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山
2020-10-10 08:53:16 看過
年紀漸長，漸漸覺得無書可讀，於是想回頭通讀壹遍《十三經註疏》。按照老習慣，搜尋版本比較，又多事，追溯源流，搜羅資料，遂成此長文。下文分為四部分：壹、從五經到十三經，簡述十三經之形成過程；二、現代之前的《十三經註疏》的形成、匯刻、版本流變與評議。三、四列出現代各種影印本與整理本，並試圖平議其優劣。朋友們可按小節標題看各自有興趣的內容即可。此文盡量註明引用資料之作者，無註明者亦用引號表示。也許有未註明之處，敬請諒解。本文並非學術創作，只是自己因為找書而作的資料匯編。因為只花了兩天編成，肯定有疏漏與草率的地方，也請行家指正補充為感。
壹、從五經到十三經
國學壹熱，大師們就冒出來。仔細聽壹下，有的能背誦不少詩詞，有的熟悉很多名人軼事，有的在文史哲的某壹領域有成就有地位。可國學大師，總得有深厚的國學功底才行，給妳壹本古本，壹篇古文張口結舌斷不了句，讀不通，怎麽也不好意思再自詡是國學大師了吧？再問問，十三經註疏讀過沒？恐怕絕大多數如果老實的話，都得搖頭。《論語》第壹句記得：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再問問，這句話古人有幾種講法？就又支支吾吾了。大師要就這水平，那我們還是自己找本《論語正義》自己看看好了。
在壹提到“經”，大家不免肅然起敬，仿佛很有點神聖。其實“經”也好，“卷”也好，最開始只是指壹種整理資料的方式。人類發明文字後，並沒有很快發明筆墨，於是把他們認為重要又容易忘記的信息以文字的形式刻畫在泥版、獸骨、龜甲、金屬器物上。發明筆墨後，於是人們把資料、文件用筆墨寫在木牘、竹簡和絲帛上。這樣方便多了，可竹木片壹多就會亂，於是聰明的人又想著把竹木片按順序拿繩子串好。這些繩子就稱為“經”，“經”也就用來指代這樣串起來的文件、資料了。寫在絲帛上的就用木軸卷起來，這樣的文件於是稱為“卷”。這時的經卷並沒有後世所有的神聖色彩。但是，這樣費力寫好並善加保存的文件必然不是如今刷屏的垃圾信息，是事關重大的。
上古三代以來有的資料流失了，有的被有意或者幸運地保留下來並整理匯編起來。它們整理成六種：《詩》、《書》、《禮》、《樂》、《易》、《春秋》，被後人統稱為六經。
這個說法其實很含糊，裏面有許多可以爭議的地方。但我們讀《左傳》就能很清楚知道：至少在春秋時期，六經中的《詩》、《書》、《易》就為公卿士大夫所熟悉，並在各種交際場合被嫻熟而頻繁地運用了。至於當時的《禮》，肯定不完全是後來在戰國整編出來的《儀禮》；《春秋》是魯國史官的國史綱要，不可能出現太早；而《樂》據說到了秦代就遺失了，現代人沒法想象它曾經的樣子。
所以，六經中我們實際只能談五經。五經裏，《詩》是各國朝野的詩歌匯編；《書》是三代以來的軍政文件匯編；《易》是當時流行的占蔔冊子；《禮》是人們確定並維持社會等級秩序的各類行為規範；《春秋》是魯國史官記錄的東周和諸侯國的軍事、內政、外交的大事記。合在壹塊，它們囊括了貴族階層關心的社會生活、歷史、觀念的各個方面。大家受教育，講道理，辦事情，就要從這裏面去學習、領會並加以發揮、運用。比如說：學《詩》可以學會如何表達微妙的情感，了解民間疾苦，如何使得自己言辭典雅優美；學《書》借鑒古代君王治國理政的方法；學《易》可以了解天地人的流變，以及在不同環境下如何自處；學《禮》可以使得自己行為適度，既恰當地尊重別人，也能贏得別人的欣賞。
今文學家堅持說孔子是富有政治理想的“素王”，他苦心孤詣制作六經，裏面深藏著“托古改制”的微言大義。古文學家卻說：六經是古代典籍，孔子述而不作，他是古代文化的整理者與保存者。我的看法是，設身處地地想象孔子，他壯年做官做不下，遊歷諸國也沒得到重視，回到魯國開辦民間教育。教學需要教材，於是把流行在當時的六經加以整理用於教學，這是很可能的。至於整理到什麽程度，和現在的版本有多大區別，這都難說，需要考古的發現壹步步證明才行。很可能他教的學生多，影響大，他自己的解釋與對六經的整理對六經文本的確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壹方面，六經當時肯定為所有學派***有，不僅僅是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陰陽家、墨家等等也無不學習六經，這壹點讀了諸子百家著作的都不難清楚。有人說，《樂》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而失傳；也有人說，其實這部經書從頭到尾沒有以文字的形式存在過。不管如何，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獲得對經典的全部解釋權，武帝也只能設立五經博士，這時《樂》肯定已經徹底消失了。
兩漢人對於五經的學習，各有各的家法，派別多，分別大，互相看不起，有點像武俠小說的各個大小門派。經，就是各自師傅、掌門人的武功秘笈，不輕易示人。師傅教徒弟，也是口耳相傳，考驗弟子們的記憶力與領悟力。這種長期的緊張的秘密的教育，無形之中就把五經神聖化了。又因為是各教各的，自然壹種經書會有若幹文本，每種文本又會有各自的解釋了。這樣，各派經學家之間就出現了激烈的競爭關系。學術競爭的內核是彼此對世界、對社會、對歷史、對人生的理解的不同，現實層面更有對權位的競爭，對生源的爭奪，對意識形態影響力的爭奪，對政治地位與經濟利益的爭奪；講得最大，是對道與道統的爭奪。落實在最具體的事情上，在兩漢，是哪壹家學說能成為官學，被征為博士。這個成為今文與古文學派興衰的標誌。
