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管子：戰國秦漢管仲故事之四大不可信

孔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壹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如果說齊桓公是春秋第壹霸，那麽管仲就是春秋第壹相。可見，管仲確實是春秋史上壹個關鍵人物，也正因如此，管仲成了壹個胡適所謂的「 ”箭垛式人物”。戰國秦漢學者抒發政治主張時，往往將壹些符合自己觀點的傳說，套在知名歷史人物身上。結果就是這些歷史人物像箭垛壹樣，被附會的事跡越來越多。 管仲 這樣的歷史人物很多，比如上古帝王有伏羲、黃帝、大禹，商周賢臣有伊尹、周公、呂尚。而管仲作為春秋第壹位名臣，也是大家樂於傳頌的對象。戰國時的齊國有著當時天下的文化中心——稷下學宮，稷下學宮的學者甚至專門編寫了壹部《管子》，這部書直到西漢都壹直有附益，可以說是壹部集體創作的托古改制作品。其中不少故事相當精彩，以致被後人耳熟能詳；也涉及壹些政治、法律、軍事史料，被學者廣泛運用研究春秋齊國史。 除了《管子》以外，記錄管仲的史書還有很多。其中比較系統的有《國語·齊語》《史記·管晏列傳》及新出的清華簡《管仲》，此外，《左傳》《論語》《戰國策》《韓非子》《說苑》《漢書》等也都零碎記錄了管仲的若幹言行。其中公認《左傳》是記錄春秋史最可靠翔實的著作，而其他史書在敘述春秋史時，多少存在壹些托古改制的成分。所以，我們要考察管仲的歷史，應該對戰國秦漢史料認真辨析，尤其要註意那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 壹、管仲出身並非貧寒——《史記》不可信 《史記·管晏列傳》中借管仲之口講述他早年的經歷：「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是潁上人，曾與鮑叔牙合夥做生意，分錢時每次給自己多分配，也曾多次被主君驅逐，還曾多次作戰都逃跑，可以說經歷非常坎坷了。 《戰國策》說「 ”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管仲是住在城外的商人，在南陽壹帶窮困潦倒。《管子·小匡》管仲自稱「 ”夷吾嘗為圉人矣”，還做過弼馬溫。《說苑·復恩》中管仲說「 ”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即他做生意還多次被羞辱。《說苑·尊賢》說「 ”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原來他還偷過狗。《說苑·善說》說「 ”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原來管子還遊說過齊襄公。 以上關於管仲出身的諸多史料，總結起來無非就是說他出身貧寒，且事事不順。這些記載，其實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壹個人，他就是管仲齊國的前輩——姜太公呂尚。 同樣是《戰國策·秦策》，說呂尚是「 ”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同樣是《說苑·尊賢》說「 ”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呂尚被悍婦逐出家門，在朝歌賣肉虧本，被子良氏所廢黜，連在棘津賣身都沒人要，這與管仲的出身是多麽相似！但我們也要註意，《秦策》中說出這些話的策士姚賈，本是壹個「 ”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為了遊說秦王政任用自己才說出這些典故。 