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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諸葛亮
在這引用壹下譚良嘯先生的《諸葛亮用人四論》。據譚良嘯先生所述，諸葛亮所任用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類人才，***計約有63人。如果從地域頒看，荊州28人，益州29人，兗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劉璋、劉備、諸葛亮三位不同時期益州最高領導人為中心來劃分，上述63人中，屬於劉璋舊部的11人、屬於劉備舊部的24人，屬於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還包括曹魏降將2人。當然上述統計是否完全正確，還有待於考證。且雖說諸葛亮未必對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舉賢用能亦非易事。諸葛亮的用人主張與劉備之“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誌之士，無不競功”（見《先主傳》）用人方法不無相同麽？再與同時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獲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種。即曹操的親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經人材的推薦、納降、強征。也就是說，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謂的“願者上鉤”，其本人對於開發人才方面並無多大作為，亦或說是不全是曹操壹個人的功勞。這樣豈非將曹操的“唯才是舉”又壹筆抹殺了麽？
順便論壹下李嚴。正因為李嚴能出眾，非庸懦顢頇之輩，所以諸葛亮壹開始也是很器重李嚴的。這裏首先有必要分析壹下劉備為何當年要將李嚴留鎮永安。李嚴是壹個有著不錯軍事才幹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馬秦、高勝發動武裝起義，聚眾數萬，壹直打到資中縣。當時劉備正在漢中激戰，國中兵力相當緊張，李嚴不曾向中央要過壹兵壹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馬就平定了這場叛亂。“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後來又擊敗了圍新道縣的南夷軍，展示了其出眾的軍事才能。為此劉備加李嚴為輔漢將軍，並“與諸葛亮並受遺昭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讓李嚴留鎮永安，正是想將李嚴的軍事才能用到防守東吳這方面上去。諸葛亮也稱李嚴為“部分如流，趨舍罔滯”。但是彜陵之戰後，由於諸葛亮對戰略方針進行了修改，放棄了荊州，聯合孫吳。隨著蜀吳兩國的關系日益好轉，李嚴在永安的作用與意義也就日益減輕。因此諸葛亮將李嚴“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李嚴因此感到了不滿，覺得是看輕了他自己。因此諸葛亮屯兵漢中，“欲得平（李嚴）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反而要求劃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換句話說，就是制造另壹個中央，過壹把“土皇帝”的癮。建興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進攻漢川，諸葛亮命李嚴率二萬人赴漢中。而李嚴卻置國家的安危於不顧，要求像司馬懿壹樣“開府辟召”。諸葛亮並不是不知道李嚴的為人。在陳震出使東吳的時候，陳震就對諸葛亮說李嚴“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但諸葛亮出於大局著想，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見《陳震傳》）。所以他雖未答應李嚴的主張，仍表奏李嚴之子李豐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於群臣對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滿，認為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諸葛亮卻認為，正當北伐大計，責李嚴之短，倒不如褒獎他，讓李嚴能夠知恩圖報。然而諸葛亮做夢也沒有想到李嚴竟然會腐敗蛻變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寫信給諸葛亮，讓“亮受九錫，進爵為王”；再巧言伶塞，在後主與諸葛亮兩邊翻雲覆雨，企圖想逃過“運糧不繼”的大過。可謂是罪大惡極，罪不容誅。然而諸葛亮考慮到李嚴為蜀漢政權也做過的許多貢獻，只“廢平（李嚴）為民，徙梓潼郡”。不可謂不是“法外開恩”了！（參閱《李嚴傳》）且與諸葛亮壹同上書要求彈劾李嚴的還有劉琰、魏延、袁琳、吳壹、高翔、吳班、楊儀、鄧芝、劉巴、費文偉、許允、丁鹹、劉敏、姜維、上官雕、胡濟、閻晏、爨習、杜義、杜祺、盛勃、樊岐***計有22人之多！！（見《李嚴傳》裴註引亮公文上尚書）。所謂“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來，李嚴的罪行實已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了！?再對於諸葛亮重用荊楚人士的問題上做壹說明。
