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報紙；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G21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07)04-0099-04 >從中國第壹位報學研究者戈公振先生開始至今，對新聞傳播的研究已經歷時八十載。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看出，在此期間，不同學者的研究大致是從以下兩個角度進行的，壹個角度側重於從唐代報紙本身的考證入手，探討古代報紙的起源、形態、名稱等具體問題。其代表人物有方漢奇、姚福申、張國剛等，他們從二十世紀50年代起直至80年代，先後都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另壹個角度重在研究唐代新聞傳播的全貌。以李彬為主要代表的學者從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傳播學理論的滲透下，把研究領域拓寬到唐代傳播活動的各個層面，甚至開始了唐代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本文將以這兩個研究角度為線索對各家觀點進行綜述。
壹、中國古代報紙的起源及形態? >(壹)關於中國古代報紙起源的探討 >1．古代報紙源於何時。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古代報紙的國家之壹。中國的古代報紙究竟出現於何時，新聞史學家說法不壹，有說、漢朝說、唐代說。戈公振先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中國報學史》壹書中關於“邸報”起源的論斷，不僅影響了國內的研究者，也影響了國外的學者。進入二十世紀80年代，由於珍貴史料的發現，及學者們對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促使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大步向前推進，與此同時人們對中國古代報紙起源的探究大都聚焦在了唐代。1982年方漢奇先生的《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以堅實的功力、翔實的考證和完善的論述，提出唐代的‘進奏院狀’應為中國同時也是世界最古老之報紙的論點”，表明“中國開始有邸報的時間，不會晚於唐代”。黃卓明先生在《中國古代報紙探源》中指出：“根據目前能夠發現的史料，說明中國的原始形態報紙應始見於唐代。”姚福申先生在《有關邸報幾個問題的探索》中也明確的指出“邸報”產生於晚唐。 >唐代近300年間，古代報紙具體出現在哪壹時段?不同學者對此問題也存在著分歧。唐人孫樵《經緯集》卷三的《讀開元雜報》對研究唐代報紙的歷史具有重要作用，是“對原始形態的報紙敘述得最詳細和最具體的”，據此認為中國原始形態的報紙始於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楊立新《中國古代報紙起始於何時(淳化閣帖)中的“狀”和“狀報”考》稱“我國有史可考的古代報紙出現的時間上限，可追溯到年間，即公元627-649年，比《開元雜報》約提前了100年。”圈方漢奇先生把唐歸義軍“進奏院狀”考證為最早的古代報紙，他說“在舉世聞名的‘開元雜報’已經杳不可尋的今天，它已經成為世界上現存的最古老的壹份報紙”，時間就是唐僖宗年間，即公元873-888年。 >在唐代說成為中國古代報紙起源的熱點時，2004年，陳力丹先生在《當代傳播》發表《發現“府報”中國古代報紙的歷史前推800年》，文章以張濤對我國西北居延、敦煌壹帶出土的大量漢代竹簡多年考證、研究為依據，把中國古代報紙的起源再次提前到西漢。