“不平而鳴”，借以壹吐其胸中塊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