第壹，荊州與益州兩地的文化水平優劣差異。
先說荊州。首先，荊州具有優越的地理條件，其南北東西水陸交通極為便利。荊州大部分地區位於今湖北、湖南地區，位於我國地勢的第三階梯。地勢比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遊那樣湍急。“隆中對”裏這樣說道：“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其陸路由襄陽向北，經新野、南陽可出宛、洛；往南經江陵、長沙可至交州；向東則可乘長江順流而下，直到揚州；向西則可通過沔水（即漢水），從東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漢中。其次，這裏又有富饒的土地。《漢書。地理誌》上記載：“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火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蠃蛤，食物常足。故眾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水經註》上記載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為襄陽郡，荊州刺史治。邑居隱（殷）賑，冠蓋相望，壹都之會也。”再次，這裏還有比較安寧、平和的生活環境。這裏既未受中原大混戰的太大影響，當時的荊州牧劉表，又做出壹系列穩定荊州局勢的舉措，如收降張繡、消滅宗賊、撫和當地較有權勢的地主等。經過幾年時間，荊州無論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較於其他各州來得安定、富庶。《後漢書。劉表外》上記載道：“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萬裏肅清，大小鹹悅而服之。”受到當時北方各路諸侯的大混戰及以上這三方面影響，當時來荊州避禍之人數相當多。衛覬曾書於荀文若道：“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余萬家”（見《衛覬傳》）。除了大批避難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許多智謀人士。“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見《後漢書。劉表外》）；“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見《王粲傳》）。劉表又“起立學校，博求儒術”，因此荊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漢政權中壹些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較有名的還有司馬芝、崔州平、徐庶、石廣元、孟建、王粲、司馬徽、龐德公、邯鄲淳、和洽、杜襲、趙儼、趙戩、尹默、杜畿。也由此看來，荊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較高的。
再來看看益州。益州同樣也有著富饒的土地，與相對比較安定的環境。但卻有著壹個極不利於人才成長和文化發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對外聯系的問題。翻開地圖，我們可以看到益州基本處於我國地勢的第二階梯，治今四川、雲南、貴州等地。益州北面橫亙著秦嶺、大巴山；其東面是湘鄂山區；南面則有廣闊而高低起伏的雲貴高原。是個名副其實的四塞之地。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壹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裏，天府之土”，但也同時指出“益州險塞”。《通典。州郡典》中對於益州有這樣的描述：“益州土肥沃，無兇歲，山重復，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更是生動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險。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問題對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問題影響，益州的文化水平與之當時其他地區來說，應該是要差了不少。《漢書。地理誌》上就記載道：“巴、蜀、廣漢本南夷，秦並以為郡，……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益州與外界的聯系，無外乎通過兩條途徑。壹種即為漢中與關中的通道；另壹種則為順長江而下與荊州的聯系。本來隨著劉焉父子的相繼到來，南陽、三輔地區流入益州也有數萬家之眾。然而在劉璋繼位之後，由於和張魯結仇，漢中的通道就此關閉；而另壹條則受我國地勢西高東低的影響，從四川盆地，到江漢平原，兩地海撥相差要有壹千多米。海撥相差大，就意味著長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從下遊的荊州要向上遊的益州前進，對當時那還不很發達，全靠人力的航運業來說，無疑是壹個巨大的挑戰。史書上記載：“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當時人們把從荊州到益州，這種逆水向上視為畏途。這樣從客觀上，阻斷了不少人才由荊州向益州謀求發展的道路。