其實張濤於1998年撰寫的《西漢末年已經有了報紙》壹文就曾引起學術界的興趣，2001年他在《論西漢“木簡報”》再次闡明自己的觀點：“我國古代成制度的官方新聞傳播，起始時期不應再是較晚的唐代，而應定位在較早的西漢，即提前約1300年”。 >以上研究者在佐證報紙起源時，主要采用實證的方法進行研究。他們力圖尋找“第壹份”報紙，用報紙實物的“鐵證”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或是從已發現的文字史料的名稱、文書的性質方面著手，加上從古代文獻中考證“報”、“報狀”、“雜報”、“條報”，以至於“邸報”等詞出現的時間兩個方面來論證自己的觀點。 >與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李彬提出：“我們與其費盡心力去指認最早的壹份邸報，不如先辨別出邸報起源處那壹片嘈嘈切切錯雜彈的‘低沈的嗡嗡聲’，辨別出與之連帶的歷史條件和文明背景。”他把中國古代報紙起源的問題放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更多的從孕育新聞傳播的社會土壤來考察。於是便得出這樣的結論：“雖說正式的邸報源於唐代說目前恐怕還難於成立，但我國古代新聞事業的創生卻可以‘殲元雜報’為標誌。無論從歷史科學還是從歷史哲學的角度看，它都昭示著壹種從無序到有序的飛躍，彰顯著壹種從混沌到清朗的轉折。” >2．唐代“進奏院狀”的性質探討。在古代報紙起源的研究中，“進奏院狀”的性質是學術界壹個頗有爭議的話題。簡單說來，這壹爭論就是：“進奏院狀”是報紙還是官文書。 >1982年方漢奇先生在《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中說：“我的看法是，唐代已經有邸報，新發現的這份‘進奏院狀’就是當時的邸報。”並在《中國報紙始於唐代考》中得出“唐代的進奏院狀已經具有壹定的報紙的作用，它是壹種原始狀態的報紙”的結論。這壹具有沖擊力的結論引起了學術界的討論。對“進奏院狀”為“邸報”之始這壹觀點，張國剛先生以《“邸報”並非古代報紙》壹文拉開了質疑的序幕。他認為“進奏院狀”不是“報紙”，而是“文書”。1986年6月，在《兩份敦煌“進奏院狀”文書的研究》壹文中，他進壹步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唐代進奏院狀報，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從實物還是記載，都只能是壹個十足的官府公文，與報紙是毫無***同之處的。”江向東也持有近似的觀點，他認為唐歸義軍“進奏院狀”只是進奏官向藩鎮長官發送的壹份報告，“根本找不出其他證據說明這種報告已經發展成壹種超出官文書範疇的文獻類型”。 >1988年吳廷俊發表《從歸義軍進奏院狀的原件看唐代進奏院狀的性質》，對“進奏院狀”的性質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唐歸義軍“進奏院狀”只具有情報性質，因為它“只對個人抄送，以藩鎮個人為唯壹讀者，並且帶有相當的機密性”。李彬則認為：“將狀報視為報紙和將狀報視為公文，都有失偏頗。深究起來，雙方其實在強調同壹事物的兩個不同側面。壹方面，狀報脫胎於官文書壹脈，因遺傳關系而明顯地帶有公文的特征；另壹方面，由於傳遞信息、報道‘新聞’的關系，狀報又具備‘新聞紙’的若幹內在性質，顯示出某種報業萌芽的苗頭。”他認為唐代進奏院狀報在新聞傳播史上的準確定位應該是新聞信。針對李彬的觀點，頤提出“無論是進奏院狀或邸吏狀之類，都不能與十五世紀前後地中海沿岸那種通過向專人訂購的方式交流商業、航海等信息的新聞信相比，前者屬 *** 內部文報系統活動，後者是
? 面向社會的信息交流。”對唐進奏院狀的性質，他不同意李彬的觀點，他認為“從內容(通報與職守相關的情況)和活動形式(主要報送上級)看，它距官文書很近而去新聞信甚遠。”?