其實姚賈不是在敘述歷史，而是在說明道理，特別是戰國這個貴族政治解體的時代，下層遊士為了能被君王看重，有意將壹些歷史名人塑造成出身低微，所以尚賢思想在諸子中非常流行。但是他們講述的這些史料，至少不會被所有人接受。比如孟子就說呂尚是「 ”天下之大老”，也說管仲「 ”舉於士”，那麽呂尚原本就是極有聲望的長者，而管仲也是從底層貴族中選 *** 的，並非貧困潦倒、黴氣沖天的小販。 除了與其他記載存在壹定矛盾，這類史料最大的不可信，就是以今度古，認為春秋與戰國的社會形態是壹致的，而春秋戰國之際恰恰是大變革時期。簡單來說，春秋以前的社會主體是氏族，因為鐵犁的普及與牛耕的推廣，戰國以後的個體家庭成為社會主體。只要把握了這壹條線索，就能註意到不少戰國以前的人物，對於其貧賤出身的敘述都缺乏可信度。當時個人與氏族是壹個整體，即使處於氏族中的底層家族，依然擁有***同的田產份地。 管仲當出身於齊國大族管氏。齊桓公的兄長齊襄公為大夫連稱、管至父所殺，證明齊國在管仲之前即存在管氏。《史記索隱》引《世本》說「 ”莊仲山產敬仲夷吾”，管仲的父親謚（莊）、字（仲）、名（山）齊全，明顯也是管氏貴族。春秋時期選官是「 ”世官世祿制”，即管氏族長壹方面統領自己壹族，另壹方面又臣屬於齊君，形成壹種「 ”復合君主制”模式。那麽管仲本身是齊國管氏的族眾，因為學識與能力得以擔任公子糾的師傅。 二、「 ”衡山之謀”源於漢代輕重學說——《管子》不可信 《管子》有壹篇《輕重》，講的是管仲在輔佐齊桓公後，用經濟手段打敗其他諸侯，幫助齊國稱霸。不少文章根據《輕重篇》的內容，歌頌管仲政治手段如何高明。那麽《管子·輕重篇》究竟講的是什麽故事呢？ 《輕重》壹開始，管仲就對齊桓公介紹「 ”輕重之道”。所謂的輕重之道，即削弱大諸侯，扶植小諸侯，來復興天子的王道。然後齊桓公就問管子，如何對付魯國和梁國呢？管子的建議是，魯、梁兩國百姓以織綈為業，桓公就可以和百官帶頭穿綈衣，這樣壹來百姓也會模仿。而且還下令齊國不準織造，必須從魯、梁二國進口。這樣壹來，魯、梁二國壹見有利可圖，所以就都回去織造，而農業就給荒廢了。桓公采取管仲的策略，等到十三個月後，突然與兩國斷絕貿易；再過十個月，兩國百姓不斷陷入饑餓，而糧食卻不能很快種植出來。 這樣壹來，魯、梁兩國每石糧食價格上千，而齊國才十錢。於是魯、梁百姓逐漸投奔齊國，兩年後有流失了十分之六人口。再過了三年，兩國國君也只能歸順齊國了。打敗了魯、梁兩國後，管仲故技重施，用銅幣換取萊國、莒國的柴薪，然後又以此征服萊、莒兩國。之後又用黃金購買楚國的鹿，楚王都歸附了齊桓公。更絕的是，之後管仲又高價預定代國的白狐皮，代國人紛紛去山林捉狐貍，結果被離枝攻打，代王只能歸附齊國，這次連壹個子兒都沒花。 最後就是對付衡山國。這次管仲派人高價收購衡山國的兵器並轉手，借此將價格炒高。十個月後，燕、代兩國發現商機，也跟著去買；三個月後，秦國也跟著去買。衡山國君壹看天下瘋搶，直接下令價格提高至二十倍！結果就是百姓紛紛去鑄造兵器。這時齊桓公則派人向趙國高價收購糧食，於是各國又紛紛運糧來齊國售。等到衡山國兵器賣光，齊國又斷絕與他來往。這時魯國入侵衡山南部、齊國入侵北部，衡山君無力反抗，只能投降。 以上就是《管子·輕重篇》的大致內容。其中的疏漏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涉及的各諸侯國。其中魯（今山東曲阜）、萊（今山東萊蕪）、莒（今山東莒縣）與齊國（今山東臨淄）鄰近，看上去還算合理；秦（今陜西鳳翔）、楚（今湖北宜城）、燕（今北京房山）雖然較遠，至少還是明確存在的國家。但代、趙明顯是春秋戰國之際才有的國家。最不可信的則是衡山國（今安徽六安），其最早為秦末時項羽以秦衡山郡分封吳芮，西漢文帝、景帝也都相繼設立過。 