時代 經 博士配置 《詩》 《尚書》 《禮》 《易》 《春秋》
漢武帝 五經 七博士 齊、魯、韓 歐陽氏 後氏 楊氏 公羊氏
漢宣帝 五經 十二博士 齊 、魯、韓 歐陽；大、小夏 後氏 梁丘、孟、施 公羊、谷梁
（為今文學派之天下。）
元帝時京房添入《易》博士，不久即廢。（古文學派開始冒頭。）
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為博士，其後又增立《樂經》、為六經博士，經各五人，***三十人。
新莽時，《周官經》六篇，劉歆置博士。東漢建立即廢。（古文學派興起。）
東漢光武帝取消古文經博士，復立今文五經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詩》三，魯、齊、韓；《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後立《春秋》左氏、谷梁為博士，不久廢除。
（古文學派遭遇挫折，今文學派鼎盛。）
潛伏民間的古文學派在西漢發現並宣揚《古文尚書》、《禮經》、《周官》，至於《毛詩》、《左氏春秋》西漢初年就壹直在民間流行。西漢末年以來，學者輩出，如劉向父子、鄭興父子、桓坦、杜林、衛宏、賈逵、服虔、馬融、許慎、荀爽等。特別是馬融的弟子鄭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遍註群經，成為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這樣的話，從東漢壹直到唐，古文學派壹直占據了經學的統治地位。直到宋代理學的興起。
壹方面是對經的解釋越來越復雜，官方解釋權在各家學派之間反復易手，壹方面又是經的隊伍的壹步步擴充與不斷調整。
西漢壹直是五經，到東漢刻立熹平石經，漢靈帝在公元174年立《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和《公羊傳》、《論語》石經於學宮，於是《論語》、與《孝經》壹起加入，列為“七經”；（此說法有爭議。）
唐代經的隊伍又有調整和擴大，剔除《論語》、《孝經》；增加《周禮》、《禮記》，增加《春秋左傳》與《春秋谷梁傳》，於是“九經”包括《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和《春秋》三傳。到晚唐，唐文宗開成年間於國子學刻石，所鐫內容除“九經”外，又益以《論語》、《爾雅》、《孝經》。又有“十二經”之說；
五代時蜀主孟昶刻“十壹經”，排除《孝經》、《爾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躋入諸經之列。
宋代《孟子》本不入經，到北宋中晚期才由王安石推動正式加入經書行列，北宋徽宗時成都的石經加入《孟子》，這樣第壹次出現了成套的“十三經”。
這個從五經到十三經的過程，是儒家學說不斷發展與調整，內部不斷擴大與爭鬥，最後融合的過程。其中《詩經》、《易經》、《尚書》最早最古，是中國文化根源，《儀禮》、《春秋》編定於戰國，它們壹直是五經，它們在兩漢地位無可動搖。《公羊傳》、《谷梁傳》、《左傳》是對《春秋》解釋與補充；《禮記》、《周禮》是對《儀禮》的增補與提升。它們加入十三經，是兩漢經學擴張的結果。《論語》、《孟子》是儒家地位穩固後，鞏固自家道統，以《四書》頂替《五經》，反映宋代理學勢力強大的結果。《孝經》進入十三經，主要是漢代以來統治者對孝道的提倡，《爾雅》是作為小學的最早典籍成為十三經之壹的。
傳統中經學家有這樣的說法：《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因此，這十三種文獻，當以“經”的地位最高，“傳”、“記”次之，《爾雅》又次之。但這不能壹概而論。對於十三經中的各經，各代重視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唐人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以《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以《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為小經；《孝經》、《論語》為兼經。漢魏到唐，學童是像學《孝經》、《論語》，再進壹步學習《詩經》等其他經典的。我想從難易程度來說，這樣做也很合理。但北宋的程頤兄弟及其理學後輩們，極力推崇《四書》，朱熹更是編著了《四書集註》。此書在元明清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於是原來被不屑的《四書》在科舉指揮棒的威力之下就幾乎完全取代了《五經》了。
二、現代之前的《十三經註疏》的形成、匯刻、版本流變與評議
1、“十三經”的古註、釋文、義疏的形成過程：
十三經成為官學之後，壹方面通過不斷刻立石經提供標準的官方文本，壹方面出於解釋、學習與使用的需要，也必須提供壹套標準的十三經的註解本。杜澤遜教授在《十三經註疏匯校緣起》壹文中把“十三經”古註、釋文、義疏的形成過程說得很清楚：