對於“進奏院狀”是報紙還是官文書的爭論，方漢奇先生做了進壹步闡釋：“以‘敦煌邸報’為代表的唐代進奏院狀，是壹種和後來的邸報相類似的新聞傳播工具。它以傳報朝廷方面的信息為主要內容．由地方壹級軍政單位在首都的派駐機構向下傳發，因而帶有壹定的官方性質，但並不是中央 *** 統壹審定發布的正式官報。它保留了不少官文書的痕跡，但並不等於官文書。它具有某種報紙的性質，如廣泛采集新聞，先於官文書傳布消息等等，但在定期、公開發行等方面，還不完全具備正規報紙的要素，因而，只能屬於壹種由官文書向正式官報轉化過程中的原始狀態的報紙。” >不論學者持有何種觀點，考證“進奏院狀”的性質勢必要研究唐代藩鎮制度的發展、進奏院作用和職能以及進奏院狀報的內容和特點。 >(二)關於唐代報紙名稱的探討 >對於中國古代報紙起源的問題之所以眾說紛紜，壹個主要原因在於古代報紙名稱眾多。唐代報紙的名稱也是學術界研究的壹個重點。通過古籍考證，在唐代並沒有出現“邸報”這壹詞語，歷來被我們稱為“邸報”的封建官報並沒有壹個正式的報名，文獻中對它的稱呼有：“進奏院狀報”、“進奏院狀”、“上都留後狀”、“留邸狀報”、“邸吏報狀”、“邸吏狀”、“報狀”、“報”、“雜報”、“朝報”。方漢奇先生認為：“所有這些，稱呼雖然不同，但指的是同壹事物，即都是由進奏官轉發至地方的原始狀態報紙。其性質接近於後來的邸報。”有學者則指出眾多古代報紙名稱的所指是有區別的。黃卓明先生認為“報狀”由朝廷直接發布，是“原始形態報紙的概稱”，“應具有唐王朝中央 *** 公報性質”。他還說明“‘報狀’經由藩鎮自行抄傳就形成了唐代‘進奏院狀報’”姚福申先生專門解釋了“朝報”，他認為“朝報”是唐宋時代朝廷逐日發布的壹種新聞簡報，“唐代首創朝報”，“可能是‘飛奏’的繼續”。 >(三)關於唐代報紙是否印刷問題的探討 >學術界也曾經對唐朝出現的原始形態報紙是否印刷的問題進行爭議，特別是針對“開元雜報”。此爭議源於清末明初的版本學家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壹書中“近有汀陵楊氏藏開元雜報七頁，雲是唐人雕本”。戈公振先生首先接受了這壹觀點，在《中國報學史》中說“開元雜報”是現存的堪稱“奇珍”的兩本“唐刻”之壹。之後，曾虛白先生在《中國新聞史》中斷言：“開元雜報”就是雕版印刷的報紙。向達先生最先提出質疑：“‘開元雜報’雖有邊線界欄，而墨印漫漶，不甚可辨，烏能必其即為刊印?即為唐本?”二十世紀5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學者以《夢溪筆談》中“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和對《中國雕版源流考》中那段話的考證，對“開元雜報”是印刷品的說法予以否定。黃卓明先生說：“不僅唐代如此，而且自唐以後長期停留於手寫傳抄狀態，這又是中國古代報紙的壹個特點。”姚福申先生在《有關邸報幾個問題的探索》中從“開元雜報”名稱的由來、唐代書籍裝幀以及雕版印刷成本三個方面非常詳盡地論證了唐代不存在印刷的報紙。 >二、唐代新聞傳播的全面探討 >(壹)豐富精彩的唐代傳播活動 >“邸報”作為新聞史從無序進入有序的標誌，在眾多同樣具有新聞傳播屬性的信息傳播方式中尤為搶眼，使得研究者們較少地涉及唐代其它傳播形式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位學者陸續展開了探討。其中，姚福申先生發表了《唐代新聞傳播活動考》和《唐代新聞傳播形式》兩篇頗具開創性的文章。文章以介紹露布、詔令、條報、朝報、進奏官報、進奏院狀、觀察史牒等為主，較全面地梳理了唐代的新聞傳播活動，從整體上展示了其面貌與特征。李彬在《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中，把研究唐代新聞傳播方式的視野拓寬到官方系統中的常規及非常規的新聞傳播方式上。