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思想文化概述
墨子在《墨經》中肯定人們通過五官可以獲得感性認識。“知，材也”，“材”指人們的認識能力。“知，接也”，通過感官與外物相接觸產生認識。“惟以五路知”，五路，指五官，即耳、目、口、鼻、膚。“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久”指時間。這是說，人們在很長的時間內形成了的熟練技能，可以不再直接通過五官去知覺。這是熟能生巧所致，不是超感覺。
墨子強調“心”對“五官”得來的見聞之知的辨析察識。“慮，求也。”人有在感覺基礎之上的認識能力。他承認認識是不斷深化的。“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分析察知屬理性認識活動，可以鑒別眾人耳目聞見的真偽，滌除虛妄，使認識上升到理性階段。這是對“三表法”的重要補充。
墨子主張名實合壹與知行合壹。“知：聞、說、親;名、實、合、為。”“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誌行，為也。”“聞知”是從傳聞或閱讀得到的知識。“說知”是通過聞知得到的材料推斷出的新知識，包含著邏輯推理。“親知”是直接經驗。“名”指名辭概念，“實”指實際事物，“名實耦”指概念與事物、認識與實際相符合。“行”就是“為”，有正當目的的行為稱“誌行”。“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他肯定知行相合壹，尤其強調行為的目的要善，符合百姓之利，而不是巧言令色，欺世盜名。
墨家對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這些成就主要被記錄在《墨經》中。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涵蓋了數學、物理、工程機械、科學思想與方法等多方面。
數學方面，《墨經》給出了壹系列算學與幾何學命題與定義。如說：“倍，為二也。”即原數自加壹次或者乘以2為倍。又如，定義圓：“圓，壹中同長也。”即圓是與中心同樣長度的線所構成的圖形。雖然這些命題與定義只是文字的表述，並無數學符號的表達，但是其所具有的抽象性、邏輯性與嚴密性，可以說代表了先秦時期最高的數學理性思維水平。
物理學方面，主要是關於力學、光學的內容。如墨子對於力的定義：“力，刑之所以奮也。”刑即形狀的形，指物體;奮指動，即運動。這句話是說力是物體所以發生運動的原因，這顯然來自經驗的概括，也符合力的屬性。而墨子在光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最為現代學者所重視與稱道的了。《墨經》中的光學條目雖然僅有八條，但極具有系統性、邏輯性，涵蓋了陰影問題、小孔成像問題、凹面鏡與凸面鏡成像原理及實驗等多個方面。李約瑟曾高度評價這些成果說：“比任何我們所知的希臘的為早，印度亦不能比擬。”
工程與機械制造方面，墨子發明了用機械力量代替人拉弓的連弩車，由轆轤、輪軸控制，據說壹次可發射小矢六十枚，威力巨大。他還利用杠桿原理制造了擲車、轉射機，用來在戰爭中遠距離拋擲武器。其中擲車較大，轉射機較小，但更為靈活。它們應該是後世戰爭中使用的發石機的鼻祖。
科學思想與方法方面，墨家也有貢獻。墨子給出了時間與空間的定義：“久，彌異時也”，“久，合古今旦莫”;“宇，彌異所也”，“宇，東西家南北”。即墨子認為“久”包括古今旦暮的壹切時間，“宇”包括東西南北的壹切空間。在方法上，墨家的科學工作與其創立的辯學又是不可分割的。
總之，盡管《墨經》中只是零散地包含了壹些關於科學研究的記錄，缺少類似歐幾裏得《幾何原本》的系統性，墨子本人也並非職業的科學家，但是，這些記錄代表了先秦時期我國科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內容及其邏輯性、嚴密性等在我國科學史上極具特色與價值，甚至在世界科學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墨家的邏輯學體系包括“名”“辭”“說”“辯”幾部分，以“辯”統攝全體。首先是“以名舉實”。舉名，就是命名或加名。名用來稱謂實，是主觀的給予、加予。從根源上說，名由實起，名實統壹在實，即必須以實正名。《墨經》並不是把“名”這個符號指向某種靜止、孤立的物件。其“名”(辭、說、辯)始終與變化著的“實”統合在壹起，“實”的時空運動場制約著“名”的語義。
其次是“以辭抒意”。後期墨家涉及到作為判斷的“辭”或“言”的不同形式，如“盡”“或”“假”“必”和“且”等。“盡，莫不然也。”“盡”是壹個全稱判斷;“或”含有特稱、選言判斷和選言推理的含義;“假”是區別於“今已然也”(實然判斷)的假言判斷。此外還有必然判斷和“且然”(將然)判斷的形式。