《輕重篇》的不可信，古人早就註意過。明人王應麟《漢書·藝文誌考證》引三國傅玄《傅子》曰：「 ”《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宋人劉恕《資治通鑒外紀》亦引《傅子》曰：「 ”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其‘輕重’篇尤復鄙俗。”近代學者王國維最早指出《輕重篇》作於漢代文景時期。馬非百作《管子輕重篇新詮》，對《輕重篇》文本研究最透徹，指出許多問題是西漢至新莽時代特有的。 另外，在《輕重篇》描繪的圖景裏，國家權力能夠直接延伸到個人，這也與春秋前期氏族社會不相符合。這樣大規模的貿易戰，如果真實存在，在《左傳》中完全沒有記載，同樣也是說不過去的。那麽真實情況就是，《輕重篇》是西漢文景之後的托古之作，而創作者明顯只是為了闡述其經濟思想，對於歷史史實不太關心甚至不太了解，所以才會編造出春秋齊國與戰國趙國、西漢衡山國之間的貿易戰。 三、齊桓公伐戎所救為南燕——《韓非子》不可信 齊桓公伐戎救燕，也是很經典的壹個故事，留下了壹個著名成語——老馬識途。根據《韓非子·說林上》：「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壹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齊桓公討伐孤竹返回時迷路，多虧管仲借助老馬才得以返回，之後找不到水源，又多虧隰朋利用螞蟻才尋到。關於這場膾炙人口的戰爭，諸多史料也都有涉及。《史記·燕召公世家》說「 ”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國語·齊語》說齊桓公「 ”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齊桓公為救燕北伐山戎，壹直打到了令支、孤竹。 這件事在《春秋左傳》也有記載。《春秋經·莊公三十年》：「 ”齊人伐山戎。”《左傳·莊公三十年》：「 ”冬，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左傳·莊公三十壹年》：「 ”三十壹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左傳·僖公九年》管仲曰：「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總體來看，魯莊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冬，齊桓公與魯莊公相會商量救燕，但後來只有齊人獨自前往，並於次年夏天告捷。 齊桓公伐山戎壹事，真實性毫無疑問。但我們也應註意壹個問題，即在《左傳》中齊桓公伐山戎是冬至夏歸，而在《韓非子》中伐孤竹卻變成了春往冬返。伐山戎、令支、孤竹都是壹件事，在文獻中多有體現，這表明《韓非子》與《左傳》存在矛盾，那麽「 ”老馬識途”的典故也存在疑問，進而《韓非子》整個記載都可疑。而且我們註意到，《左傳》對於齊桓公伐山戎的故事，記錄得非常簡略平常，甚至沒有提到令支與孤竹兩個地名。 孤竹，傳世文獻與考古發現能印證，在今河北、遼寧、內蒙古三省交界壹帶，這個沒有爭議。令支，傳世文獻記載都在孤竹附近。山戎，《史記·匈奴列傳》說在燕國以北。那麽，山戎、孤竹、令支侵犯位於今天北京西南的燕國，自然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盡管《韓非子》的記載不乏添油加醋，但從古至今，學者對於《燕召公世家》的記錄還是很少有人質疑，壹般認為齊桓公救的燕國就是《燕召公世家》的傳主、戰國七雄的燕國。 