兩相比較，當時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較於同時期的荊州，應該是遠遠的落後了。雖然自古以來，益州中也出現過諸如司馬相如、揚雄這樣的俊才，而三國時期不乏如法正、黃權、張松這樣的天下奇才，但和荊州擁有如此眾多的人才相比，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看，明顯還是處於下風。而且他們在諸葛亮執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敵的降敵，真正留在蜀國中，可供諸葛亮選拔，為蜀漢政權服務的卻所存無幾了。這也就等於無形中，迫使諸葛亮不得不從荊楚人士中，選拔賢才。而且諸葛亮曾長期生活在荊州與治理過荊州，他對荊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遠遠高於益州人才，這本身也是壹種成功的用人方法。時值今日，這樣的選人方法也為我們所認同。看看我們對重點中學與名牌大學的趨之若鶩，再看看用人單位對名院高校畢業生的青睞有加。我們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對於每壹個人才都能壹視同仁，那我們又有什麽理由對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責呢？
第二：諸葛亮對於益州人士的使用與安排上，壹貫是比較重視的。
蜀國既在益州建國，就必須對於益州當地人才做出比較好的安排。在蜀漢政權建立初期，劉備就非常註意打攏當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誌之士，無不競功。”（見《先主傳》）。這樣做既可以充分發揮各人才的能力，又緩和了主與客之間的內部矛盾。在諸葛亮執政時期，繼續貫徹好劉備的用人主張。《杜微傳》裏有這樣的記載：“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杜微）為主簿。”劉備定蜀後，杜微自稱已為耳聾，團門不出。但諸葛亮也行“三顧”之禮，好不容易才請出杜微出仕，並拜其為諫議大夫。再如《楊洪傳》裏記載道：“始洪（楊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詆，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犍為人楊洪當時只是犍為郡太守李嚴手下的壹個功曹，但由於楊洪的出色才幹，地位得以迅速上升。當楊洪做到蜀郡太守時，而李嚴仍為犍為太守。與當時的頂頭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詆，原為楊洪手下的壹個小典獄官。因為他才幹出眾，亦得到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後做到成都縣令、郫縣縣令。後來，汶山地區的少數民族發生了不穩定的情況，諸葛亮又提拔何詆為汶山太守，汶山地區在何詆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後派何詆出任廣漢太守和犍為太守。楊洪因此開玩笑道：“妳的馬怎麽跑得這麽快？”何詆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麽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馬沒有加鞭罷了。”所以當時眾人皆對諸葛亮的“盡時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許多。蜀郡人張裔，原做為戰俘被送至孫權處。諸葛亮令鄧芝與孫權處將其帶回，並委以重任。“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領丞相府長吏。後加為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見《張裔傳》）。諸葛亮壹出祁山時，張裔與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諸葛亮委以“斟酌損益、進盡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來只是魏軍的壹個下級官員。在漢中之戰投降劉備之後，任牙門將。在街亭戰敗的敗局已定時，王平命令其部下“鳴鼓自持”，魏軍大將張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趕。於是王平得以從容地收合諸營將士撤回。諸葛亮見其有真才實學，對王平特地予以褒獎：“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見《王平傳》）這裏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數民族所組成壹種戰鬥力很強的部隊。巴西人馬忠。原來也只是丞相府的壹個門下督。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封馬忠為翔柯太守。馬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建興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治中從事”。