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位初期，乾隆在政治上矯其祖寬父嚴之弊，實行“寬嚴相濟”之策，務實足國，整頓吏治，厘定各項典章制度，優待士人，安撫雍正朝受打擊之宗室。經濟上獎勵墾荒，興修水利，全國呈現出壹派繁榮昌盛之勢。從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備受後人稱頌的時期。後期倚重於敏中、和珅，尤其寵信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敗壞，弊政叢出，貪汙盛行，使乾隆帝的壹生罩上了陰影。乾隆在發展社會生產方面主要繼承自康熙和雍正以來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最大成績是對雍正時期“改土歸流”、“攤丁入畝”及“火耗歸公”等政策執行得非常徹底。為此，乾隆聽取大臣廣泗的建議，對貴州、雲南等地的少數民族采取安撫為主、征討為輔的手段，將少數民族的叛亂快速平定。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國力達到頂峰。勤政愛民是乾隆的壹貫主張，清政府很多官員因此以關心民事為己任。在乾隆所信用的能臣中，還有不少清廉之官。如大學士孫嘉淦,江西奉新人甘汝來等.乾隆要求地方督撫大臣實心任事，反對虛文。文化成就 乾隆帝儒雅風流，精於騎射，壹生著文吟詩，筆墨留於大江南北，其詩作竟達四萬二千余首，幾與《全唐詩》相埒。乾隆帝重視文物典籍的收藏與整理，清宮書畫大多是他收藏的，令將內府珍藏編成《石渠寶笈》、《西清古鑒》等。乾隆本人是陶瓷藝術的愛好者，在其統治期間，中國的陶瓷工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直至今日，壹些乾隆朝的收藏品和陶瓷宮廷用器還被故宮博物院、倫敦大衛基金會所收藏。乾隆後期，由於社會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乾隆帝漸漸改變以前打壓下級知識分子的做法，轉而拉攏。他將大量知識分子召集到壹起編撰了大型典誌書《續典通》、《續誌通》和《續文獻通考》。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征集圖書，以著名文人紀昀為總裁，組織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孫念等人在內的360余人，歷時15年，編寫了我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四庫全書》***36000卷，含完整作品3450部，其卷數是《永樂大典》的三倍，篇幅之多可謂集我國古籍之大成。該書對以往學術作了較全面的總結，保留了大量有價值的古籍，對古籍整理和總結文化遺產有重要貢獻,成為我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的總匯。
建築上，乾隆在北京西郊營造繁華蓋世的皇家園林“圓明園”。東造琳宮，西增復殿，南築崇臺，北構傑閣，說不盡的巍峨華麗。又經文人學士，良工巧匠，費了無數心血這裏鑿池，那裏疊石，此處栽林，彼處蒔花，繁麗之中，點綴景致，不論春秋冬夏，都覺相宜。又責成各省地方官，搜羅珍禽異卉，古鼎文彜，把中外九萬裏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寶物，壹齊陳列園中。因此圓明園也被全世界稱為東方藝術的博物館。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主會教士郎世寧設計了定時水鐘和噴泉裝置，以供皇家娛樂。同時，乾隆的視角僅限於中國本土，對同時期蓬勃發展的歐洲各國的科學文化尚無足夠的認識。
清朝文字獄的興起旨在震懾反清勢力，維護清政府封建統治，其特征是：罪狀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壹個單字或壹個句子壹旦被認為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清王朝的歷史中，順治、康熙時期的“文字獄”還只是個別現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時則成為壹種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獄浪潮中表現得最為癲狂的人物則是乾隆皇帝！這裏把乾隆當政時最著名的文字獄列舉如下：1753年，乾隆屢次到江南遊歷，民不聊生。江西撫州、千總盧魯生假借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撰寫勸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辭意悲切，全國廣為傳頌。案發後盧魯生千刀萬剮，兩個兒子處斬，受牽連定罪下獄的有壹千多人。1755年，內閣大學士胡中藻所著《堅磨室詩抄》中有詩句“壹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他故意把“濁”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測，處斬。廣西巡撫滿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詩唱和，在《塞上吟》壹詩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認為鄂昌自己就是胡兒，詆毀同類，喪心病狂，下令自殺。 “……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誇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滿洲，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往復唱和，實為喪心之尤！……著將此通行傳諭八旗，……倘有托名讀書，無知妄華，哆口吟詠，自蹈囂淩、惡習者，朕必重治其家！。乾隆20年3日庚子。”——乾隆1764年，秦州知州賴宏典向北京官員請托謀求升遷，信裏說“點將交兵，不失軍機”，乾隆認為他明目張膽謀反，砍頭。1778年，江蘇東臺詩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早已去世，遺著《壹柱樓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乾隆認為“壺兒”就是“胡兒”，顯然誹謗政府，嘲諷滿清沒文化。徐某剖棺戮屍，兒孫和地方官員全部斬首。乾隆非常賞識內閣大學士沈德潛，作詩常請他刪改，乾隆作不出詩時還請他秘密代筆。沈德潛死後，乾隆命他的家人進呈沈的詩集，發現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詩也收錄其中，這對乾隆的虛榮心是壹個極大的打擊。恰好詩集中有詠黑牡丹壹首，有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乾隆認為是影射入主中國的滿族為“異種”，下令剖棺戮屍。
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銓所著書中自稱“古稀老人”，又有句說“為王者師”。乾隆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麽也敢自稱古稀老人？”絞死。同時，乾隆擔心著作中的反動言論，因此下令對中國古代文化書籍進行了壹次大規模的清查和銷毀，像顧炎武、黃宗羲、黃道周和張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違禁之列，造成我國傳統不可估量的損失。
下江南 乾隆仿效祖父康熙，六下江南考察民情。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旨在查堤防和了解東南地區的社會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儉樸。而乾隆南巡，雖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對鞏固政治的作用，但他更偏重遊山玩水，奢侈豪華，所花費用超過了康熙10倍，不僅加重了百姓負擔，還造成了奢靡的社會風氣。乾隆南巡的政治原因：東南地區,是清政府的財政命脈所系，維持這壹地區的安定很重要。 江浙壹帶的反清鬥爭，考察政治，經濟的弊端。 黃淮水患頻繁,幾度危機。 他想通過南巡解決各種社會問題。他5次閱視黃淮治理工程，4次勘察浙江海塘，指示清理杭州西湖， 多次到曲阜祭孔，到文廟行禮，到書院臨視，慰問各級官員，頒布體恤民情之法…… 第壹次南巡時，乾隆來到洪澤湖，視察水利工程，他了解到高家堰與蔣家壩之間的黃河大堤只有三座大壩，每年到了夏秋兩季，洪澤湖水位上漲，由於排泄不暢，很容易發生水災。河道總督高斌建議再增加兩座壩，乾隆批準。 這樣，高家堰就***有了五座水壩，分別被命名為“仁”、“義”、“智”、“禮”、“信”。非常有效地保證了大堤和下遊的安全。 乾隆第三次南巡時，又制定了清口水誌，河道官員遵守這壹規定，確保了在相當長壹個時期內，下遊的各州縣避免了水患的災害。 徐州附近黃河大堤也是乾隆要巡察的重點之壹。根據乾隆的命令，這裏先後修築的防洪石堤大壩全長70多華裏。浙江的海寧州和仁和縣，是江海的交匯處，每天都要發生兩次大潮汐。壹旦海堤被沖垮，整個江南將壹片汪洋。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浙江又壹次水情告急，而在海塘施工中又出現了石塘、柴塘之爭。究竟是修築石塘，還是修築柴塘意見不統壹。乾隆第三次南巡到達海寧的第二天，馬上親臨現場，親自試驗打樁。他看到如果修建石塘，必須從舊塘壩向後移數十丈才能打樁，這樣勢必會毀掉許多百姓的田地和村莊，乾隆看到這種情況說，本來想保護民眾，現在反而先害了他們。於是乾隆決定先修築柴塘，並要求每年用竹簍裝上石頭加固。 在第五次南巡時，乾隆見到堤壩的泥土被湍急的水流不斷沖走，裝石頭的竹簍都露了出來。於是乾隆決定在可以修建石塘的地方，都改建魚鱗石塘。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最後壹次南巡時，下令繼續修築範公塘石壩。海塘工程的建成，有力地保護了江南水鄉的繁華昌盛。 乾隆在南巡中勤於政事，崇尚務實，註意調查研究，處事穩重細致的作風，在歷代封建皇帝中也是比較傑出的。 乾隆南巡在政治上維系民心，有利於鞏固國家的統壹和加強滿漢的聯合，在經濟上推動了對河工、海塘工程的治理，文化思想上提倡了漢學並優容選拔了壹批著名的文人學者。這是乾隆南巡主要目的和主要貢獻。
平反袁崇煥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下詔為袁崇煥平反。《清高宗實錄》載：“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案情始末終於真相大白。當時很多明朝史書，為了美化變態的明朝皇帝，竟然惡毒汙蔑袁督師是漢奸，這些書都被乾隆帝統統燒掉或者改掉了，只保留他親自修訂的《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