再次是“以說出故”。墨家“說”式推論的基本邏輯範疇是——故、理、類。“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者也。”“故”是事物所能成的原因、條件和論題的`根據與理由。“理”也即“法”，是指事物之理和立辭的論據。墨家邏輯推論非常強調“類”的同異。墨家邏輯的推理方式，有具有類比特點的“辟”“援”“推”和屬於壹般演繹論式的“或”“假”“效”“侔”，含有選言推理、假言論式、直言的演繹論式、復雜概念推理等形式。
最後是關於“辯”學的基本原理。墨家在戰國時期第壹次全面研究了作為邏輯科學的“辯”的問題。“辯”的原則是：“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在名、辭、說、辯四者中，“正名”“析辭”“立說”是“明辯”的基礎，“明辯”則能兼三者之能事。
墨學在漢代以後迅速衰微，原因何在呢?首先，墨家學說不適應秦漢以後的社會生活。張岱年、任繼愈先生指出，秦以後的社會是政治上高度集中統壹的社會，它所面對的則是分散的農業自然經濟，這兩者整合得好，社會就進步繁榮。儒學思想適應並有助於這兩者的協調。而墨家兼愛思想有打破家族家庭本位之嫌，特別是墨家的組織、遊俠作風和辯說特性，都不適應農業文明的大壹統的社會，並會被集中的中央政府所禁止，如漢朝就打擊遊俠。於是墨家文化就逐漸演變成在野的、在社會下層之間流行的思想，在社會上層文化中地位很低。
其次，墨家主張的以兼易別和整齊劃壹的“尚同”思想，反對多樣化，不適應社會各階層表達自己的願望，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這也就是荀子所批評的“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
再次，據韋政通先生研究，墨家自身有很多缺陷使它中絕。第壹，墨子去世後，墨家缺乏德業兼備的領袖，缺乏像孟、荀之於儒家，莊子之於道家那樣的大師級人物。第二，墨家組織內部缺乏民主，加上它的苦行主義、自我犧牲，使人們難以接受，其理想也很難實現。第三，墨家後世的墨俠集中在秦國，有“擁秦”的嫌疑，在知識分子中名聲不好。第四，墨家後學的有的詭辯過於微妙。
但墨家作為中國文化的壹種基因，長久以來在民間社會仍然起著作用。在科學方面，它對魏晉時期的科學家魯勝、劉徽有重大影響。在道德方面，墨家刻苦耐勞、勤儉節約、兼愛互利思想也為我國勞動人民所繼承與發揚，其救世獻身精神和意誌的磨練，構成了中華民族對理想人格追求的有機組成部分。墨家重視實踐經驗、強調踐履的作風也影響了清初顏元、李塨學派。墨子思想對我國道教的興起和農民起義都有壹定的影響。
清代以後，隨著乾嘉樸學的興起，墨子的整理與研究漸漸復蘇。民國時期，墨子研究大盛。1904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子墨子學說》等文，闡揚墨家的宗教思想、實利主義、兼愛學說為救國的良方，指出：“今欲救亡，厥惟學墨。”
墨家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意義。比如，其所主張的“兼愛非攻”，在今天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這壹訴求可以說也代表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與期待。我們制止非義的戰爭與恐怖主義，仍要如墨家壹樣，提倡愛心與彼此的溝通理解，推動國家、民族、宗教間的對話，促成和諧中國、和諧世界的建構。此外，墨家倡導的勤勞節儉，在今天的中國也有重要意義。曾國藩在遺書中強調“習勞則神欽”，肯定大禹、墨子皆“極儉以奉身，極勤以救民”，他認為這是士子修身的重要途徑。今天我們提倡廉政，強調政德，反對奢靡之風，對全社會及每位幹部來說，墨家的儉德與勤德都是榜樣。
墨子的思想論文
摘要 墨子是春秋戰國時期與孔子齊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人才標準的主要體現在“德”之核心，“義”之行為和“兼相愛，交相利”之理想三個方面。文章從墨子人才思想的理解上觀察當今人力資源管理，吸收和轉化其思想內涵，並就人力資源管理中人才的規劃，激勵，考核，理念灌輸方面進行梳理和提出啟示。
關鍵詞 墨子；人才思想；人力資源管理
興衰資於人，得失在於教，教育創造人才，人才創造未來。作為春秋時期兩大顯學之壹的墨子提出“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只有重視人才，才能達到“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1]；我國領導人也指出“人力資源是第壹資源”，“科教興國”，充分說明了人力資源和教育是國家發展之根基。人力資源管理，歸根結底，就是良好的教育培養體系和人才任選程序，如何汲取傳統經典中的精華完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是當今人力資源管理者始終應該關註的問題。
