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時期奠定了中國科學技術的雛形.這時中國進入了青銅時代,青銅器的鑄造冶煉
中國科技史資料選編[1]
技術非常高超.這時也出現了原始的瓷器.
尤其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科學技術體系基本上是在這個時期奠定的.這時中國廣泛使用鐵器,同時還出現了煉鋼技術和鑄鐵柔化技術.[2] 這時已經有了許多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的興建,著名的有都江堰、鄭國渠等.數學上確立了十進位制；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壹；測定了比較精確的回歸年長度；中醫學理論初步建立.
秦漢時期
到了秦漢時期,隨著封建制的鞏固,中國古代的各個科學技術已經趨於成熟.《九章算術》確定了中國古
中國科技史雜誌
代的數學體系.造紙術已被發明並且得到了重大改進.長城的建造體現了中國當時建築技術的發達.張衡發明候風地動儀,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儀.[2]
農業上,輪作制已經確立.《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對後世中醫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九章算術》確定了中國古代的數學體系.造紙術在這壹時期被發明並且得到了重大改進；造船技術已經非常成熟.長城的建造體現了建築技術的發達.
兩晉南北朝
這壹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科學家.劉徽、祖沖之、張子信對數學和天文學做出了
中國科技發展史簡明教程[3]
很大貢獻.裴秀提出的制圖六體,創造了中國古代地圖學的基礎理論.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標誌著農學的成熟.王叔和的《脈經》、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陶弘景的《神農本草經集註》豐富了中醫學體系.葛洪在煉丹上的研究,對原始的化學做出了貢獻,馬鈞在機械制造方面的成就代表了中國古代機械制造的水平.
兩宋時期
兩宋使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得到了很大發展,其中傑出的代表人物是沈括.這時中國的四大發明相繼問世,對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
兩宋時,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發展達到了高峰.正如在行政和藝術上的繁榮壹樣,南宋也是令人激動的技術創新時期.沈括（1031－1095）,字存中,號夢溪丈人,杭州錢塘（今浙江杭州）人,
中國科技發展史[4]
北宋科學家、改革家.晚年以平生見聞,在鎮江夢溪園撰寫了筆記體巨著《夢溪筆談》.壹位非常博學多才、成就顯著的科學家,我國歷史上最卓越的科學家之壹.精通天文、數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氣象學、地理學、農學和醫學；他還是卓越的工程師、出色的外交家.他在很多方面有點像達·芬奇,除哲學外,他對許多實用科目感興趣而且十分內行.這符合儒教提倡的文人－紳士典範.但沈括和他的同時代人卻比這位聖人所講的對事物進行調查研究走得更遠,把它提高到可以稱之為科學探究的範疇.比如,沈括的日記記錄了他觀察到比當前海平面高得多的地方的巖層中含有海產物的化石.他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壹樣,但比後者早三個世紀,得出正確的推論,並寫下了關於地面隆起的地貌學理論首次陳述.[5]
元朝
元朝的科學技術達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學、數學,甚至醫學居於當時世界先進地位.當時領先於世界的阿拉伯與波斯科學技術傳入中國.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為星學者”.他們翻譯及帶來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優努斯（也譯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譯作《哈基姆歷數書》）等天文學著作.1260年,元廷承金人舊制,設立司天臺；1271年正式設立回回司天臺,1312年設立回回司天監.後來還任用了壹大批以劄馬剌丁（又譯作紮馬魯丁、紮馬剌丁）為代表的天文學家管理此類工作.
中國人在此時開始使用阿拉伯數字.
1280年,元代數學家及天文學家王恂與郭守敬等制訂《授時歷》時,不但列出了三次內插公式（“招差法”）,還使用“垛壘、招差、勾股、弧矢之法”進行縝密計算,其中將穆斯林發明的弧三角法應用於割圓術獲得“弧矢割圓術”（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
壹般認為歐幾裏德的《幾何原本》,其中的壹部分是明朝的徐光啟在意大利人利瑪竇的幫助下翻譯並引進中國的(合譯《幾何原本》前6卷),但是有學者（方豪,《中西交通史》）認為,在此前的元代,此書已經被來華的穆斯林帶到中國.
14世紀中、後葉明王朝建立後,由於科舉大興八股文模式並刪減數學內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籌算基礎上的中國古代數學便衰落了.
