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祖先在遠古時代已開始海洋捕撈。
在山東省膠州市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遺址中，有大量海魚骨骼和成堆的魚鱗。
經鑒定，它們分隸於鰳魚、梭魚、黑鯛和藍點馬鮫等3目4科。
說明約在4000～5000年以前，中國沿海先民已能獵取在大洋和近海之間洄遊的中、上層魚類，人們對海洋魚類習性的認識已有壹定的水平。
記述公元前11～前6世紀周朝情況的《詩經》中，多次出現“海”字，並有江河“朝宗於海”的認識。
西漢時期，已開辟了從太平洋進入印度洋的航線。
據記載，三國時出現了中國第壹篇潮汐專論──嚴畯的《潮水論》（已佚）。
唐宋時期，中國的潮汐研究已達到很高水平。
明代時，出現了中國現存最早的地區性海產動物誌──屠本畯的《閩中海錯疏》。
1405～1433年，明朝鄭和 7次下“西洋”，最遠到達赤道以南的非洲東海岸和馬達加斯加島，比哥倫布從歐洲到美洲的航行(1492～1504)要早半個多世紀，而且在航海技術水平和對海洋的認識上，也遠遠超過當時的西方。
可見，在古代的很長壹段時間內，中國對海洋的認識和利用在世界上是居於前列的。
中國古代對海洋的認識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地貌、海洋氣象、海洋潮汐和海產生物4個方面。
同時，為了利用灘塗和抵禦海洋自然災害，在海岸防護和圍墾工程方面，也取得許多成就。
海陸分布和海洋地貌知識戰國時代，齊國的鄒衍(公元前305～前240)曾提出壹種海洋型地球觀──大九洲說，闡述了世界海陸分布的大勢。
他認為世界很大，像中國這樣大的陸地有81個，彼此被“裨海”相隔，又都被“大瀛海”環繞，再外面才是天地接壤之處。
這裏所說的“裨海”和“大瀛海”，分別相當於今日的“海”和“洋”。
晉代葛洪在《神仙傳》壹書中，提出“東海三為桑田”、明確地表達了海陸屢有變遷的思想。
中國古代主要采用地文導航，所用的水路簿、針經和海圖，均盡可能地詳載航線上可用於導航的地貌：山形、水勢、島嶼、暗礁、港灣和海底泥等。
例如保存至今的明代胡宗憲《籌海圖編》中的《沿海山沙圖》、《沿海郡縣圖》、《登萊遼海圖》，《鄭開陽雜著》中的《萬裏海防圖》、《海運全圖》，茅元儀《武備誌》中的《海防圖》和《鄭和航海圖》等。
其中，記載海洋地貌最為詳盡的是《鄭和航海圖》，該圖是中國傳統繪圖方法繪制海圖的高峰， 較正確地繪有中外島嶼846個，並分出島、嶼、沙、淺、石塘、港、礁、硤、石、門、洲等11種地貌類型。
中國古代海塘圖實際是河口海岸地貌圖，如清代方觀承《兩浙海塘通誌》和翟均廉《海塘錄》中的圖。
圖中明顯可見海塘分布並不連續，低平的海岸有海塘分布，塘外有大片灘塗；而海岸山地則沒有海塘。
海洋氣象知識中國古代有關海洋氣象知識的書籍很多，僅《漢書·藝文誌》中提到西漢時海中占驗書就有136卷，其中《海中日月彗虹雜占》有18卷。
至元、明兩代，人們把水手和漁民的天氣經驗用五言和四言的韻語表達出來。
如明代張燮《東西洋考》中記有“烏雲接日，雨即傾滴”，“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虹早掛，有風不怕”等。
在海事活動中，風是至關重要的天氣要素，所以在古代對風的認識較為深刻。
中國古代水手、漁民知道用各種方法預測海洋風暴。
他們把壹年中海上常有風暴的日期記下來，稱為“暴日”或“颶日”。
壹些航海書籍中記有全年暴日及其名稱，如《順風相送》中有逐月惡風條。
並總結出暴風季節發生的規律和暴日在不同時節的頻率，從而找出海上活動的危險期和安全期。
古代預測臺風的壹種辦法是觀察海洋現象。
海洋長浪有很高的運動速度，臺風還在外洋時，其形成的長浪已傳播到近海，形成湧浪，造成潮汐異常、海底淤泥攪起、海水發臭、海洋動物表現異常等現象。
人們把上述現象稱之為“天神未動，海神先動”，並把這種無風的湧浪稱為“移浪”或“風潮”。
中國很早就以風作動力，用帆助航。
東漢時，利用季風航海已有文字記載，把每年梅雨後出現的東南季風稱為“舶?風”。
唐、宋以後，利用季風航海十分廣泛。
明代鄭和7次出海， 多在冬、春季節利用東北季風啟航，又多在夏、秋季節利用西南季風返航，說明他們已較充分地認識和利用了亞洲南部、北印度洋上風向和海流季節性變化的規律。
在航行途中他們觀察日月星辰的出沒和位移、風向、天色、雲狀、霾霧、氣溫及洋面波濤的變化，預測海洋氣象、水文潮汐的變化趨勢，保證了航行的安全。
海洋潮汐知識中國殷商時代已出現"濤”字( )，這個字後來被解釋為“潮”字的同義詞。
現見中國古籍最早對海洋潮汐現象做出科學解釋的，是東漢王充。
他在《論衡·書虛》篇中提出“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對潮汐和月亮的關系進行了論述。
西晉楊泉，唐朝竇叔蒙和封演，宋代張君房、燕肅、余靖、沈括，元末明初史伯璇等，堅持發展了王充的理論。
東晉葛洪和唐代盧肇引進了太陽在潮汐中的作用。
竇叔蒙指出，“以潮汐作濤，必待於月。