壹、墨子的人才思想
（壹）墨子其人
墨子名翟，出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約公元前470年-前381年），創立了當時與儒學同為顯學的墨家學派。墨子作為春秋戰國之際社會下層小生產者利益的代表者，從切身實踐出發，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理想道德社會的宗旨；重視通過教育培養人才以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並由此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標準，即培養“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和博乎道術”的“兼士”來實現賢人政治。[2]其中，辯乎言談與博乎道術是對技能的要求，而厚乎德行則是對人才品德的核心要求[3]。
（二）“厚乎德行”，人才選用的核心標準
墨子在《修身》中指出：“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什麽事都有最根本的部分，對於士人來說，雖然有學問，但道德和行為才是最主要的；“善無主於心者不留”[1]，不是發自內心，那麽善良的品行就不會留存下來。才學是外在的，而德行才是根本。墨子認為，培養眾多的“兼士”是壹國富裕的根本，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則是兼士存在的土壤；兼愛與正義是墨子培養人才的道德核心，是墨子站在廣大勞動者的立場上提出的人人平等的道德標準，只有個人道德品質的提高，才能建立平等而良好的社會人際關系，進而要求守紀奉公，克勤克儉。其次，觀察個體身邊人的品質也可以看出壹個人的品德高低。
（三）“萬事莫貴於義”，人才行為準則的標準
“義”是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周禮》中的義是禮儀和容貌舉止的意思，《易經》中的義是適宜和適合的意思；《論語》中的義則是孔子提出的仁愛之意，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墨子認為儒家所說的“仁”之義太過空洞，於是提出，在“兼相愛，交相利”思想的指導下，以義來填充才能消除偏愛而達到真正的仁愛。墨子認為“義”就是協調人與人之間相互協作關系的最佳社會規範，其基本原則主張以協助人和有利於人為行為準則。人的歷史發展經驗也表明，人在自然中只有結合成了群體，才能改造自然，做到保存自我。“群之可聚也，相之與利也，利之出於群也”，[1]真正的利益只能來源於群體協作的力量。如果人人都堅持這樣的行為準則，那麽在趨利避害的時候就會“兼相愛”和“交相利”，不會損人利己，最終都能得到實利[3]。
（四）“兼相愛，交相利”，賢人社會的理想標準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第壹位集思想家、實踐家為壹身的“聖人”，其賢人社會的理想標準，就是“兼相愛，交相利”。墨子所言之愛以利為標準，是在平民的立場上以是否損害了他人利益為標準來判斷贊同還是反對；與儒家不同，墨子之兼愛沒有“己”與“他”的區別，他認為正是因為儒家的差別對待，才造成了人心向背，社會動亂，因此提倡“以己度人”。此外，壹切以是否得到利益為有用無用的標準，墨子也是第壹人，他從“所為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4]引申出對他人有沒有用的標準和換位思考原則，已經成為當今人們日常生活中處處應用的壹個交往原則。
二、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的啟示
（壹）對人力資源規劃的啟示
人是組織中最具有決定性也是最活躍的資源。因此人力資源規劃在組織發展中起著最為關鍵的作用。人力資源規劃是根據組織發展目標對未來的人力資源進行分析和預測，使人力資源適應組織發展的綜合性規劃。其核心體現的是組織對人才的態度和方法，有效的規劃不僅具有先導性和全局性，還能從宏觀上對其他各項工作進行影響，指導各項工作的有效進行。墨子舉善射禦之士的例子來說明如何規劃人才，“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禦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禦之士，將可得而眾也。”[1]國家要想得到某個領域的優秀人才，就要使這個領域的人才得到壹定的利益，如讓他們富裕，高貴，受到尊重和贊賞，其他人看到利益就會爭相加入，使領域繁榮，自然國家在這個領域就能處於領先地位。