在元朝,中醫藥學有很大發展,出現了金元四大學派,醫藥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出現了兼收並蓄、互通有無的局面,大大豐富了醫藥學知識的內容.《回回藥方》（以下簡稱《藥方》）是中國大型綜合性回回醫藥學典籍（作者不詳）,原有36卷,少數殘存本現可見於北京圖書館.該書多以漢語書寫,同時夾雜許多阿拉伯語與波斯語醫藥術語及漢語音譯.僅以少數殘存本目錄就可以看出,《藥方》是壹部包
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皮膚病等科、內容豐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醫學典籍；研究中國醫藥史的學者根據殘存部分推斷,《藥方》約有藥方6000～7000首之多,其價值與中醫古籍《外臺秘要》相當.
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就建築學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稱享譽中、外的建築學藝術瑰寶.元大都城在技術方面的主持設計與參與建設者,是來華穆斯林建築學家亦黑叠兒丁.難以想象,這位建築學家能夠運用中國傳統的建築學特色,結合世界上先進的建築學風格,設計出格局宏大、規劃嚴整,與自然和諧相融的元大都.參與元大都設計、建設的,還有壹大批專家、學者、能工巧匠.
全面地說,元大都是中華民族智慧與汗水的結晶.元大都自1267年開工興建,至1285年歷時18年建成（先前的金中都城址位於今北京城西南部蓮花池以東,元大都的新城建在中都舊城東北）.
1291年,郭守敬指揮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從通州到元大都,他設計七座水閘,這七座水閘彼此相距約半公裏的地方,又設計有鬥門.郭守敬就是通過水閘和鬥門的關閉與開放,調節運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導船舶順暢通過.工程竣工後,元世祖親自將這段164裏長的運河命名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國工程建設史上的傑作,其運用的巧妙方法與國外壹些運河采用的技術是基本相同的.
元世祖時期即開始重視農業,很好地制定了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使得農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王禎編著《農書》壹書有三十七卷（現存三十六卷）,是中國古代壹部對農業生產進行全面系統論述的偉大著作.全書約有13多萬字與300多幅圖畫,全文分為《農桑通訣》、《百谷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農桑通訣》包括對農、林、牧、副、漁及水利等各個方面的綜合性論述,提出“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這壹重要的農耕思想.《百谷譜》對各種農作物的品種、特性、栽培、種植、收獲、貯藏和利用等知識加以介紹,尤其是王禎將農作物分為谷、蔬、果、雜等6大類,堪稱中國農作物分類學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對於植物性狀的描述,也是此前書籍不曾有過的.而《農器圖譜》則是《農書》的重點部分,該部分就田制、倉廩、舟車、灌溉、蠶桑、織纖、麻芒等20門類,詳細介紹了257種農業機械,而且配繪圖譜306幅並加以文字說明,其價值超過以往所有農業機械書籍,甚至中國古代後來在這方面的論述,亦無超越王禎者.
在活版印刷術方面,王禎設計出木活字及轉輪排字架,並於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縣誌》；其《造活字印書法》（附於《農書》書末）是最早的系統性介紹活字排版印刷術的科技文獻.
明朝
明朝科技成就燦若繁星,在各行各業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湧現了許多名家巨作.
1、科學著作
李時珍《本草綱目》（1578年）；朱載堉《律學新說》（1584年）；潘季馴《河防壹覽》（1590年）；程大位《算法統宗》（1592年）；屠本畯《閩中海錯疏》（1596年）；徐光啟《農政全書》（1633年）；宋應星《天工開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遊記》（1640年）；吳有性《瘟疫論》（1642年）.