《十三經註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經典的經文、古註、音義、疏文。這十三部經典是：《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儒家的主要經典已包括在內了。這十三部經典在傳授過程中曾經產生過多家註釋解說，其中大部分失傳。保存下來的古註有：《周易》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尚書》漢孔安國註（據考是魏晉時人的偽作，卻有較高的水平），《毛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周禮》漢鄭玄註，《儀禮》漢鄭玄註，《禮記》漢鄭玄註，《春秋左傳》晉杜預註，《春秋公羊傳》漢何休註，《春秋谷梁傳》晉範寧集解，《論語》魏何晏集解，《孟子》漢趙岐註，《孝經》唐玄宗註，《爾雅》晉郭璞註。其主體部分是漢晉間人註。這些註有的不是漢人的舊註，但也吸收了漢人的舊說。相對於宋元人的註，這壹批舊註被稱為“古註”。經文古奧，後人理解困難，往往首先求助於這些古註，原因是前人認為這些古註“去古未遠”，有較大的可靠性。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學術研究的進步，對於經文和古註又逐步產生了更為詳盡的疏解，這些對經文和古註的疏解稱為“義疏”，在南北朝時期比較發達。到了唐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了“五經義疏”，由於是朝廷主持，所以稱“五經正義”。這五部書是《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另有唐代賈公彥撰《周禮疏》、《儀禮疏》、徐彥《春秋公羊傳疏》、楊士勛《春秋谷梁傳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定《論語疏》《爾雅疏》《孝經疏》，另有托名孫奭撰的《孟子疏》。總的看來，唐人的疏是總結南北朝至隋的疏而成的，而宋人邢昺的疏又是總結唐人的疏而成的，都有更早的來源和依據。《孟子》原來不在“經書”行列，至北宋末才由王安石推動正式加入經書行列，北宋徽宗時成都的石經加入《孟子》，第壹次出現了成套的“十三經”。唐宋人的疏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經文、古註不全列，只在每條疏文開頭冠以起訖語“某某至某某”，如《關雎》首節疏，先說“關關至好逑”，然後再作疏，《關雎》的正文省略。歷史上稱這種只有疏文的文本為“單疏本”。
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壹種解經的方式叫“音義”，主要是為疑難字註音、釋義。註音用反切，或直音。這種“音義”大概是受佛經的音義影響發展起來的，對於誦讀經典有很大幫助。現存的佛經當中有大量音義，還有人專門匯集為《壹切經音義》，如唐代釋玄應、釋慧琳都有《壹切經音義》。儒家經典的音義到隋朝由陸德明撰定為《經典釋文》壹書，可以說集音義之大成，不僅包括當時確定的儒家經典的音義，還包括《老子》《莊子》兩部道家經典的音義。《經典釋文》不僅保存了大量漢魏六朝至隋代的註音、釋義，還保存了經文、古註在不同文本的異文，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爾雅》《孟子》有宋人的“音義”，也值得重視，尤其是孫奭《孟子音義》彌補了音義系統的缺項，到清代受到重視。後人又把“音義”叫作“釋文”，是因為大部分經典的音義見於《經典釋文》。
總的看來，“十三經”的經文、古註、釋文、疏這四大組成部分到北宋都已形成。
........
“單疏本”由於經文、古註不全，閱讀不方便，到南宋初年出現了補齊經文、古註的經、註、疏合刻本，就是後來稱為“註疏”的文本。刊刻者主要是南宋初年紹興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傳世的《禮記正義》有當時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的福州人黃唐的跋語，十分重要：“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註，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註疏萃見壹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匯，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壹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誌雲。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黃唐說得很清楚，合刻是為了閱讀方便。這個系統的本子經文是半頁八行，字比較大，稱“八行本”。現存的宋刻八行本有《周易》《尚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孟子》。其中《春秋左傳正義》是紹興府地方刊刻的，不過是同壹格式，顯然是配套的。《毛詩》八行刻本未見流傳，但楊守敬從日本訪得室町時代鈔本殘卷五冊，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有了經註疏合刻本以後，北宋時曾經刊刻過的單疏本，南宋仍有重刻本傳世。“單疏本”有刻本或鈔本傳世的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爾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