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稻作史研究中，有壹個至為關鍵，且至今尚存爭議的問題，這就是稻田的種植制度。它不僅關系到對宋代稻作發展水平的估計，同時也關系到對整個宋代農業經濟、技術及其發展水平的估計。有學者認為，宋代江南農業革命或重大變革的標誌之壹就是占城稻的廣泛種植以及由此所致的壹年二熟制的普及[1]。其中最引人註目的就是雙季稻的發展[①]。不過上述觀點近幾年來開始受到國內學者的質疑。研究稻作史的遊修齡教授認為，宋代糧食單位產量的提高得力於復種指數的增加，但宋代的雙季連作稻及間作稻局限於華南，比重也不大，福建壹帶是雙季稻的北界[2]。同時他還對占城稻提出了質疑，認為占城稻的作用被史家誇大[3]。最近又有經濟史學家李伯重從研究方法入手，對“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說提出了徹底的否定[4]。
無論是贊成或是反對宋代農業革命說法的人，都沒有系統地研究過宋代以稻田為中心的種植制度，這就使得贊成和反對都多少顯得空洞無力。鑒於稻田耕作制度，特別是雙季稻在宋代稻作史和經濟史中的特殊重要性，以及目前學術界所存在的爭議，有必要對宋代的稻田耕作制度做壹系統的研究。本文將重點討論宋代有關雙季稻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是，宋代的雙季稻如何？普及程度如何？在糧食供應中地位如何？它與占城稻的關系如何？
1 宋代以前的雙季稻
在回答上述問題以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宋代以前的雙季稻情況。雙季稻是指同壹塊稻田中壹年之內有二次收成。雙季稻 的栽培最早開始於秦漢時期的嶺南地區。漢楊孚《異物誌》記載“交趾稻夏冬又熟，農者壹歲再種”[5]。這是嶺南地區雙季稻的最早記錄。長江流域雙季稻的最早記載見於西晉。西晉左思《吳都賦》提到：“國稅再熟之稻”，吳都即現今蘇州，證明西晉時期（265--316年）蘇州壹帶已有雙季稻。[②]晉代郭義恭在《廣誌》中曾記有壹雙季稻品種“蓋下白稻”，這種品種“正月種，五月獲；獲訖，其莖根復生，九月熟。”[③]東晉張湛《養生要集》載：“稻已割而復抽（萌發）曰稻孫。”[④]隋唐時期，嶺南地區仍然有“稻歲再熟”和“土熱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的記載（《舊唐書?南蠻傳》，《宋史?蠻夷四》）。地處長江下遊地區的揚州也有穭生稻和再熟稻的報道（《唐會要?祥瑞上》）。
宋以前的雙季稻似以再生稻為主。《廣誌》和《養生要集》的記載明顯屬於再生稻。唐代揚州的穭生稻是落粒自生的稻，而再熟稻則可能是再生稻。只有《吳都賦》中的“再熟之稻”存在爭議。“再熟之稻”可理解為同壹田塊中種早稻和晚稻的再熟，也可理解為不同田塊分別種植的早稻和晚稻，也是壹年再熟。前者屬於雙季稻，而後者仍是單季稻。即便是雙季稻也存在再生稻和連作稻爭議。宋人認為《吳都賦》中的“再熟之稻”為再生稻（詳後）。而遊修齡據唐李善（江都人，距吳都不遠）註：“農者壹歲再種”，將其視為連作稻[6]，（[6]，222頁）但仍然不能確定是同壹塊田中的再種，還是不同田中的再種。
我在另壹篇文章中提到，宋代甚至宋代以前就已出現了早稻和晚稻的概念，但宋人所說的“早稻”並非是真正意見上的早稻[⑤]，同時，早稻和晚稻之間也不構成復種關系[7]。但這並不排除宋代已經有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早稻品種。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從福建引進了早熟且又耐旱的占城稻。據遊修齡估計，占城作為早稻，其生育期從100天左右至110天左右，可以遍及浙閩及淮南壹帶，是壹個名符其實的早稻品種[⑥]。宋代還有壹個很著名的早熟稻品種——黃穋稻。黃穋稻自種至收全生育期大致在60至105天之間，同時它還具有很強的耐水性[8]。屬於早稻品種的還有麥爭場、歸生稻、節澳稻（早稻）、六十日、烏粘早白、宣州早、早占城、斧腦白、赤芒稻。這些品種有的成熟期在六月，如麥爭場[⑦]；或盡六月，如早歸生；有的標謗六十日[⑧]，更多的則直接以“早”來命名。這些品種的生育期都較短，可視為真正的早稻。真正意義上的早稻的存在為雙季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宋代存在再生、間作和連作三種形式的雙季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