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 登高
岑參
強欲登高去， 無人送酒來。
遙憐故園菊， 應傍戰場開。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陽節登高為題材的好詩不少，並且各有特點。岑參的這首五絕，表現的不是壹般的節日思鄉，而是對國事的憂慮和對戰亂中人民疾苦的關切。表面看來寫得平直樸素，實際構思精巧，情韻無限，是壹首言簡意深、耐人尋味的抒情佳作。
這首詩的原註說：“時未收長安。”唐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起兵叛亂，次年長安被攻陷。至德二載（757）二月肅宗由彭原行軍至鳳翔，岑參隨行。九月唐軍收復長安，詩可能是該年重陽節在鳳翔寫的。岑參是南陽人，但久居長安，故稱長安為“故園”。
古人在九月九日重陽節有登高飲菊花酒的習俗，首句“登高”二字就緊扣題目中的“九日”。劈頭壹個“強”字，則表現了詩人在戰亂中的淒清景況。第二句化用陶淵明的典故。據《南史·隱逸傳》記載：陶淵明有壹次過重陽節，沒有酒喝，就在宅邊的菊花叢中獨自悶坐了很久。後來正好王弘送酒來了，才醉飲而歸。這裏反用其意，是說自己雖然也想勉強地按照習俗去登高飲酒，可是在戰亂中，沒有象王弘那樣的人來送酒助興。此句承前句而來，銜接自然，寫得明白如話，使人不覺是用典，達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邢邵語）正因為此處巧用典故，所以能引起人們種種的聯想和猜測：造成“無人送酒來”的原因是什麽呢？這裏暗寓著題中“行軍”的特定環境。
第三句開頭壹個“遙”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園長安相隔之遠，而更見思鄉之切。作者寫思鄉，沒有泛泛地籠統地寫，而是特別強調思念、憐惜長安故園的菊花。這樣寫，不僅以個別代表壹般，以“故園菊”代表整個故園長安，顯得形象鮮明，具體可感；而且這是由登高飲酒的敘寫自然發展而來的，是由上述陶淵明因無酒而悶坐菊花叢中的典故引出的聯想，具有重陽節的節日特色，仍貼題目中的“九日”，又點出“長安故園”，可以說是切時切地，緊扣詩題。詩寫到這裏為止，還顯得比較平淡，然而這樣寫，卻是為了逼出關鍵的最後壹句。這句承接前句，是壹種想象之辭。本來，對故園菊花，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想象，詩人別的不寫，只是設想它“應傍戰場開”，這樣的想象扣住詩題中的“行軍”二字，結合安史之亂和長安被陷的時代特點，寫得新巧自然，真實形象，使我們仿佛看到了壹幅鮮明的戰亂圖：長安城中戰火紛飛，血染天街，斷墻殘壁間，壹叢叢菊花依然寂寞地開放著。此處的想象之辭顯然已經突破了單純的惜花和思鄉，而寄托著詩人飽經戰爭憂患的人民的同情，對早日平定安史之亂的渴望。這壹結句用的是敘述語言，樸實無華，但是寓巧於樸，余意深長，耐人咀嚼，頓使全詩的思想和藝術境界出現了壹個飛躍。
顆詩心 壹樣情懷——江總與岑參的重陽詩比較談
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
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
——江總《於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行微山亭賦韻》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
遙憐故鄉菊，應傍戰場開。
——岑 參《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重陽是中國壹個重要的節日。關於這個節日的來源，古籍早有記載：“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古代，九為陽數，農歷九月九日，兩九相重，所以叫重陽，又叫重九。
佳節來臨，兄弟姐妹，親朋至友，總是歡聚壹堂，***度良辰。“邀歡任落風前帽，促飲爭吹酒上花”(宋祁《九日置酒》)，大家開懷暢飲，竟至於“諸山未醒重陽酒”(王蘋《秋懷詩》)，“醉把茱萸仔細看”(杜甫《九日藍田會飲》)。而那些因種種原因不能團聚的人，則“每逢佳節倍思親”(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苦厭繁機少適懷，欣逢重九啟賓罍。”(韓琦《乙巳重陽》)平時為公務所累，為家事所牽，到了重陽，似覺寬余，人們便要開懷暢飲了。但重陽飲酒，只是節日活動的壹個內容。佳節之際，適值菊花吐蕊之時，故賞菊品菊，便成了古時節日的風尚。宋代範成大的“世情兒女無高韻，只看重陽壹日花”(《重陽後菊花二題》)，雖是譏誚之語，但藉此，不難想象節日這天，“出門俱是看花人”的空前盛況。重陽節還有其他的壹些活動，如登高、插茱萸、放風箏等。“茱萸正可佩，折取寄情親”(孟浩然《九日》)，“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醉菊花杯”(崔曙《九月登望仙臺呈劉明府》)，“九日登高望，蒼蒼遠樹低”(劉長卿《九日登李明府北樓》)，“白頭太守真愚甚，滿插茱萸望辟邪”(宋祁《九日置酒》)，“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高駢《風箏》)等詩句，都再現了重陽佳節那豐富多彩的節日風習。
