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陶淵明；偶像；選擇性接受
? Abstract:Tao Yuanming is regarded as an ido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e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thought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Tao’s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his works, as well as features of the selective acceptance of later people. This papergives a primary discussion from three main aspects.
? Key words: Tao Yuanming; idol; selective acceptance
?陶淵明在文學史上是壹個引人註目的形象，其特征大多表現為孤傲、高潔、剛直。許多意象與之相連，比如菊花、飲酒、“不為五鬥米折腰”等，讓後世文人對其心馳神往。筆者認為生活在壹個思想多樣且活躍的時代，對陶淵明形成復雜而易變的性格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是這種性格使其文風也比較多樣，進而為後人對其選擇性接受提供了基礎。這些原因使得陶淵明形象日益變成概念化的偶像，因此需要對這些原因進行分析以便更為全面地理解陶淵明及其作品。
壹、紛雜而互動的思潮 自東漢末年以降，知識分子對依靠人多勢眾取得話語權力的做法逐漸失去了興趣，表現在行動上就是不再去認同某壹個團體，而是更集中在自身。“個人的理想主義在古代中國常常被歸屬於老、莊壹流的思想，事實也確實如此，公元壹世紀初，壹個叫樊準的文人在壹份上書中曾經猛烈地批評當時的文化和學術，似乎對於儒學以及經學頗為失望，他在追憶西漢歷史時突然發現，‘昔孝文竇後性好黃老，而清凈之化流景武之間’……他把理想人格與道德追求從體制內轉向體制外，從群體的現世的楷模轉向了個體的超越精神”〔1〕，在儒士階層內部出現了新的思想傾向，壹旦外部時機成熟即可掀起新的思潮。曹氏建魏之後，曹操對漢代文人保持壹定距離。“孟德求賢三令，大致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汙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五經完全破產也……故孟德三令，非僅壹時求才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為壹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2〕曹魏極大地削弱了儒家的地位，為儒家思想之外的思想存在興起提供了外部條件。於是在內外雙重因素的作用下，儒家正統地位開始受到挑戰。這並不意味著其對世人的影響式微。比如即使在司馬氏篡位之後，傳統禮教觀念再次被重創的時候，士人也沒有完全拋棄儒家的思想，“玄學固為漢代繁瑣經學之反動，且多祖述老莊以成玄學家之形上學，但是由於三國晉初玄學家所受教育所在於家庭，而且家庭之禮教未墮，因而這壹時期的名士都精研儒經，且仍推孔子為聖人。”〔3〕此外，也有人希望調和“自然”和“名教”，向秀和郭象在註解《莊子》的時候認為孔子貴名教，老莊崇尚自然。名教所以治天下，自然是用來養性命的，認為兩者可以相結合並且是壹種理想的人格。 以上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擁有極大的靈活性和獨立性，遊走在不同派別的思想之間，也有調和各種流派的願望。在此風氣下，對陶淵明形成多樣而易變的個性產生極大影響。 二、多樣而易變的個性 陶淵明從小的時候就研讀經學，“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十六），因此是希望積極進取，建立功名的。他對自己的身世極為看重，陶氏家族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陶侃，曾經被封為長沙公，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在魏晉禮法逐漸孱弱的背景下也壹度覬覦王祚。陶淵明對這樣壹位先輩是十分敬仰的，作《贈長沙公詩》。“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華，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字裏行間可以讀出陶淵明也希望建立和陶侃壹樣的功業。