後來馬忠平定南夷豪帥劉胄有功，加為”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見《馬忠傳》）。犍為人張翼，先後做過梓潼太守、廣漢太守、蜀郡太守。建興九年，又為來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為人盡忠職守，諸葛亮對此非常滿意。諸葛亮出武功時，“以張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見《張翼傳》）。建寧人李恢，在諸葛亮南征時，“軍功居多”，被封為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又領建寧太守。永昌人呂凱，巴郡人張疑，也屬於此類。他們都坐到了蜀漢政權的重要職位，只是相對比起丞相、大將軍來要稍低壹些。此外還包括南中少數民族的壹些首領，諸葛亮也加以任命為官。如孟獲官至禦史中丞，爨習官至參軍、孟琰官至輔漢將軍。在諸葛亮執政期間，益州本地人士與荊楚外來客居人士之間的關系，也遠較於劉焉、劉璋時期的東州人與益州人間的關系要好得多。“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見《劉璋傳》裴註引《英雄記》）。終蜀國之結束，益州人與荊楚人之間的矛盾（這裏不包括同為荊楚人士的魏延與楊儀之爭），相較於同時期的曹魏與東吳國內的內部鬥爭之激烈，也要緩和得多。蜀漢以益州壹地，而能與強敵曹魏相抗衡，這與劉備、諸葛亮在處理益州人與荊楚人之間關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無關系的。
第三，以劉備、諸葛亮為首的蜀漢政權，就必須以其自己政黨為主要執政黨。
其實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值得做重點討論。試問有哪朝哪代，其執政黨的地位不與其執政者本身有關？別的不說，就拿我們中國所處的領導地位來說吧。中國是我國現在社會主義制度的第壹政黨。堅持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證。中國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則是我國的壹項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對此持有異議？（當然這其中不包括壹些敵對分子）由哪位政黨人士執政，必然會使其所在的政黨在其國家中，地位得到顯著提高。在專制政體下，尤為如此。用我們後人的眼光來看，也許會得到諸如“厚此薄彼”之類的觀點，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行為是無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荊楚集團，本不是諸葛亮的首創。在《華陽國誌。李壽誌》就記載道：“豫州入蜀，荊楚人貴。”再拿同時期的曹操與孫權相比，曹操的“唯才是舉”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間，國家的軍事大權始終牢牢得控制在曹氏親族的手裏。非曹氏親族能得以成為軍事大員，是到曹丕執政時期才開始的。東吳方面情況也差不多。孫吳實行“授兵制”。東吳諸將，壹般不過數百，最多不過二千。而宗室將領授兵壹般又要多於外姓將，最多可至三千。東吳方面壹般只在臨陣卻敵時，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諸將聽其節制。
這裏再談談為什麽益州人不適合執掌蜀國大權。除了上面講到的幾點外，還與劉璋在位期間，對於益州治理不善有關。“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見《諸葛亮傳》裴註引郭沖五事）。由於益州當地的風氣不好，也養成了許多當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檢點。如法正的“壹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李嚴的“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立求名，無憂國之事”；彭羕的“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壹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諸葛亮的用人，主張德才並舉，並始終是以蜀漢政權為出發點的。因此諸葛亮雖然對於益州當地人士加以選用，但對他本人的繼承者卻始終是從外來人員中培養選拔。此為其壹。其二是因為益州人在本地總是容易養成自己的地方勢力，容易形成自己的黨派。這樣也容易引起益州黨派與客居他州的蜀漢政權發生矛盾。因此，蔣琬、費文偉、姜維能得以執政，除了他們本身有才幹，品行優良以外，還在於他們是外來人，在益州沒有什麽太大的地方勢力有關。再反觀同時期的曹魏與東吳兩國，在這方面就顯然做得不夠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書令穎鄉侯陳群為鎮軍大將軍，隨車駕，錄行尚書事；尚書仆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見《文帝紀》裴註引《魏略》）也從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親族不能充當軍事大員的慣例。