到了重陽，文人墨客，則常常詩思泉湧，情感難抑。南陳詩人江總的《於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行微山亭賦韻》和唐代詩人岑參的《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就是兩首著名的重陽佳作。
江總在陳時，官至尚書令，到晚年，陳滅於隋，從此郁郁寡歡。詩人在回揚州途中經山東微縣微山亭所詠的這首重陽小詩，就在強烈的故鄉之念中，流露出亡國的隱痛。
重九之日，岑參正行軍在外。時逢安史之亂，壹直戍守邊關的詩人，眷戀家鄉，記掛社稷，字裏行間，滲透著思鄉意、愛國情，壹腔熱血，憂國憂民。
應該說，這不同時代的兩首同題材詩作，題旨是很接近的。作者“每逢佳節倍思親”，但這種思念又不只為區區兒女情所囿，而能廓開胸襟，系念國家、人民，其情懷，不是給人淒苦，而是予人激昂，情感強烈，感染力強。
詩歌以情感人，怎樣將這種“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引人***鳴，詩人總是根據自己對生活的獨特理解，采取不同的藝術角度。江總的詩即景抒情，感情比較含蓄。作者思鄉心切，但全詩沒有壹言壹句直接發泄這種情懷，前兩句言所見之景：流雲南逝，大雁南歸；後兩句言所想之境：故鄉籬菊，花事何如？但實景虛象，絕非隨意拈來，而是精心擇用。這樣，故土之眷盡在這眼前、遠處的景物之中；亡國之恨，則全蘊於景點構成的圖畫裏。
相對地說，岑參的《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情感要率直強烈了許多。作者賦陳其事，直接敘狀自己的行動心理，表情達意。前兩句先敘自己的節日無聊。據史料記載，陶淵明九月九日沒酒喝，心中悶悶不樂，便坐在宅邊菊叢中采菊，遠遠望見穿白衣的王弘送酒來，便匆匆迎上去，捧起酒就喝。而現在岑參卻更不如陶令。當然，作者並非要像陶潛那樣有酒則喜，他的“強欲登高”、“無人送酒”只是突現自己的孤寂、失落。何以有這樣的情感？後兩句則袒露心跡，兵荒馬亂，戰燹不斷，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菊花無情，自開自謝，可鮮艷的花朵卻硝煙籠罩，其景其情，何其悲哀！作者不只因孤身在外，念起故鄉的菊景，而是傷時感事，表露反對戰亂，渴求和平的心跡。
角度雖有異，詩心出壹轍。江總和岑參，雖身處不同的時代，但都有壹顆關心國運和民瘼的詩心，其拳拳情愫，不能不給人以啟迪、激勵。
當然，古代也有不少詩人在佳節時流露出感傷的情緒。“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雕。清氣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時到秋末，萬物零落，天氣寒冷，風露交加；草茂已去，園木雕謝；天宇澄徹，空闊渺遠；哀蟬聲斷，群雁南鳴。這是東晉大詩人陶淵明《己酉歲九月九日》壹詩描寫的重陽景象，詩人由景衰色弱，聯想到人生的勞頓與死亡，表現了重陽這個特定節日的獨特感受。與陶淵明有同樣感慨的還真不少。宋朝李清照《醉花陰·重陽》詞雲：“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西風卷簾，黃昏東籬，把盞臨風，怎能不黯然銷魂？哪裏只是“人比黃花瘦”，分明是觸景生情，情使形勞！重陽之時，正處深秋，人們望著“落木無邊江不盡”(陳師道《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的蕭瑟景色，自然會想起人生的秋天，感嘆韶光易逝，上述兩篇作品正是這種感情的流露。其他如“九日清樽欺白發，十年為客負黃花”(陳師道《九日寄秦覯》)，“幾年回首夢雲關，此日重來兩鬢斑”(朱熹《奉酬九日東峰道人溥公見贈之作》)，“蓬鬢轉添今日白，菊花猶似去年黃”(魯淵《重九》)等，都是這種感情的流露。我們不能說發出這些感嘆的詩人思想境界不高，因為封建時代令有才智者境途窘迫，難展宏圖，“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杜甫《登高》)，乃是封建社會的悲劇。但也確有不少詩人於蕭瑟中振作，積極進取。元代張養浩《九日》詠嘆：“雲山自笑頭將鶴，人海誰知我亦鷗。幸遇佳晨莫辭醉，浮雲今古劇悠悠。”詩語蘊藉，風度瀟灑，顯示了豁達的襟抱。宋代蘇洵盡管是“佳節久從愁裏過”，但仍然“壯心偶旁醉中來”(《九日和韓魏公》)。宋代另壹詩人韓琦則“雖慚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九日水閣》)，表現了自己壹生正氣、矢誌不渝的誌向。明代李東陽的筆下，重陽美景境界開闊：“煙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繞建康”(《九日渡江》)。而唐代白居易那老而彌堅、壯心不已的襟懷，更是令人欽敬：“滿園菊花郁金黃，中有孤絲色白霜。還似今朝歌舞席，白頭翁入少年場。”(《重陽席上賦白菊》)詩人以金黃郁郁的菊花喻少年，以中間夾雜的白霜孤絲喻年長，作者並不以孤獨年老而寡歡，卻以少年意氣在“歌舞席”上壹展風采。這種青春煥發的精神、樂觀開朗的性格、積極用世的思想，給人啟迪、促人奮起！明末清初傑出的愛國主義領袖顧炎武《酬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雲：“是日驚秋老，相望各壹涯。離懷銷濁酒，愁眼見黃花。天地存肝膽，江山閱鬢華。多蒙千裏訊，逐客已無家。”短短壹首重陽之作，詩人懷摯友，發豪情，表達愛國盡忠的誠心，抒發忘我報國的誌向，其壹腔愛國熱血，洶湧澎湃，悲壯激昂，撼人心魄，動人魂靈！這種感情基調，與江總、岑參詩中所流露出的，還是比較接近、令人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