但呂思勉先生在《中國通史》卻講到：「 ”這個燕該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丘縣。《史記》說它就是戰國時的北燕，在今河北薊縣，怕是弄錯了的，因為春秋時單稱為燕的，都是南燕。”筆者初接觸此說時，覺得呂老腦洞大開，遂只是壹笑而過。但後來對《左傳》文本熟悉後，才覺得呂老此論實乃卓識。盡管目前所見只有呂老壹人持此觀念，但很可能才反映了真實的歷史情況。 南燕國在後世名氣比北燕國小很多，但在春秋前期確實非常活躍。南燕位於今河南延津東北，是黃帝之後的姞姓國。因地處戰事頻繁的中原，所以在《左傳》中頻頻露臉。根據《左傳》，公元前718年，衛宣公令燕國進攻鄭國，結果被鄭莊公在鄭國反敗。公元前699年，鄭厲公聯合紀、魯與齊、宋、衛、燕混戰。公元前694年，周王子克陰謀篡位失敗，奔燕。公元前675年，衛國、燕國驅逐了周惠王；次年，鄭厲公在調解無果下囚禁了燕仲父。 以上的燕國明顯都是南燕，而不是北燕。《史記》將驅逐天子壹事列入《燕召公世家》並無根據。然後就是公元前664年的齊桓公救燕，如果我們拋棄對北燕先入為主的觀念，從《左傳》看這個燕就是南燕，而不是北燕。盡管有人對「 ”北伐山戎”表示疑問，但實際上從《左傳》也看不出山戎活躍在燕山地區，童書業先生《春秋史》即指出山戎「 ”其居地在春秋時似近太行山脈”。太行山距中原比燕山近，太行山之戎稱「 ”山戎”似並無不妥，從南燕往北到太行山也可稱「 ”北伐山戎”。 之後「 ”燕”在《左傳》消失了百余年，直到公元前553年才提到齊叔孫還的黨羽奔「 ”燕”。這個「 ”燕”不像是南燕，更像是北燕。再往後則壹般明確指出「 ”北燕”，且涉及史實基本都與齊國有關：如公元前539年的齊國盧蒲嫳被放逐北燕，北燕簡公奔齊國；公元前536年的齊景公進攻北燕；公元前530年的齊國把北燕簡公安置在唐；公元前479年的齊國高無丕出奔北燕。唯獨公元前500年衛國成何奔「 ”燕”，這個「 ”燕”也像北燕，大概南燕早被滅了。 總體來看，《左傳》中公元前664年之前的「 ”燕”都是南燕，而公元前553年之後的「 ”燕”「 ”北燕”則是北燕。到戰國時期南燕、山戎早已被滅亡，所以齊桓公救南燕的傳說才被移植到北燕之上，山戎也被稱呼更遠的燕山之戎。春秋前期在黃河下遊以北還活動著「 ”北戎”「 ”長狄”，但在戰國時期中原都是華夏版圖了。 《燕召公世家》另外壹個疏漏，是說燕莊公為了酬謝齊桓公，無意卻將齊桓公送出了國境。齊桓公為了幫燕莊公守禮，將燕莊公進入的齊國領土割讓給燕國。實際上，在春秋前期也並無這樣的國界觀念，國與國之間擁有廣袤的國外地區（野）。等到齊燕的疆域連成壹片，那已經是戰國時期的事了。《燕召公世家》史料可信度不高最明顯壹個表現，是連本國戰國世系都有嚴重錯誤，比如稱燕昭王為燕王噲太子平，但從《趙世家》與出土「 ”郾王職戈”可以判斷，太子平已死於子之之亂，燕昭王當是趙武靈王所立的燕王噲王子職，寫本國史事還不如《趙世家》可信。 山東淄博管仲紀念館 四、「 ”四民分處”不符合春秋社會形態——《國語》不可信 記錄春秋史的史料，最客觀的當然就是春秋金文，但資料太少太零碎。所以還是要依賴傳世文獻，其中最客觀翔實的就是編年體的《左傳》。其次就是國別體的《國語》，記載的是從西周到春秋的史實，其中不少內容可信度也較高，甚至在古代被稱為《春秋外傳》。但在《國語》中《齊語》僅有壹卷，記錄的是齊桓公霸業，與《管子·小匡篇》大同小異，而《史記》卻少引用其要文，顧頡剛先生認為「 ”當系後人見《小匡篇》之齊人記載足補《國語》之不足”。 《管子·小匡》與《國語·齊語》孰先孰後，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管子》作為戰國秦漢作品，對於春秋歷史多有不實，前文都有提到。如果《齊語》是抄自《管子》，則可靠性當然是更低的。