在短短的60多年中出現了這麽多優秀科學專著,其頻率之高和學科範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正如研究者指出的,當時被運到中國的西洋書籍數量十分驚人,幾乎包括了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各學科的所有知識”,而這個時候,哥白尼的“日心說”和西方的“地球觀”,也和天主教的神學壹道隨之傳入.[6]
2、翻譯之作
在徐光啟“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7] 的思想原則和“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8] 的目標指導下,以及明政府的組織支持下,中國人對西方的數學工程等書籍進行有意識有目標的大規模翻譯.其中可知翻譯的書目中有（包括譯者或作者）：
《測量法義》利馬竇和徐光啟,1607年《表度說》熊三拔,1611年《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啟,1612年《幾何原本》
利馬竇和徐光啟,1613年《同文算指》 利馬竇和李之藻,1613年《乾坤體義》 利馬竇,1614年《圓容較義》利馬竇和李之藻,1614年《天問略》 陽馬諾,1615年《職外方紀》艾儒略,1623年《遠鏡說》湯若望,1626年《寰有詮》傅泛際和李之藻,1628年《名理探》 傅泛際和李之藻,1631年《主制群征》
湯若望,1636年《寰宇始末》 王豐肅,1637年《五緯歷指》羅雅谷,1637年《性學粗述》 艾儒略,1637年《坤輿格致（礦冶全書）》德國礦冶學家喬治·鮑爾,湯若望、楊之華、黃宏憲譯《建築十書》古羅馬建築學家維特魯維《數學劄記》
荷蘭數學家軍事工程學家西蒙·史特芬《各種精巧的機械裝置》意大利工程技術專家拉梅裏《原本》（拉丁文本）科隆版《測量全義》羅雅各《天體運行論》 哥白尼《哥白尼天文學概要》開普勒《地中海航海術》 羅馬版《比例規解》
羅雅谷《地球表周與其直徑的關系》《宇宙儀》 雅克·貝松《皮埃爾+勒孔特發明陸,海雙用幾何天文測輻儀制造與用法》《磁石測量法》 紀堯姆·德諾噸涅《神功催吐藥》
薩拉·安吉魯著《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鹽度,漲落潮海流流動因果實論》克洛德·舉雷
當時翻譯和創作的還有《遠西奇器圖說》（從書集,鄧玉函和王征,1627年）《泰西人身說概》（1635年）、《人身圖說》（1635年）、《西國記法》（1595年）、《性學粗述》（1623年）,《崇禎歷書約》、《物理小識》、《數度衍》、《泰西水法序》、《旋韻圖》、《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資》、《學歷小辯》、《日月星晷式》（天啟年間陸仲玉著）、《渾蓋通憲圖說》、《經天該》……等七千余冊.
3、幾何原本
徐光啟認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可見在其心目中,“會通”中西是第壹步手段,“超勝”西學才是目的.在徐光啟的科學思想中,翻譯是基礎,是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必由之路.在當時條件下,徐光啟極其重視翻譯等會通工作,註重通過翻譯工作培養自己的西學人才.讓天文生學習西法並親自傳授,“令後之人循習曉暢,因而求進,當復更勝於今.”[9] 對此,紀誌剛評價說：今天,當中華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當我們認識到“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創新也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的時候,徐光啟“會通超勝”的科學思想就更加閃射出熠熠的光輝.[10] 1607年春,徐光啟和利瑪竇翻譯出《幾何原本》前六卷.作為皈依傳教士利瑪竇的基督徒,徐光啟並未選擇宗教典籍,而首先翻譯古代西方數學之經典著作《幾何原本》.他說：“《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既卒業而復之,由顯入微,從疑得信,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真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11] 第壹次向中國人說明了幾何學的本質.
4、崇禎歷法
崇禎二年,即公元1629年6月21日,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卻與實測吻合.徐光啟時任禮部尚書,他再次提出修改歷法的建議,是年崇禎帝批準了徐光啟提出的宏大的修歷計劃,下令設立歷局,由徐光啟領導,修撰新歷.並要求他“廣集眾長,虛心采聽,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務求綜合.”徐光啟奉崇禎帝旨,在欽天監開設西局.1629～1634年徐光啟、李之藻和李天經,先後以西法督修歷法,任用西方人湯若望（德）、羅雅谷（意）、龍華民（意）、鄧玉函（J.Terrentius,1576～1630）等修成《崇禎歷書》***46種137卷.
崇禎時也有人反對西方歷法.當時有個平民魏文魁寫了《歷元》、《歷測》兩本書,獻給朝廷,對徐光啟任用西法進行指責,卻未受到行政幹涉.政府為他設立壹個民間歷法機構東局,和徐光啟組織領導的西法歷局,及原來的大統歷局、回回歷局四家機構平等、公開地辯論.和魏的辯論,徐光啟記在了《學歷小辯》壹書中,標題是“歷局與魏文魁辯論文稿”.“在這十幾年的爭鬥中,中西歷法進行了八次正面較量,終以西歷八次全勝,而宣告了《崇禎歷法》的正確性.”正是在這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良好氣氛中,徐光啟、李天經等人組織的歷法變革征服了人心.[12]
《崇禎歷書》是在以崇禎帝為首的明朝政府組織支持下修纂的壹部引進西方數學天文知識的大型叢書,《崇禎歷書》***137卷,包括《測天約說》《渾天儀說》《恒星歷指》等30余種書籍.其中參考了當時在歐洲都很新甚至尚未被完全接納的天文知識：開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諧論》、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學綱要》、第谷弟子龍果蒙塔努斯（Longomontanus）1622年的《丹麥天文學》等,譯用了哥白尼27項觀測記錄中的17項,介紹了伽利略關於太陽黑子現象,譯出開普勒《論火星的運動》壹書中若幹材料……並用1/3的篇幅闡述了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則使用了哥白尼和開普勒的西方近代幾何學方法.《崇禎歷書》大量引用《天體運行論》中的章節和圖,並把哥白尼視作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四個天文學家之壹.