（二）對人員激勵的啟示
激勵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主要職能之壹，其主要目的是吸引和留住人才，促使其發揮最大的潛力。激勵的主要手段壹般來講就是墨子所歸納的“三本”，即合適的職位，合理的權利和相配的薪酬。如果沒有相應的回報，人才就會有不信任，“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1]其中，職位和權利是屬於精神激勵，薪酬激勵則是物質手段，要想達到最大化的激勵效果，就要精神和物質相結合，把握明確性，時效性，合理性三個原則，以制度引導員工，提高工作積極性。
（三）對人員考核的啟示
考核同樣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職能部分，是對員工的工作情況，職務升遷，薪酬分配等進行評價時的主要依據，也是建立有效激勵模式的前提條件。壹般來說，評價至上而下發生，就學校來說，我國的學校采用校長負責制，那麽我們所說的評價即是從校長開始，貫穿整個組織的考核，每壹級的管理者都對向他負責的員工進行評價。人力資源部門的主要工作之壹是建立考核的制度和基本準則，只有制度保障才能擺脫考核因人因感情而異的困境；只有指定準則才能排除標準模糊的情況。實務中，這樣的準則是“職務說明書”或“工作說明書”，即通過對所在職位的分析，確立每個職位的職責和任職者特征的程序，壹般被認為是員工雇傭的標準，也是考核員工的標準。但是，大多數單位都有行政和後勤的區別，其考核程序與方法也應有所區別。
（四）對管理理念灌輸和控制的啟示
“尚同”是墨子思想中又壹重點。尚，就是向上，同，就是統壹，從上往下保持壹致。尚同，就是統壹思想，也就是人力資源管理強調的統壹企業核心價值或者企業文化，也是個人價值和道德理念的灌輸。墨子很有經驗，《淮南子·泰族訓》中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5]這就是理念灌輸的效果。他靠什麽來保證理念的灌輸呢？法規，墨子看到萬物皆有法則，而社會“百人百義”所以“天下之亂”，於是提出“壹同天下之義”[1]，即尚同。具體操作中，墨子做了壹個假設，假設君王也是最高管理者也是最賢能的人，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來說，這個假設也是成立的，因為最高管理者若是組織內最有才能的人，那麽組織的管理自然有效，就算不是，下屬也得實施和貫徹其思想；在此基礎上，墨子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1]要求下屬與上級管理者保持壹致。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者來說，管理者向員工清晰的表述組織的核心價值和道德、倫理和文化理念，以***同的奮鬥目標，***同的利益來統壹員工思想，才能最大程度的增強凝聚力，體現組織價值和目標。
內部情況的掌握對管理者至關重要，充分掌握信息的管理者將占有有利地位，而要想獲得最大範圍的信息，就得有通暢的信息通道。得道多助，人力資源管理的實務中，管理者在與員工互相溝通的基礎上，信息互動，讓員工以主人公的角度為組織思考，是有助於組織的團結與穩定的。壹個團結融洽的集體，就可以做到“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即是上級有遺忘的隱秘的事情，下級知道後可以去幫助上級辦妥而有利於上級；下邊有積聚起來的怨恨和情緒，上級知道了就會去排除。[4]此外，也要加強控制。因為理解差異，每個人對於相同的理念還是可能出現不同的看法，為了避免模糊和走樣，管理者還需隨時提醒，不斷加強思想和行為的控制，要求下屬“上同而不下比”，思想和行為與管理者看齊而不結黨營私。這樣整個組織由上而下目標壹致，壹層壹層職權分明，各部門行為有序，管理自然事半功倍。
墨子生活在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其思想不可避免的存在壹定的局限，但綜觀其人才思想，仍然存在很多閃光之處，尤其是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來說，有很多學習和借鑒之處。我國今天由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發展的過程中，汲取其他國家先進經驗的同時，也要註重挖掘自身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博采眾強，走出壹條有中國特色的人力資源管理現代化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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