顧頡剛先生已指出這個問題，但在其與童書業先生合著的《春秋史講義》中，卻又采信《國語》等記載，論述管仲治齊的政策；之後童書業將此書修訂為《春秋史》，加了壹句「 ”雖然《國語》等書的記載未可盡信，但必保存些當時的真相的影子”。可見童書業先生對此也是有疑問的，但畢竟《左傳》的管仲治國史料太少，所以不得不將《齊語》的內容敘述下來。 但這些內容，到底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據《齊語》，當時管仲實行軍政合壹的政策。以郊外三十家為壹邑，十邑為壹卒，十卒為壹鄉，三鄉為壹縣，十縣為壹屬，全國***五屬，分由五個大夫統領；國中五家為壹軌，十軌為壹裏，四裏為壹連，十連為壹鄉，五鄉為壹軍，全國分為三軍，分別由桓公和上卿國氏、高氏統領。 這樣整齊的行政區劃，很明顯是不存在的。《春秋史》同時提到，《齊侯鐘銘》記載春秋中期齊靈公把厘邑三百縣賜給叔夷，壹個邑中尚有三百個縣，可見齊縣是非常小的社會組織。《論語》也提到管仲奪伯氏邑三百，這個「 ”三百”應當也是縣。那麽《齊語》說法不攻自破。如前所述，當時尚未出現脫離氏族的個體家庭，所以這種政治理論只能出現在戰國以後，而且這樣切蛋糕壹樣的行政區劃，歷朝歷代都不可能真正施行。 類似這樣的劃分方式，在《管子》的《立政》《乘馬》《度地》《小匡》以及銀雀山漢簡《庫法》《田法》等篇都有記載，內容大同小異。臧知非先生就認為，「 ”以上均為齊稷下諸公所為，成篇有先後之別，大抵上都是戰國之物。”「 ”上舉對地方行政述說的不同，正說明了當時還沒有穩定的、統壹的地方行政系統，至少說明在春秋時期還是如此，故而才有歧說紛呈而又都托名管仲的事情發生。”可謂揭示了《齊語》的由來，可信度與《管子》並無高下。 據《齊語》，管仲能夠這樣劃分，基礎又來自於「 ”四民分處”，即把士農工商分開居住、各司其職。國都劃分為二十壹鄉，其中十五士鄉、六工商鄉，而農民則居住在郊外。這當然也是不合理的。在氏族社會中，士與農作為壹個社會***同體的底層成員，如何能夠完全分開居住？《詩經》的《國風》部分多歌詠戰爭和農事，而《國風》主要是春秋時期的作品，可見當時武士並沒有脫離生產，兵、農合壹就是春秋軍制的壹大鮮明特征。 「 ”商人”的稱呼現在多認為來自於商人多次遷徙、善於經商，但這樣的說法並無多少依據。「 ”商”在甲骨文中只有地名的意思，沒有商業的意思。比較可靠的來源是，不少商人在周朝受到壓迫，在周王朝中從事工商壹類的賤業，所以才被稱為「 ”商人”。當時並不存在私營經濟，他們都是為周人官府服役，而事先要滿足自己的生存，那麽他們也不可能完全脫離農業活動。所以在當時不可能有士、農、工、商這種四民分處的居住形態。 總之，戰國秦漢對於管仲的記載，多來自當時社會思想的反映，用於春秋史則容易鑄成大錯，讀史者不可不察。 參考文獻 顧頡剛講授、劉起釪筆記：《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 呂思勉：《中國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童書業：《春秋史》，上海：中華書局，2006年。 戰化軍：《齊國人物誌》，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 趙世超：《周代國野制度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東：《〈管子·輕重篇〉成書年代考辨》，《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臧知非：《齊國行政制度考源─—兼談〈國語·齊語〉的相關問題》，《文史哲》，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