外祖孟嘉也是陶淵明傾慕的壹位長輩，作《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壹文來紀念。於是多次出仕，參加了當時幾路梟雄的幕府。但是他不久就因為身心受到役使而覺得不悅，而且當時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懷有狼子野心，因而陶淵明不願茍同。《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就說明了壹個長時間隱居山林的人走入新的環境之後產生的矛盾心情，祖先的功業，少時的學養，還有自幼家貧，母老子幼的生活現實需要通過出仕以養家糊口，這些現實的因素都和隱居逐步養成的閑適自然，崇尚自由的性格產生了沖突。陶淵明在這種緊張關系中左右搖擺。陶淵明也是壹個性格耿直的人，依照當時司馬氏希望通過招隱來籠絡各方名士，鞏固朝政的用心來看，歷任江州官員都希望陶淵明出仕，但是他與官員結交也是有自己的選擇標準的，比如經常被提及的陶淵明對王弘之和檀道濟截然不同的對待。因此對陶淵明的辭官動機，不排除受到了道家玄風的影響，追求自然而希望歸隱，但是他自身的性格應該更值得重視。本來就在矛盾中左右搖擺的他，隨時都會因為自己的耿直而離開當時的官場，所以辭官只是性格使然。離開官場之後，內心的建功立業的追求又會驅使他對自己尚未取得的功績有幾許感慨，這就是壹個普通人的正常想法而已。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佛羅伊德認為意識是心理狀態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心理因素世界中的首腦，它統治著整個精神世界，使動作協調。前意識就是儲存的記憶庫，人通過召喚回憶以前的事物就是前意識範疇。在意識和前意識之外，即精神分析理論中最重要的潛意識是人類精神中占據最大量，最原始的部分。潛意識被壓在最深處，最底層但又是最活躍，總是設法浮現到意識表層上來”〔4〕。陶淵明早年受儒家進取精神的熏陶所形成的人生觀，在現實中受到了種種壓制，進而進入了他的意識底層，然而潛意識是架構本能的基礎，只要他的潛意識中的這些內容不能完全去除，對之前的追憶就會壹直存在，只是受到存在於意識層面的歸隱思想的轄制表現得不是十分明顯或者沒有表現而已。朱熹曾說陶淵明“說盡千言萬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不大能忘，他只能將這念頭抵拒將去”（《朱子語類》卷三四，《陶淵明研究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62年版P74-75），這就是說陶淵明固然有追求飄逸自由的隱居生活，不願意和當權者同流合汙，他在某些時候還是會有壹定的反復，只不過在更為強大的意識控制之下，這些潛意識有所表現之後再壹次被壓制了，這是陶淵明個性多樣而易變的表現，可是恰恰這壹點沒有被後來人完全接受，他們的接受具有明顯的選擇性特點。 三、選擇性的接受 陶淵明之所以成為壹個偶像，主要還是在於後世文人的選擇性接受。這個過程有以下幾個較為典型的特點： 第壹，對陶淵明的接受過程中首先是對其人格品質的推崇，而後才是對其文藝風格的贊許，但這種贊許往往出於呼應或者是依附其人格品質。 從效陶詩、和陶詩壹類作品的主要作者來看他們都是在陶淵明是壹位高潔隱士形象之後開始對其詩文產生興趣的。這說明在接受的開端，引人註目的是隱士形象。特別是陶淵明的好友顏延之作《陶征士誄》是最早對他進行評價的作品，而且還被收入了《文選》。依照當時顏延之作為文壇喉舌的影響已經可以說是對陶氏聲名傳播有了極大的幫助，更加需要指出的是這篇悼文大部分篇章都是在講述陶淵明的品質，而較少地提及他的文章。偶像價值形成過程中，第壹筆就是如此的有所定向。作品的傳播稍微滯後的原因是當時的文壇主要的創作風格受到談玄的浸染，因此在內容上大多描寫田園生活的作品讓陶淵明並沒有在被認為是名家，因而不容易獲得廣泛認同。鐘嶸的《詩品》只是將陶詩列為中品而已，因為在這之前，陶淵明沒有被人們以文人形象接受，到了《詩品》的出現，才出現了文人形象的陶淵明，將之評為“質直” ，“田家語”。直到蕭統的《文選》將其收錄之後才逐漸被人們所重視，但蕭統著《文選》中對陶淵明的《閑情賦》評價不是很高。認為這篇文章是“白璧微瑕者，惟在《閑情》壹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壹者。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蕭統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評論，除了其自身正統觀念比較深厚，主張文章體現“溫柔敦厚”之外，主要是對顏延之最早塑造的陶氏隱士形象的認同，否則他也不會講《陶征士誄》收入《文選》當中。