《崇禎歷書》采用第谷體系後,很快被當時的中國天文界接受,如明末蘇州的薄玨就著有《各重天有本動、有推動、有帶動論》加以詮釋.[13] 《崇禎歷書》分為基本五目：法原,法數,法算,法器,會通.
徐光啟在主持改歷的時候,提出了壹套發展天文學的方法,他說：“欲明天事,只有深倫理,明著數,精擇人,審造器,隨時測驗,追合於天而已.……除此之外,無他道焉.”[14] 在徐光啟看來,修編《崇禎歷書》不僅是為修歷,他說：事竣歷成,要求大備,壹義壹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從流溯源,因枝達本,兼能為萬務之根本.此其書必愈數倍,其事必閱歲年.既而法意既明,明之者自能立法,傳之其人,數百年後見有違離,推明其故,因而測天改憲,此所謂今之法可更於後,後之人必勝於今者也.《崇禎歷書》正是按此目標來編寫的,作為基礎理論部分的“法原”,用以介紹基本天文理論,討論各天體運動的幾何模型及其建立方式,並把這部分內容排在“五目”首位.“法原”占據了核心部分,***有40余卷,占《崇禎歷書》的1/3.這在中國歷代修歷中是絕無僅有的.
在《崇禎歷書》中,《大測》、《測量全義》、《割圓八線表》、《八線表》、《南北高弧表》和《高弧表》等引入平面和球面三角學,《比例規解》和《籌算》引入兩種計算工具.
《崇禎歷書》所達到的成就,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最先進的.《崇禎歷書》不僅代表“西學東漸”的學術成果,還代表著中國對西方天文學的接納.可貴的是,明朝科學家對西方的科技知識加以批判地吸收,政府為科學研究提供良好的環境氛圍.
《崇禎歷書》於1634年修編完成,徐光啟時任“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他於崇禎五年當上內閣大學士,深受崇禎信任.他生病了,崇禎卻不放他回家,以至讓他死於任上.“崇禎皇帝對徐光啟去世深表悲痛,聞喪後輟朝壹天,追贈‘少保’,謚‘文定’.又派員賜給辦喪事所用物品及治喪錢等,還特派禮部尚書李康主持喪祭祭,並派人護喪回上海.”以表示對他的哀悼.而1633年被譽為近代科學奠基人之壹的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身監禁,其晚年極其悲慘.可以說,中國明朝政府對科學研究尤其是數學、天文學研究的支持超過歐洲.
5、皇家科技
明代不僅文人對科學有極大的興趣和研究成果,朝廷對科學研究的積極支持,甚至統治者階層本身也對科學有著很大的興趣,並做出了巨大貢獻.除最明顯的官至尚書的徐光啟和李天經、李之藻等人的例子外,我們再來看看另外幾個.
朱橚（約1361～1425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個兒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其母馬皇後.曾被封為吳王,後改封為周王.由朱橚組織和參與編寫的科技著作有《保生余錄》、《袖珍方》、《普濟方》和《救荒本草》.
朱載堉（1536～1611年）,系朱元璋九世孫,仁宗帝六世孫,鄭藩王族嫡世.是明代著名的律學家、歷學家、數學家.壹生撰述了大量音樂、數學著作.其父朱厚烷精通音律學,對朱載堉的影響和啟發很大.朱載堉對科學有巨大的貢獻,他是我國封建社會壹位富有創造性的學者,是明代科學和藝術上的壹顆巨星,中外學者尊崇他為“東方文藝復興式的聖人”.朱載堉和郭沫若壹起被列為“世界歷史文化名人”.