而後魏明帝曹睿更是將軍事統兵大權，交由了司馬懿。司馬懿在南擒孟達、西拒諸葛亮、東討公孫淵之後，已經擁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馬懿輔其嗣主，等於客觀上給司馬懿以後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基礎。而東吳孫權稱帝後期，孫權與東吳重臣陸遜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最後基於陸遜是“世江東大族”，以及為身後之計，恐嗣主駕馭不了陸遜等因素考慮，有計劃地剪除陸遜親黨，如相繼流放陸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誅死“數與遜交書”的吾粲，最後再“累遣中使責讓遜”，以至於“遜憤恚致卒”，逼死了陸遜。（見《陸遜傳》）。而諸葛亮卻未雨綢繆地意識到這壹點，並做出相應的對策，從而避免了蜀國後期內部爭權的鬥爭。這又不得不歸功於諸葛亮本人的正確決策。
綜上所述，對於荊楚人與益州人的安排，無論是從政治鬥爭需要以及選才任用上來看，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與必須的。而諸葛亮在如何運用益州當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細致的工作。因此，過份強調諸葛亮重用荊楚人士，這種說法本身就存在著片面、武斷與不合理性！
再來看下諸葛亮的政治和軍事才能
從綜合國力來看。諸葛亮接手的蜀國，是壹個剛剛遭受彜陵慘敗，元氣大傷的蜀國，是壹個內憂外患的蜀國。彜陵之戰，蜀國喪失了數萬東出的精銳部隊，喪失了無數的軍資器械，喪失了傅彤、程畿、張南、馮習、杜路、劉寧、黃權、馬良這樣的將領人才，新生的蜀漢政權元氣大傷。再者，除了彜陵之戰，蜀國的其他人才也相繼損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國太傅許靖、尚書令劉巴、驃騎將軍馬超又相繼逝世，使得蜀國的人才危機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機以外，南中問題也越來越需要處理。在蜀國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領高定率眾反叛，軍至新道縣結果被李嚴擊敗。而漢嘉郡太守黃元，聽說劉備在永安病重，於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黃元又利用諸葛亮赴永安探望劉備的機會，率軍火燒了臨邛縣。最後被蜀軍所平。雖然這兩次叛亂都被平定，但由於蜀國建立時間不長，“南撫夷越”的措施壹直未能得到執行。而且蜀國之主劉備又於章武三年病逝。彜陵新敗、元氣大傷、人才危機、黃元叛亂、南中問題以及新喪國主，這些都是蜀國的內憂。而蜀國的外患，指的孫劉聯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對”時已經提到過了。東和孫權在“隆中對”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劉備、諸葛亮只是在荊州完全被奪，兩路夾擊中原的戰略意圖完全無法實施的基礎上，才願意和孫吳做徹底決裂的。在彜陵戰敗後，新生蜀國的國力幾近耗竭，而這時與東吳的敵對關系卻仍未得以改善。這時的蜀國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僅要面對宿敵曹魏，又多了壹個強大的對手孫吳。如果長期與孫吳這樣敵對下去，蜀國就始終無法擺脫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動與危機，而“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目標，也就更難得到實現了。以“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的說法來稱之，實在是壹點也不為過的。?從政治角度來看。由諸葛亮治理下的蜀國可以說是三國之中，最有條理的壹個國家。在其執政最初二三年時間裏，采取閉關息民的方法，立求恢復蜀國元氣，隨後平定了南中，得用南中地區的富饒，進壹步充實了國力，再加上以“嚴刑峻法”來打擊“專權自恣”的貪官汙吏和地方豪強，蜀國上下呈現出壹片清明、安定的局面。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優秀的。但是蜀國畢竟建國不久，如果從劉備取得益州開始算起，壹直到諸葛亮逝世不過就20年時間。而與曹魏已歷三世前後40年的歷史相比，顯然不如曹魏歷史長久。再者，曹操、曹丕、曹睿三人的執政水平也是較高的。做為同樣是優秀政治家的曹操，他的執政能力和水平是有目***睹的，而其後的魏國政治總體框架也是基本由曹操構建的。曹丕在其執政的六、七年時間裏，也相繼實行了壹系列積極的政治措施，如頒布了壹些有利或關心庶民的詔令；禁止婦人、宦官、外戚幹預政事；選用智謀賢德之士；推行九品官人之法。曹睿則在諸葛亮逝世前，也表現出比較優秀的政治才能。如在善為軍計、明察斷獄、容人直諫、不殺諫臣等方面，都有過比較傑出的表現。因此，在曹操、曹丕、曹睿前期（指諸葛亮逝世前），魏國的政治情況也是較好的，但曹魏要比蜀漢早建立20年，這20年時間對於壹個處於發展中的政權來說，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曹魏就總體政治局勢來看，仍要優於蜀漢，其統治根基也要比蜀漢來得穩固。?