盡管蕭統對這篇《閑情賦》有所非議，但是他的選擇也反過來說明了陶淵明首先是作為隱者被人所接受的。更加值得關註的是蕭統在文藝批評上還堅持言行壹致的觀念。“在蕭統的人生觀中存在著言行壹致的觀念，己任的心靈和外在的壹切行為（包括創作）應該在真善美上統壹起來。他主張‘立身行道，始終如壹’（《梁書?到洽傳》評到洽語），推崇‘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的文章。而且他本人也是這樣做的，‘持性嚴謹，不畜聲樂’（《南史》本傳），而非其弟蕭綱所雲‘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需謹重，文章且需放蕩’。”〔5〕91言行壹致的要求就使蕭統在選擇標準上將目光自覺地集中在陶淵明那些符合歸隱心理，表現田園生活的恬適自然的作品。這無疑就使得陶淵明的“大賢”的高潔形象固化。借助《文選》這樣壹本可以說是後來讀書人必讀的書，無疑是把這種固化的形象傳播得更深更廣。但是陶淵明許多作品中還流露了對生命的憂慮，對追求功名壯誌未酬的慨嘆。在《雜詩八首》中這種思緒有比較集中的流露：“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 丈夫誌四海，我願不知老。”“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這些都是他歸隱以後的作品，說明在為人剛直，不願心為物役的形象之外，陶淵明還有更為豐富的思想，另外還可以從《閑情賦》、《祭程氏妹文》等作品看到他深情的壹面，這些和隱士形象***同構成了陶淵明有血有肉有情的人生。 壹個被部分接受的陶淵明形象光環掩蓋了所有作品所表現的完整形象。當然這不是在造神，但是壹代壹代的流傳，會讓越來越多的讀者認識的是壹個過著簡單甚至是窘迫的生活，依然安貧樂道的隱士陶淵明。人品先於作品的傳播讓很多人忽視了陶淵明作為壹個平凡人的真情，作為壹個讀書人的矛盾心理。偶像無形之中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第二，認為陶淵明不事二主是對他的拔高。前文就陶淵明的性格已作敘述，他性格剛直，又受到魏晉玄風的影響，更加註重自身的獨立性。雖然也曾經是桓玄和劉裕的幕僚，但當他們造反的時候，陶淵明只是根據自己的性格喜好作出選擇，不存在什麽“恥事二姓”的事情。梁啟超說過：“其實，淵明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為伍，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若說專對劉裕嗎？淵明辭官那年，正是劉裕撥亂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見得他不能學陶侃之功遂辭歸，便料定他20年後會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賦》的序寫道‘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近之心。’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竟，廉恥掃地，是淵明痛心的事，他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汙，把自己的人格喪掉，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從他的詩文中到處都可以看出來，若說所爭在什麽姓司馬姓劉的，未免把他看小了。”〔5〕91出現認為陶淵明不事二主的說法，主要是因為蕭統以及後來的接受者將自己的價值評判轉移到了陶淵明身上，忽視了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陶氏的性格。另外，蕭統的地位需要被提及，作為皇儲，他不能做出統治階層以外的意識評價，所以他對陶淵明的接受明顯表現出了儒家正統觀念的影響，強調君臣之綱。但是這種做法，讓陶淵明隱士形象之外又多了壹環光暈。東晉是中國封建專制最為獨特的壹個時期，《晉書》卷九八《王敦傳》中提到“王與馬，***天下”說的是瑯玡王氏諸兄弟和晉瑯玡王司馬睿***同擁有天下的現象。中央皇權由於是南渡至江左，北方又是多年戰亂，民不聊生。所以在統治根基上需要借助世族的力量，而南方的世族和南遷而來的大家也都希望依靠國家機器來保障自身的利益，所以兩者相互依靠，各取所需。“西晉瑯玡王司馬睿，本來不具備在江左運轉皇權的條件。