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期”；對潮汐周期的推算，也很有見地；並繪制理論潮汐表“竇叔蒙濤時圖”（圖1）。
封演用“潛相感致，體於盈縮”的論點解釋潮汐成因。
張君房在《潮說》中，最早定出潮時逐日推遲數為3.363刻（古時壹晝夜為100刻）。
燕肅則提出潮汐“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的理論，並改進理論潮時的推算，指出潮時逐日推遲數有大盡（壹朔望月30天）和小盡（29天）之分，定大盡為3.72刻，小盡為3.735刻。
沈括堅持“應月說”，最早對“平均 *** 間隙”下了明確的定義，並主張用 *** 間隙來修改地區性潮汐表。
中國古代對喇叭形河口湧潮的成因，也有深刻的認識。
王充在批駁關於伍子胥冤魂驅水形成湧潮的迷信說法後，指出潮汐在大海中只是“漾馳而已”，進入殆小淺狹的河口後，才激起湧潮。
葛洪則提出潮汐的“力”和“勢”。
盧肇提出江水和海潮在狹窄的河道相遇，激而為鬥，形成湧潮。
燕肅則更確切地提出，錢塘江湧潮是由於河口存在攔門沙坎所致。
清代周春註意到錢塘江潮有南潮、北潮之分。
兩潮交叉重疊處正好在海寧塘靠岸，因此海寧成為觀潮的勝地。
實測潮汐表在中國發展也很早。
東漢馬援在瓊州海峽兩邊建有“潮信碑”（今無存）。
現存北宋呂昌明於1056年編制的“浙江四時潮候圖”，曾被刻成石碑立於錢塘江畔供渡江用。
它比歐洲現存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館所藏的13世紀的“倫敦橋漲潮時間表”早得多。
明清還出現許多潮汐實測表。
中國古代對潮汐的研究，至宋代達到高峰。
由於古代潮汐研究的論述很多，流傳下來的文獻資料也較多，僅專論就不下數十種。
其中，清代俞思謙編輯的《海潮輯說》、翟均廉《海塘錄》等收錄保存了古代不少潮汐著作。
海洋生物知識中國古代對海洋生物的認識和研究，多集中在物種的形態、生態、分布和利用方面。
其中，不少種類的名稱沿用至今。
從遠古時代至16世紀，中國有關海洋生物的知識，主要散見於醫書和沿海地方誌中。
16世紀末以後，出現了敘述海洋生物的專著。
公元前3世紀問世的《黃帝內經》，已提到海洋軟體動物烏賊和鮑。
公元1世紀的《神農本草經》，記載了馬尾藻和羊棲菜，以及近江牡蠣等6種海洋軟體動物的形態、產地、食療性質和利用方法。
宋代寇宗?#93;編輯的《本草衍義》中，收入的海洋生物藥物有海狗、海蛤、玳瑁、牡蠣和烏賊等十多種。
古代對海洋生物的生態習性有不少記載。
三國吳人康泰《扶南傳》提到：南海珊瑚洲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也。
三國沈螢《臨海異物誌》，敘述了招潮（壹種小蟹）的活動與潮汐周期同步的生物節律。
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壹書，記載了船蛆“攢木食船”；寄居蟹“寄居之蟲……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載以行”;飛魚“魚長壹尺，飛即淩雲空，息即歸潭底”；烏賊“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等。
明清時期出現了不少地區性的海洋生物專著。
主要有明代屠本畯的《閩中海錯疏》和清朝郭柏蒼的《海錯百壹錄》，重點記錄了福建沿海的海洋生物。
清朝郝懿行和李調元分別編寫的《記海錯》和《然犀誌》，前者記錄山東沿海的海洋生物，後者記錄廣東沿海的海洋生物。
對海洋生物生態習性的了解與掌握，促進了中國古代海產養殖業的發展。
據已發現的文獻記載，早在宋代就已養殖牡蠣、珍珠貝和蟶，鯔魚的養殖歷史也很悠久。
海岸工程海塘中國沿海特別是東南沿海，風暴潮災十分嚴重。
據史載初步統計就有 213次。
為了保護生命財產，發展農業生產，古代沿海地區普遍修築起海塘，其中以江浙海塘氣勢最雄偉、技術最復雜。
它和萬裏長城、大運河壹起成為中國古代三項偉大工程。
海塘起源很早。
史載東漢已開始有江浙海塘，唐代具有較大的規模。
以後，技術不斷改進，先後出現板築法、竹籠實石法、坡陀法、縱橫疊石法等，並出現備塘河、坦水等附屬工程。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歷代工程基礎上，動員較大人力修建了從金山衛到杭州的石塘。
潮閘中國古代出海河口常設潮閘。
北宋時修建的莆田木蘭陂是壹座大型水利工程。
建陂前溪海不分，潮汐往來，瀉鹵彌天，農田旱澇頻繁。
建陂後，下禦鹹潮，上截淡水，灌田萬余頃，至今仍發揮著水利效益。
水城山東蓬萊古水城（圖2），水城內有小海，風平浪靜，為宋元明清海防要地，至今猶存。
它始建於1043年，擴建於1376年。
水城有平浪臺、防波堤、水門等，彼此配合，有效地遏止湧入水門的潮汐和風浪。
水城碼頭高程設計也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