他指出唐代不僅有報狀、露布、檄書、烽燧、榜文、註記、起居錄等主要官方新聞傳播方式，還有花樣翻新的竹筒傳書、木鵝傳表和信鴿傳信等非常規方式。他把整個唐代的傳播活動劃分為三個系統，即官方傳播、士人傳播和民間傳播；分別把三個系統中的主要代表進奏院狀報、筆記小說和講唱活動視為原始媒介，進而研究新聞傳播活動的社會環境和各種影響因素。“官方的邸吏狀、文人的筆記小說和民間的講唱形式互相融匯，便凸顯為早期新聞史的生命脈動。”李彬先生把它們聯系起來壹同觀照唐代社會豐富精彩的傳播圖景，使新聞傳播研究進入了壹個更為寬廣的史學領域。 >另外，值得註意的是：1996年李異平和陶第遷發表了《論唐代的對外傳播》壹文，首次論及唐代的跨文化傳播。2004年劉鳳梅提出：可以把“民間藝人以口頭進行人際傳播的方式說書，視為壹種娛樂傳播。” >(二)從新聞傳播的角度研究進奏院和進奏官 >進奏院狀報和進奏院、進奏官間有密切的關系。只有準確地勾勒出進奏院狀報的生產機構和生產者的面目，才能更好地辨析進奏院狀報的性質。 >唐史專家瞿蛻園先生曾對進奏院的職能做出精練的概括：“唐代藩鎮均於京師置進奏院，以進奏官任呈遞公文、探報消息之責，有似明、清督撫所派駐京之提塘官，但進奏院初名留後院，以大將主之，得以入見皇帝陳述事件，非提塘官之為低級武弁可比。”方漢奇先生進壹步闡明：“(進奏院)既為所代表的地方長官呈遞章奏，下達文書，辦理需要和 *** 中樞各部門請示匯報聯系交涉的各項事宜，也為地方了解、匯集和通報各項政治消息。”甚至有學者還把進奏院視為“諸如三省、樞密院、四方館之類的新的秘書機構”。他們認為進奏官通過“在京師以公開或隱蔽的手段收集本地方和朝廷及其他地方的有關情報，”來加強本地方與中央的聯系。 >西諺有雲：“記者壹半是記者，壹半是偵探。”與之相較，進奏官不無相似。類比，李彬給進奏官以記者的判斷。 >(三)傳播網絡中的傳驛系統 >縱觀史學界、傳播學界對中國古代驛站與郵驛系統的研究，可發現唐代邸報的傳播與當時完備、發達的郵驛事業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我們在傳播生態環境中研究唐代的傳播活動就不能不去考察唐代的郵驛系統。 >“郵是傳遞信件的機構，每隔壹定距離設置壹郵亭，由專人騎馬送信。驛是驛站，備有驛馬，專供傳遞員交通工具和住宿，也同樣接待過路官員。”早在“戰國時即已出現郵驛，漢代各地專設有郵亭供傳遞文書，唐朝在前朝基礎上增設水驛。”“據《唐六典尚書兵部》載，唐開元年間有陸驛1297所，水驛260所，水陸相兼者86所。陸驛大約30裏壹設，邊陲地區驛所間隔則長壹些。”可見，至唐已形成了以長安為中心四通八達的傳播網絡。此外，為提高信息傳遞的效率，唐代還出現了“快速報告的表章，由‘飛驛’傳送，叫做‘飛表奏事’”。 >唐代的郵驛系統為中央控制，是正式的官方信息流通的主動脈。在《中國古代驛站與郵傳》中提到唐代郵驛兼管接待過路官員(包括進奏官)、接送懷柔少數民族、平息內亂、追捕罪犯、災區慰撫和押送犯人等各種事務，有時還管理貢品和其他小件物品的運輸。這在壹定程度上擴大了傳播渠道對社會的開放程度，促成了各類信息在藩鎮與進奏官間的傳遞，甚至信息在全社會範圍的流通。 >至此，對於唐代新聞傳播的研究脈絡已經比較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其中有學者在為最早的中國古代報紙尋找強有力的實物證據，有學者在力爭弄清史事的來龍去脈，有學者展開了質疑的論戰，也有學者在“紛紜駁雜的歷史表象上馳騁其智慧的靈思。”我們何不也把視野放寬些，把唐朝邸報的研究置於傳播生態系統中，全面考察傳播的五個要素，即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受眾以及傳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