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於冬梅
呂思勉（1884-1957）先生在《中國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的開篇的“緒論”中這樣寫到：
翻開二十五史來看，所記的，全是此戰爭攻伐，在廟堂上的人所發的政令，以及這些人的傳記世系。
回想自己讀歷史書的過程，留在記憶裏的也就是那些王侯將相之類的大人物、大事件。讀的歷史教材似乎也只是記載那些“大事件”的編年史，或者反映某個時代或王朝更叠的革命史、政治史。因此對於中國古代的整個社會生活史，除了在壹般文學類或隨筆類的作品中獲得些許之外，似乎很難找到相應的比較適合自己（或壹般大眾）的系統的專著，更不用說有關“史學史”之類的專著。而呂思勉先生的這句論斷也讓我領悟到了“正史”的真正用意——借用呂思勉先生的術語：這是治史的“偏愛”——偏愛於對政治活動的敘述，缺少對普通人的生活的記述，這就造成了史書中“社會”這壹要素的“殘缺”，而這種“殘缺”的直接後果就是無法讓我們對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活有壹個更加客觀而廣闊的認識：
政治活動，全靠社會做根底。社會是在政治的背後，做了無數更廣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會，是斷不能明白政治。所以現在讀史的人，都不但要著重於政治，而要著重於文化。
但究竟什麽是“文化”？“文化”的作用在哪裏？“文化”到底是壹元的還是多元的？這些問題也許還在困擾著我們。而呂思勉先生則鮮明地指出：
須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異於他動物的。……文化，是因人有特異的稟賦，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環境的***業。……人類學上，證明自冰期以後，人的體質無大變化……可見，人類的進化，全是文化進化。……從理論上說，人的行為，也有學多來自機體，和動物無以異的，然亦無不背上文化的色彩。……理論上，雖不能將人類壹切行為，都稱為文化行為，在事實上，則人類壹切行為，幾無不與文化有關系。可見文化範圍的廣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會了。
由此可見，文化的梳理也是治史的關鍵。要了解中國歷史與社會，必了解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而呂思勉先生自己也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中國社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問世，足見他對“社會”與“文化”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視。同時，他也認為：（1）研究壹種文化的同時，必須兼顧其他不同的文化類型；（2）文化因環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文化有傳播的性質；（3）不同的文化則有***同的原理，只是文化類型不同，因為“人類的'本性，原是相同的。”
在“緒論”中，呂思勉先生就開篇提出了兩個問題：
歷史，究竟是這樣壹種學問？研究了他，究竟又有什麽用途呢？
先生針對前人的各種“前車之鑒”式的簡介，指出歷史雖然是記事之書，我們之所以探求，原因就在於“為理而非事”：“天下事既沒有兩件真相同的，執應付此事的方法，以應付彼事，自然要失敗”。所以，我們研究歷史，“不能不顧事實，又不該死記事實”：
任何壹事壹物，要詢問他的起源，我們現在，不知所求的很多。其所能對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見我們安能本於既往以說明現在呢？
在呂思勉先生看來，歷史研究的重任在於植根於現實世界，反思以往的世界，從而用以指導現行的和構建未來的事與物。所以，呂先生指出了舊時的社會為何“借鑒於歷史以應付事實失敗者之多”的原因：那是因為以往的史學研究“偏重於政治”。並且，他還說：
人類以往的社會，似乎是壹動壹靜的。我們試看，任何壹個社會，在以往，大都有個突飛猛晉的時期。隔著壹個時期，就停滯不進了。在閱若幹時，又可以突飛猛晉起來。已而復歸於停滯。如此更互不已。這是什麽理由？解釋的人，說節奏是人生的節律。個人如此，社會亦然。
呂先生用“壹動壹靜”的交替來解釋社會的發展中的繁榮與停滯現象。而這“壹動壹靜”之間，則是社會的變化最劇烈的時期。因而，我們看“歷史”，也應隨著“壹動壹靜”，變換角度，“動”與“靜”的眼光交替。因為：
人，因其感覺遲鈍，或雖有感覺，而行為濡滯之故，非到外界變動，積微成著，使其感覺困難時，不肯加以理會，設法應付。正如我們住的房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掃除，以致塵埃堆積，掃除時不得不費其力壹樣。這是世界壹治壹亂的真原因。
世界的“亂”的真正原因就在於我們沒有認識到“壹動壹靜”的變換交替，以至於我們根本沒有及時采取合理的應對措施。對於“治史”之“業”而言，“壹動壹靜”則是其必須關註的核心。呂思勉先生說：
壹部二十五史，拆開來看，所謂記傳，大部分記載離亂興亡的事，誌則以記載典章經制為主。理亂興亡壹類的事實，是隨時發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經制，則為人預設之以待將來的，()其性質轉為永久。所以前者可稱為動的史實，後者可稱為靜的史實。史實不外乎這兩類，但限其範圍於政治以內，則未免太狹了。
呂先生認為，“史實”是“治史”關註的核心，但“治史”不應局限於“政治”，而應以“文化”所植根的“社會”為基點，這是“治史”之根本責任。柳詒徵（1880-1956）先生曾在其兩卷本的《中國文化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開篇，告誡後人說：
雖然，世運日新，吾國亦邁進未已，後此之視吾往史，殆不過世界史中之壹部域，壹階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然立人之道，參天地，盡物性，必有其宗主，而後博厚高明可推暨於無疆。故吾往史之宗主，雖在此廣宇長宙中，若僅僅占有東亞之壹方，數千祀之短晷，要其磊磊軒天地者，固積若幹聖哲賢智創垂賡續以迄今茲，吾人繼往開來，所宜擇精語詳，以詔來學，以貢世界，此治中國文化史者之責任。
柳詒徵先生以“擇精語詳，以詔來學，以貢世界”為“中國文化史者之責任”。以“治史”為業之人，更兼具把“壹動壹靜”的史實“擇精語詳”、“以詔來學”之責任。而呂思勉先生更是用“壹動壹靜”的眼光來規制中國歷史的教學：
在壹種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為，斷不能處於這個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講文化史，非把昔時的史料，大加擴充不可。
史料的擴充是史學教學與研究的必須，但研究與教學的體例則需“動”與“靜”交替結合。因而，整個《中國通史》除“緒論”外，還有五十四章之恢宏氣勢，但其“體例”則非常鮮明，這是很多史書或教材所無法媲美的：（1）關於中國的文化現象：第壹章至第十八章，依次從“婚姻”、“族制”、“政體”、“階級”、“財產”壹直寫到“學術”、“宗教”；（2）關於各個時代的史實綜合：第十九章至第五十四章，依次從“中國民族的由來”、“中國史的年代”、“古代的開化”、“夏殷西周的事跡”壹直寫到“清朝的衰亂”、“清朝的覆亡”，最後以“革命途中的中國”結束。黃仁宇（1918-2000）先生曾說，“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1997年）。然呂思勉先生的這樣“壹動壹靜”的“通史”，定能完成柳詒徵先生所闡釋的“擇精語詳，以詔來學，以貢世界”的史家之責任。
而作為讀者的我，便在這些“動靜”中，享受閱讀的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