崇禎年間曾任兵部尚書的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學的學者之壹,著有《格致草》壹書,其特色：“不但對於個別自然現象作了科學的研究與記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從這些個別研究中尋找出通則與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謂的‘恒論’‘演說’.如卷壹有‘原理恒論’‘原理演說’.”熊明遇的兒子熊人霖也是西學名家,著有《懸象說》、《地緯》和《函宇通》.熊明遇對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響也非常大,方以智對自然科學和西學的興趣,即與熊明遇的啟蒙有關.
利瑪竇1610年（萬歷三十八年）病逝於北京,享年59歲.其生前信徒已達200多人.按慣例,外國人死後都要移葬澳門.但是中國人為了紀念利瑪竇,上奏朝廷,申請賜地、下葬北京.明神宗破例準奏,親賜安葬祀費,賜北京西郊“二裏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葬利子”“立石為文記之”,墓碑由順天府尹王應麟所立.這年十月下葬時,文武百官都參加了葬禮,非常莊嚴隆重.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曾記載,“時有內宦言於相國葉文忠（引者註：即內閣首輔葉向高）曰：‘諸遠方來賓,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壹如利子者乎?如無論其它,即其譯《幾何原本》壹書,即宜欽賜葬地.’”可見明朝的統治階層對科學的重視和不凡的胸襟.
清朝
清的科技有些傲人的發展,乾隆時官修的《醫宗金鑒》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經驗良方,並對《金匱要略》、《傷寒論》等書作了許多考訂,是壹部介紹中醫臨床經驗的重要著作.清代名醫王清任在醫學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醫林改錯》壹書.他強調解剖學知識對醫病的重要性,並對古籍中有關臟腑的記載提出了疑問.他通過對屍體內臟的解剖研究,繪制成《親見改正臟腑圖》二十五種,改正了前人的壹些錯誤,為祖國解剖學的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蘇州吳江人,著有《曉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幾種天文學方面的著作.他精通中西歷法,對二者異說,皆能條其原委,究其得失.他肯定了西洋歷法先進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許多缺點和錯誤.他對日月食的算法,對壹些天文數據的應用,以及回歸年的長度、歲差常數等問題,都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意見.由於他能結合中外經驗,進行獨立的創造性的研究,所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進了中國歷算學的發展.
梅文鼎,字定九,號勿庵,宣城人.他以畢生的精力,從事於中國古代歷算學的整理和闡發,同時也對西洋科學加以研究和介紹.所著天文、歷法、數學方面的書籍,***達
86種,在中外科學知識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寫的《古今歷法通考》,是中國第壹部歷學史.他的數學巨著《中西數學通》,幾乎總括了當時世界數學的全部知識,達到當時中國數學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該書的《方程論》部分,闡明了中國古代方程的獨創性,指出這種算法是西洋所沒有的；他在《勾股測量》、《九數存古》等部分,也都發揚了中國古代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塹堵測量》、《幾何補偏》部分,他介紹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學,並對西洋立體幾何作了論述和發展；而在《籌算》、《度算》、《比例數解》等部分中,則解釋和介紹了西洋的對數、伽利略的比例規等方法.
明安圖,是壹位著名的蒙古族歷算學家.他在乾隆時任欽天監監正.當時從歐洲傳進三個有關三角函數的解析式子,割圓三法（圓徑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沒有公式的證明方法.中國學者曾長期苦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種情況給當時的數學工作者掌握和運用這些知識帶來了壹定的困難.明安圖經過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寫出了《割圓密率捷法》四卷,不僅創用“割圓連比例法”證明了三個式子,而且進壹步創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壹系列的新公式.這是明安圖對數學的傑出貢獻.他是中國用解析方法對圓周率進行研究的第壹人.特別值得壹提的是地理測繪,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大地測量,經過三十余年的籌劃、測繪工作,制成了《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壹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乾隆時,又派明安圖等人兩次到新疆等地進行測繪,最後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制成了《乾隆內府皇輿全圖》.在這份地圖裏第壹次詳細地繪出了清帝國新疆地區.這兩份地圖,至今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嘉怯鄴十五年（1820年）繪制的《重修大清壹統誌》的清代疆域圖,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版圖,但由於雍正時期的禁教,以及後來的閉關自守政策,此得先進的西方科學無法傳入中國,失去了互相學習的機會,再加上清朝延續了明朝的科舉的惡習,文字獄以及八股文,使得中國科學已經逐漸失去了領先世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