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評價孟子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諸學並起，在各學派的爭芳鬥艷之中，孟子作為儒學道統的繼承者，以安天下利百姓為己任，奔走於各國之間，並以其辯口利辭卓越於世。他的言辭氣勢雄偉、長於思辨，其中諸多巧辯文采斐然、鋒芒畢露，著實令人嘆服。蘇洵評其言語“語約而意盡，不為_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1]，以其言簡潔明快又不失雄健閎肆，著實精妙。對於《孟子》壹書，歷代學者已做過相當多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哲學、政治以及訓詁等方面，而對其論辯藝術、語言技巧方面的研究在相比之下則略顯薄弱。其中，近代以前對孟子的論辯藝術的評價大多散落於文人著作之中，如蘇洵、趙岐、韓愈等均曾對孟子的論辯藝術作評。其中，清代學者牛運震較早地在《孟子論文》對孟子的語言修辭、論辯技巧進行探究，但其文偏重於微觀，缺少宏觀評述[2]。近現代以來，對孟子的研究面逐漸拓展，而關於孟子論辯藝術的研究亦得到進壹步發展。錢基博在《中國文學史》[3]壹書中評價孟子之言內容廣博，充斥浩然正氣，長於雄辯卻非因好辯而辯。段淩辰在《之辯論術》[4]壹文中逐條逐句對孟子論辯中采用的技巧進行歸類，十分清晰條理。譚家健從孟子文章結構入手，分析其藝術特色，認為孟子論辯的首要特點為明白曉暢[5]。劉生良從邏輯學層面探析孟子的論辯，將其劃分為回避術、求同術、反詰術等諸多技巧[6]。孟子嫻熟的運用各類論辯手段，往往能夠使其論辯目的得以實現。而其論辯技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孟子在論辯中長於譬喻，趙岐曾道：“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7]孟子擅長以具體的實例來顯明抽象的義理，使目不能見、難以理解的抽象概念變得具體可感，從而使聽者如有目睹，擴大其言論“悟他”的效果。如《梁惠王章句上》中梁惠王詢問孟子為何自己用心民生，然“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8]，孟子知其好戰而不識仁，便以戰事作寓來回答，“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9]在這裏，孟子將鄰國之政喻作後逃百步，梁惠王之政喻作後逃五十步，二者雖有步數之差，卻無本質之別。正如梁惠王所行之政，雖能施小惠與民，然歸根結底與鄰國不恤其民無二致，均“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10]罷了。孟子以此寓作答，壹則使梁惠王深諳其政之失，無辭辯駁；二則是刺梁惠王不諳仁政於無形，全篇雖不見褒貶之辭，而褒貶之意卻寓於其中，這也正是孟子用寓之深意。孟子在論辯中多用譬喻，這使其在論辯中能夠施用混淆視聽、偷換概念的技巧，實現“有所蔽”而在論辯中處於有利地位。義理是抽象的、概括性的，而實例是具體的、個性的。因而義理往往能夠涵蓋更廣泛的範圍，所含攝的內容也較為簡明。而實例恰與其相反，實例涵蓋的範圍極其有限，但由於其個別性，實例卻時常包括有義理不必含有的特性，故實例的涵蓋範圍要大於義理。這樣以來，以譬喻來闡述義理便有了迷惑思慮、偷換概念的可乘之隙。如《告子章句上》中告子與孟子就性善惡進行論辯時，告子說：“生之謂性。”[11]提出個體生而具備的自然之質即是性，其意在借此證明人性無善無惡。孟子答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12]在這裏，孟子儼然已開始混淆視聽，先是混同了“生”與“性”，將個體存在等同於性；又進壹步把告子所說的具有普遍性的“生之謂性”混同於所指僅限於初始之白，帶有極強局限性的“白之謂白”，無疑已為告子設下陷阱，而告子渾然不覺。這樣壹來，便有了後文中孟子繼續反問告子白羽、白雪、白玉三者之白是否無異之文。由於三者之白已被羽、雪、玉規定，故三者雖同為白色，性則疏矣。孟子顯然已知三者有異，故意設此問，而告子仍未覺，因而孟子又進壹步混同了犬性、牛性及人性，使告子陷入不可是不可否的尷尬境地。在這場論辯中，孟子連舉多例，以具有特殊性的實例代指普遍性的義理，巧妙地偷換概念，使對手如墮五裏霧之中，實在不可不贊其機巧。從孟告人性之辯的例子可看出，孟子還擅_在言語之中設置陷阱，揣度對方內心，步步深入，而使對方於無知無覺中陷入自我否定、無言以對的尷尬境地。誘敵深入、請君入甕之計在孟子的論辯中比比皆是，如《梁惠王章句下》中，孟子刺齊宣王身在君位卻不謀君職，啟發宣王自我反省、有所作為，便連設三問，先問如何處置失信不擔責之友，再問如何處置失職之官。宣王對孟子發問之意圖毫無察覺，以“棄之”、“已之”分別作答，於是，當孟子發出第三問，即何以處置不治之君時，宣王已徹底落入陷阱。此時，宣王承前回答便是批駁自身，逆之便是違背道義，實在無法作答，只好“顧左右而言他”。由此可見，孟子在言語之中布下陷阱，步步緊逼，其巧著實令人無言以答、心悅誠服，而其鋒之利亦足以見。另壹方面，孟子直言不諱，敢於以言刺君上，要求君主施政作為、安民治世之舉，無愧於其以天下為己任、終生為民請命的“士”形象，而這也正是孟子論辯具有的壹大特色。孟子論辯的技巧，有“正”亦有“負”，倘若遇到孟子不願談及的問題，孟子便會采用“負”法，巧妙回避，借機轉移話題。如在《梁惠王章句上》中，齊宣王詢問孟子齊桓、晉文二人的事跡，孟子推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13]，以不知此事來回應宣王的發問。然孔子誠無道此耶？孟子誠不知此事耶？自然不是。據《論語》所載，孔子曾多次講到齊桓、晉文，如《憲問》篇中提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14]以及“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壹匡天下”[15]，顯然不是孟子口中的不曾提及。而孟子本人又極為尊崇孔子，贊其“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16]，自然應對其言其事知之甚詳，可見孟子詳熟此事，只是覺察齊宣王有效仿齊桓、晉文二人，實行霸道之意，而實行霸道便會與自身所主張的仁政背道而馳，故對齊宣王佯裝不知罷了。不僅如此，孟子接下來又道：“無以，則王乎？”[17]迅速將話題轉移至如何以仁德王天下，向齊宣王推行自己的主張。可以說，此舉巧妙地化解了孟子面臨的兩難之境，變守為攻，使孟子在論辯中重新處於優勢地位。來源：西部論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