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之歷史，在獨立肇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為歷數千年滄桑巨變而未曾中輟史文紀載之特有文明。在這樣彌足珍貴的傳世文獻上，中國史書中最早的確切紀年，當推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西周***和元年，歲在庚申，即公元前841年。歷史再向前追溯，則愈渾沌不明。遙想太史公當年，“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追索墳籍、考研經傳，采野老放佚舊聞，“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然而對華夏遠古文明，難有確鑿而清晰之敘述。所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所謂“致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然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因而“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紀世謚，其辭略，欲壹觀諸要難”，更遑論系史事於年月了。繼司馬遷以後二千多年來，對華夏遠古文明的探索，特別是前三代史事的研究，壹直是歷代學者和誌士仁人所追尋的誌向和理想。此中碩學鴻儒如班固、劉向、歆父子、皇甫謐、壹行、邵雍、金履祥、顧炎武、閻若璩、梁啟超、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唐蘭、陳夢家、張鈺哲等，或研索古籍、考證文獻，或以甲金文征諸史事、以天文歷相推揆年時，但由於歷史本身的紛繁雜亂，史闕有間及研究條件的限制，司馬遷當年推定之***和元年以前之歷史紀年依然統緒難聯，條貫不壹。此為研究學者之難能，亦為中華民族不幸歟？
上古帝王世系，先秦諸子書多有說法。《莊子·胠篋》、《六韜·大明》、《逸周書·史記解》、《戰國策·趙策》、《山海經》、《左傳·昭公十七年》、《淮南子》、《呂氏春秋·古樂》都記有上古帝王世系。可是太史公對其壹概不取，而采用《禮記·五帝德》和《帝系姓》的說法，以其“不離古文近是”，同時結合《尚書·堯典》，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上古五帝。司馬遷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教，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史記·三代世表序》）諜記與古文所記“鹹不同”，譜諜之年教，又殊不可靠，是為“乖異”。他說：“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固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乃雲：“夫子之弗論次年月，豈虛哉。”則協理“六藝經傳以千萬數，“折中於夫子。”
2003年元月19日，陜西眉縣馬家鎮楊家村發現文物窖藏，出土西周青銅器27件。這是繼1975年歧山董家窖藏，1976年扶風莊白壹號窖藏出土大批西周青銅器之後的又壹重大考古發現。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了單氏家族27件青銅器，件件有紋飾和銘文，其銘文凡四千余字，系統記述了單氏家族史，完整記載了西周從文王經武、成、康、昭、穆、龔、懿、孝、夷、厲及至當世天子宣王的名稱位次和有關事跡，且銘文中將年、月、紀日幹支與月相集中多次使用，對西周歷史、文物、考古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