從軍事方面來看。在古代冷兵器戰爭中，衡量壹個國家軍事實力是否強盛，最主要的標準就是看該國的軍隊的多寡。而兵與民的關系又是密不可分的。它具體表現為：兵來自於民，民眾的數量制約著兵眾的數量，這是壹個絕對數量指標；另壹個是相對數量指標，指軍隊的絕對總量與民眾總數量的比例。因為兵是靠民養活的，所以兵與民之間必須要有個適當的比例。蜀國地寡人少。地不過壹州，人口總數不過九十萬。而曹魏卻擁有九州之地。據《通典》上記載，魏亡時有人口440萬之多！當然是諸葛亮執政時期，魏國是否有如此之多的人數值得疑問。但退而求其次地說魏國有三百多萬人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蜀國當時的軍隊總數約有14萬左右，其平均不到二戶就要養壹名士兵的比例，幾已到蜀國對軍隊承擔力的極限。即使是這樣，仍然比魏國40多萬的軍隊，規模要小得多。故“蜀兵輕銳”這壹情況，是客觀實在的。
從經濟上看。曹魏方面對於經濟問題，壹貫是非常重視的。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得兗州之時，其手下治中從事毛介就向曹操明確指出“修耕植，畜軍資”的建議，（見《毛介傳》）曹操對於毛介的建議非常贊賞。且曹操又於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采納棗詆和韓浩的建議，在許昌試行屯田，並任命棗詆為典農都尉主持其事，當年得谷數百萬斛，取得了巨大成功。棗詆死後，任峻繼任典農中郎將，在所有州郡例置田官，招募流民，組織生產，推廣屯田。由於“屯田制”的實施，促進了曹魏的農業生產發展，增強了魏國國力，較好地解決了軍糧供應，減輕了農民運送糧草的勞役負擔。史稱曹操屯田，“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見《武帝紀》註引《魏書》）這就為曹操統壹北方和今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原先許多不進行生產的流民、降卒轉變為了生產者，據《國淵傳》上所說，“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因此從壹定程度上，“屯田制”還緩和了當時的階級矛盾。而做為曹操的後繼者，曹丕除繼續執行“屯田制”外，還專門設置了“專掌軍國支計”的度支尚書，負責籌劃軍糧，足食濟軍，進壹步加強了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程度。從蜀國來看，諸葛亮也同樣采取了壹系列恢復經濟生產的舉措。諸葛亮針對蜀國新敗的情況，提出了“務農殖谷，閉關息民”的方針，令百姓安居樂業。又命李嚴移民2萬充實漢中，使由於曹操大量遷徙人口而致荒蕪的漢中，重新呈現出壹片“男女布野，農谷棲畝”的景象。（見《蔣琬傳》）為了發展農業，諸葛亮十分註重興修水利。他專門設置了堰官，並令1200名士兵常年駐守在當時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對其進行保護和治理。諸葛亮還十分註重對工商業的發展。他非常關心鹽鐵業的生產，並花大力氣極大地利用和促進了蜀國的織錦業。諸葛亮壹面身體力行，帶頭養蠶務桑，另壹面設專職錦官，專門組織生產、調撥蜀錦。蜀錦是蜀國對外與魏吳兩國通商的主要商品，其質量之精美，遠勝曹魏。在增加蜀國國民收入的同時，諸葛亮又提倡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在諸葛亮的帶動之下，蜀國的絕大部分官員，都節儉成風。在諸葛亮實行了壹系列開源節流的治國方針後，蜀國的經濟得到了很好的恢復和發展。就主觀努力而言，兩國都差不多，而蜀國可能在主觀努力上，還更勝壹籌。但任何經濟活動的成效，也必須在壹定的物質條件做為基礎的。天下十三州，曹魏擁有九州，地大而人多，人多而物博。而蜀國所據的益州雖有“天府之國”的美稱，但和曹魏相比，終只為壹州之富。且曹魏也有同樣富饒的黃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因此，就經濟實力來看，仍是曹魏占有絕對優勢。
再來看看戰爭的性質和人心相背的問題。在三國鼎立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形勢相對比較復雜，而當時效忠於漢室，仍不失為壹面號召民眾的旗幟。所以曹操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則居漢室正統奉衣帶詔討賊，而孫權為漢室去殘滌穢，三家都能在群雄割據，錯蹤復雜的形勢下，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政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興復漢室”這面旗幟的號召力，就越來越小了。曹、劉的相繼稱帝，已經無法再簡單地去區分誰是所謂的國賊了。到了公元229年吳蜀訂盟之後，“漢復漢室”已經完全喪失了其號召力，而逐漸轉向了壹種“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的觀點。因此，戰爭的性質也沒有什麽所謂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