司馬睿在晉室諸王中既無威望，又無實力，更無功勞，如果不借助門閥世族的扶持，根本沒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兩晉之際，胡羯交侵，民族危機驟現。南渡士族既是晉室臣民，以避胡羯侵淩晉室而南渡，自然不會也不可能舍棄晉室而另立新朝。他們只有奉晉室正塑，用晉室名號，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辦法。”〔6〕這也就造成了壹個潛在的隱患就是世家大族各自經營不同，特別是幾個實力雄厚的大族的任何興衰變化都會造成政局動蕩。這種情況下，先後出現了如王敦、蘇峻幾次反叛，使得司馬氏不得不依靠其他的世族來平叛，皇室的權威日益衰落。在這樣壹種特殊的政治環境以及與之***生的玄風蔚然，使得人們對待君臣之綱，禮之大倫的觀點沒有其他王朝那麽重視。這是皇權政治的變態，但正是這種偶然使得陶淵明這樣的文人在剛直個性的作用下對劉裕取代司馬氏的行為，僅從自身的喜好來接受。至於“恥事二姓”是對其壹種拔高，這種選擇僅僅出於接受者自身的需要。
第三，仕與隱的母題統攝著整個接受過程，兩種思想的關系發生矛盾時陶淵明就成為了暫時的“避風港”，那些徘徊在仕與隱之間的人只是希望通過效陶、擬陶、和陶等方式分享隱者的自由，或以明誌，或以解憂。在神韻上是無法達到陶詩的境界。可是客觀上也深化了陶淵明的偶像地位。比如韋應物在罷官以後就會寫壹些田園詩歌，韋應物的《種瓜》詩看來純在學陶，寫躬耕生活體驗。同樣是地荒苗稀，同樣自嘲苦笑。對陶淵明而言，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找到了應有的心境和情趣，不成功的勞動也樂在其中；對韋應物而言，要表現的是壹種隨運順化的態度，根本不以瓜的得失為意，也不以自己的失敗為意，壹切順其自然。詩人所追求的是閑遠飄逸的情致。這種不同的心境和歸趣就是兩個人的異質之處。韋應物不壹定是淡泊之人，“韋詩五百十余篇，多安分語，無壹詩幹進？”（喬億《劍溪說詩又編》）像韋應物這樣的名家還有很多。陶淵明在接受過程中不斷被人加以模仿，擡升為壹種典型的文化現象。而且仕與隱是壹個貫穿中國古代思想史、文學史的話題，陶淵明的名先被大力傳播，而後才是他的文，所以陶淵明逐漸成為士人心中的壹種向往的時候，是壹個隱士形象的先入為主造成了對其文本缺乏全面把握，或者壹定程度上的有選擇性的解讀，恰恰又進壹步擡高了他作為隱士的壹面，照此循環，最終的結果是壹個眾人都敬仰的文人偶像。 第四，在文學史上不同時期的思想趨向和文藝理論不盡相同，所以接受的角度也相異。造成對陶淵明形象的某些曲解，甚至是過度提升。最為突出的就是在宋代。唐人對陶淵明的人品十分推崇，但是沒有推到典範的地位，且從王維、李白、杜甫到白居易皆對陶淵明頗有微詞，其根本原因在於唐人認為“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尚未充分融會吸收佛、道兩家學說（特別是其中的心性學說）的唐代儒士，對儒家之道的理解上停留在比較機械的教條層面，抓住陶潛言行上與儒家道德規範相沖突的地方來否定陶。但是到了宋代，陶淵明聞道之說始於蘇軾而定論於南宋末期理學家，所聞之道也由莊禪之道完全滑入了儒家之道，陶淵明既為聞道之士，“聞道”又是宋代人畢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人生境界，宋人把陶淵明的人品推上理想地位、典範地位便可以理解了。宋代可以說是陶淵明接受過程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時期，當時的文人重視知識的積累，因此在儒家的大旗下對各種思想都有研究，因此對陶淵明的主要特點是有清楚地把握的。但是理性的，趨淡內斂的審美使他們對淵明的理解趨於理趣化，劃歸到儒家的範圍內，這種做法不同於以往的截取部分形象的做法，而是完全使他變為儒家範圍內的壹個人物，忽視了道家等其他因素的影響。在文藝理論上儒家追求的是知人論世，篤信壹個人要言行壹致。所以壹些自況的文章都被劃入了自傳性質的範圍。這種觀點固然有其理論支撐，但是面對陶淵明這樣壹個性格復雜，客觀生活不斷變化的而又遊走在各種思想之間人來說可以說是不適合的。 總而言之，陶淵明生活的時代讓他的思想世界呈現了多樣而富於變化的特點，自身的性格也是多面性的，這就為選擇性接受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在傳播和接受過程中讓陶淵明的形象逐步被提升，甚至拔高。因此通過這些原因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去理解陶淵明及其作品，而不是盲從。?〔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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