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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怎樣的壹個人?《論語》是怎樣壹部書?

孔子生平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其學說不僅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進程,還深刻地影響著每壹個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成為東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論基礎。以孔子為代表創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和基礎,時至今日仍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巨大的積極作用。孔子不僅屬於歷史,也屬於當代,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誌於學”。他善於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魯國自宣公以後,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誌,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求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於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願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孔子歸魯後,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於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思想

孔子面對春秋末期急劇變革的社會現實,汲取夏商的文化營養,繼承周代的文化傳統,創造了以“禮”、“仁”、“中庸”、“教”與“學”為主要內容,包括哲學、政治、倫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內的完整學說。孔子的學說內涵豐富,自成系統,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禮”

禮”是孔子思想學說的壹個重要範疇。“禮”作為壹種社會行為規範,由來已久。孔子曾經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認為,到了周代,“禮”發展得最完備,因此,他最為崇奉的是周禮。在孔子看來,“禮”是從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孔子所謂的“禮”包含內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兩方面。其內在精神是維護當時的宗法等級制度及相應的各種倫理關系。在《禮記·哀公問》中,他明確指出:“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所以,他認為講禮,更重要的不在於形式,而在貫徹其內在精神。

“仁”

孔子特別強調“仁”的價值和作用。他認為,“仁”既是每個人必備的修養,又是治國平天下必須遵循的原則。對個人修養,他主張“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裏仁》)。“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衛靈公》)。教導學生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對於為政施治,他倡導立足於對人的關心愛護,以教化的方式來達到治國安邦的目的。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學方法論的意義,又具有品德修養的意義。就方法論來說,其要點有二:壹是“中”,二是“和”。對於這種“中”與“和”的思想,孔子主張不僅要作為壹種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方法來看待,而且還應該通過修養和鍛煉,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質中,成為人的美德。他曾經感嘆地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所以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他自己在為人的風格上也做到了“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們的尊敬。

“教”與“學”

孔子壹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在教學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與“學”的思想是他思想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以前“學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貴族。孔子創辦私學,提出“有教無類”,改變了“學在官府”的舊局面,打破了貴族對文化教育的壟斷。孔子自稱“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他的學生來自十壹個諸侯國,有各種出身的人。對於學習目的,孔子通過弟子的言論提出“學而優則仕”的主張,支持平民出身的學生從政施展才能。

在教學方法上,孔子善於發現學生各自在性格和學業上的特點,主張因材施教。他說“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他循循善誘,註意啟發學生獨立思考,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壹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

孔子生年壹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 未記,按《谷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生”。換算為當今之公歷應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 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劄觀樂於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後贊 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與當時學術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 “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誌於學”。他善於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 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並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壹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相傳 他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人。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壹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 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名聞遐邇。私學的創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壹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後,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 的兵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誌,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求學的, 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於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 不願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於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壹歲。“行之壹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並己,乃饋女樂於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抱負難以施展,遂帶領顏回、子路、子貢、冉有等十余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 的周遊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歲。先至衛國,始受衛靈公禮遇,後又受監視,恐獲罪,將適於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後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亂而未往,只得又返衛。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靈公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後衛國內亂,孔子離衛經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鄭至陳,是年孔子六十歲。其後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於陳蔡之間”。據《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 解圍後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後,孔子雖受“養賢”之禮遇, 但仍不見用。魯哀公十壹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歸魯後,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 。孔子晚年致力於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國偉大的哲學家孔子是中華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學說的創始人。他的哲學思想提倡「仁義」,「禮樂」,「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為體」。儒學思想滲入中國人的生活,文化領域中,同時與影響了世界上其它地區的壹大部分人近兩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山東曲阜)人,出身於沒落的宋國貴族家庭,刻苦好學。曾從事「儒」(貴族喪事贊禮者)的職業,中年時開辦私學。壹度出任魯國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職,四年後因遭小人暗算,棄職,後率弟子周遊列國,經十三年,晚年歸魯,繼續講學,整理古籍。《論語》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關於孔子言行的紀錄。

孔子經常被認為是壹種宗教的創始人,但這是不正確的。孔子及少談論神,拒絕討論來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學。他對人生的關系深刻了解,他的學說並不是他所創立的,嚴格來說,他只是及中華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壹位重視個人的倫理道德和行為的現世哲學家。

孔子把「仁」和「義」視為道德的最高原則,他規範著高尚者的行為。「仁」在有些時候可以解釋為「愛」,但我們最好將他理解為對人類的關心。「禮」是道德,禮節,規矩,傳統等觀點的總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那是壹個人才輩出的年代。雖然當時的統治者沒有采納孔子的學說,然而在他死後,儒家成為顯學。但是在秦始皇統治時期,儒家學說遭到貶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壹中國。他采用法家的建議,下令「焚書坑儒」。以為這樣就可以整齊學術,統壹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並不成功,在秦朝滅亡前夕,儒生們又開始宣講儒家學說。西漢時期的漢武帝時代,儒家學說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吏的中國科舉制度,始於漢朝。考試的主要內容,是學生們對孔子禮教的理解程度。由於科舉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壹途徑,所以由漢朝開始,壹直到十九世紀,中國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孔子的四書五經中打轉。知識分子窮壹生精力從事研究他的學說,壹生都跳不出這個圈子。大大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多元化發展。

中國的歷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響史。《四書五經》成了學校的教科書,每壹個學生都必須熟記。古代哲人的教條,深深地植跟於人民的心中。由於這種儒學的熏陶,中國逐發展出壹種和諧的社會生活,追求智識崇尚智慧的狂熱,以及穩健的文化。中國雖經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繞,而且還能同化異族。但是,儒學並不是萬能靈藥。他對於統治者來說,是壹劑有效的靈藥,能使他們的王朝盡量避免混亂和衰落的來臨。但是,對於在求變求新的國際競爭壓迫下,對於壹國的發展,是個阻礙,那些維系個人和社會秩序的禮教,幾乎使人無法動彈,而造成壹套用不改變的模式。孔子的教條。徹底的限制了人類自然而充沛的沖勁。孔子的那些禮教實在太完美了,以致顯得過分的嚴肅。在孔子的教條下,簡直沒有豪放和冒險,愛情和友誼也過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婦女壹味服從,貶低了自己。他使國家壹味保守,阻礙了進步。 孔子生平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其學說不僅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進程,還深刻地影響著每壹個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成為東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論基礎。以孔子為代表創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和基礎,時至今日仍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巨大的積極作用。孔子不僅屬於歷史,也屬於當代,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誌於學”。他善於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魯國自宣公以後,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誌,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求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於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願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孔子歸魯後,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於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思想

孔子面對春秋末期急劇變革的社會現實,汲取夏商的文化營養,繼承周代的文化傳統,創造了以“禮”、“仁”、“中庸”、“教”與“學”為主要內容,包括哲學、政治、倫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內的完整學說。孔子的學說內涵豐富,自成系統,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論語

《論語》首創語錄之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發源於此《論語》壹書比較忠實地記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論語》***二十篇。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與“禮”。

作為壹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征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壹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壹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淵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務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讱”。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是名列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首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言行的壹部集子,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壹論,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註》,是為今本《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論語》作為孔子及門人的言行集,內容十分廣泛,多半涉及人類社會生活問題,對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及道德行為起到過重大影響。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之前,約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壹直是中國人的初學必讀之書。

“五四”運動以後,《論語》作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爾後雖有新儒學的研究與萌生,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國並未形成新的氣候。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前進,不能不使人們重新選擇新生的思想文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誕生與發展。

然而,嚴峻的事實是,壹個新型的社會,特別是當它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時候,不能不對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反思,這是任何壹個社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們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這使我想到人類的***性與個性,文化的***性與個性,民族文化的辯證否定本性。同時,也使我感到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事實上,當我們擺脫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確立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並用它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就會發現其中的精華,《論語》便是其中之壹。不可否認,《論語》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極之處,但它所反映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的社會人生精論,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即使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文化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論語》中的許多思想仍具有壹定的借鑒意義和時代價值。對此,我想就《論語》中有關的思想價值談談個人的幾點看法。

壹、《論語》書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類對自然現象神秘恐懼心理的表現,也是人類對人生命運的壹種虛幻寄托。就是在科學發展的今天,當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時有所現,甚至人造神的現象也屢有發生。那麽,鬼神現象是否存在?科學的結論是否定的。那麽當代人為什麽還有鬼神觀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這是社會存在與人心理的復雜性以及人的素質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為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勢力旺盛、自然科學極不發達的時代,孔子是怎樣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主張“敬鬼神而遠之”(《雍也》)。表明孔子對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並未多加評說,也不反對別人對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同時,孔子平時也不談論怪異、暴力、叛亂、鬼神,他認為這些都是對人無益的事情。有壹次,孔子生病,子路請求代老師禱告。孔子說:“有這回事嗎?”子路回答道:“有的。《誄》文上說:‘為妳向天神地祗禱告’。”孔子說:“如果是這樣,我早就禱告過了,可為什麽還會生病?”還有壹次,季路請教怎樣事奉鬼神,孔子說:“活人我還不能事奉,怎麽能去事奉鬼神?”孔子雖然不反對別人信奉鬼神,但作為他自己對鬼神是抱有懷疑態度的,雖然他不能證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這說明孔子已具有無神論的思想萌芽,體現了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這作為孔子的世界觀,對其思想具有重要影響。

二、關於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價值

《論語》作為壹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鑒意義。

其壹,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壹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鬥。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壹。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於第壹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裏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麽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壹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壹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妳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於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述而》)即:誌向在於道,根據在於德,憑籍在於仁,活動在於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麽孔子為什麽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裏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於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三、關於君子人格的塑造

《論語》許多篇幅談及君子,但這裏的君子是壹個廣義概念,重在強調壹種人格的追求,教人做壹個不同於平凡的人。為實現這壹目的,《論語》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

其壹,“君子不器”。孔子認為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不能只像器具壹樣,而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也就是說,君子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否則就談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裏仁》)在孔子看來,作為君子就必須重視仁德修養,不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離開仁德。同時曾子認為,君子重視仁德修養還必須註意三個方面的規範:壹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二是“正顏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說,君子要嚴肅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臉色,註意自己的言辭。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對妳尊敬,信任,溫和。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泰而不驕”(《子路》);“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即作為君子應心境安寧而不傲慢,態度莊重而不與人爭吵,能合群而不結黨營私;君子要重視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對社會多做貢獻。只有這樣才能稱得上君子的修養。

其三,君子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孔子認為,君子除了自我修養,還要重視用“戒、畏、思”幾項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君子的要求,概括起來有三點:壹是要隨時註意戒除個人的欲念;二是處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無忌憚;三是認真處理,隨時嚴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孔子認為,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差別還在於具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裏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裏仁》)也就是說,作為君子只有重視道義,追求道義,才能與小人區別,才能真正體現君子的精神。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必須言行壹致,表裏如壹,即所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裏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

四、關於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