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勇教授在《論明末清初閩粵客家向江西的後移》壹文中提到:
明末清初，江西，尤其是贛南，飽受清兵蹂躪。經過幾十年的戰爭，人口急劇下降，田地荒蕪。此時，由於朱明壹代的繁榮和人口的膨脹，閩西與粵東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據當地歷史文獻的記載和研究者的實地調查，贛州的客家人30%是“老顧客”，70%是從閩粵歸來的“新顧客”。這些閩粵客家後裔，大多在明清時期遷居贛州。贛南是客家人的重要發祥地。另壹方面，明末清初，大量閩粵客家人回流江西，尤其是贛南，說明贛南對客家人的發展壯大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此，贛南師範學院羅勇教授曾在其論文《明末清初閩粵客家人向江西的後移》中陳述:“目前贛南各縣閩粵移民後裔的人口比例大致為:尋烏、安遠、全南、定南、龍南、新豐、南康、大余、上猶、崇義約占70-90%。贛縣、興國、杜愚、會昌、瑞金約占50-70%；寧都、石城較少，約占20-30%。”“目前贛南居民格局是明末清初大量閩粵客家人遷回江西後形成的。”而且大量閩粵客家人遷回江西後，並不局限於贛南。進入贛南後，壹部分繼續北上，到達贛中、贛西北、贛東北甚至遷徙到湖南、四川，使客家人進壹步發展壯大。因此，贛南不僅孕育了客家，而且發展壯大了客家宗族。贛南在客家人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流民中，有“作亂侵疆的閩粵流民”，有被官兵“鏟平”的，就地安撫開墾。如《上猶縣誌》說:“若驕，必感去猶填海之憾。”也有被生活所迫回贛州做佃農的，如《直隸寧都縣誌》中說:寧都“賜足於人”，“城中世知屬鄉，招閩桂租耕”，“耕壹主之地十余代”。也有福建、廣西的佃戶被招去耕種。如《於都縣誌》說:“在本山縣，榛子之田甚多。當初居民甚稀，常招閩桂耕種，黨日多。”清初，征得閔海支持的鄭舊部被派往興國、贛縣等地開墾土地。但去贛州最主要的客流還是政府招回江西墾荒的人數。因為戰爭，贛州的舊荒地沒有開墾，新荒地遍地興起。戰爭在清初逐漸平息。為了恢復經濟，休養生息，政府壹再嘉許墾荒令，清初大批閩粵客湧入贛州。在任何時候，贛州都以其寬廣的胸懷、充沛的乳汁、慈善的面容，歡迎著無數南來北往的人們。她不僅哺育了最早的客家先民，也安慰和照顧了這些來回走動的“新客人”。所以贛州不僅是客家人的發源地，也是他們所依托的大後方。由於歷史悠久，贛南“老客戶”的構成相當復雜。
春秋以前，最遲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駐軍武陵後，中原大量漢人遷入甘南。漢朝為了征服東越和南越，朝廷多次派兵屯駐。梅嶺和大禹是以將軍梅思和禹的名字命名的。漢高祖六年(201)，為了加強對贛南的管理，在秦代葉楠郡的基礎上，在贛南增加了於都郡和贛縣，可見當時的人口壹定是相當多的。東漢時期，張羽縣人口從全國第53位(公元2年)躍升至前4位(公元201年)，人口凈增數居全國第二。雖然甘南不是當時張羽縣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但我們也可以預測它的繁榮。
仍有探子譜資料的贛南老主顧，大多是南北朝以後遷入的。如南朝元嘉年間寧都縣梅江鎮賴氏從浙江松陽遷入，南康縣榕江鎮嶺北氏，隋朝東門村千秋坪袁氏從河南開封遷入。唐宋時期更多的人遷入。比如石城縣有44個姓氏，寧都有46個姓氏。明初贛南人口流失嚴重，田地貧瘠，而贛中人口密度高到“比肩”，於是朱元璋下令嘉獎墾荒，大批南昌、吉安等地人口遷居贛南。在贛南，由於居民遷徙的時間和來源不同，同姓不同宗族的現象隨處可見。例如:
上猶縣堂李祖籍新余泉鎮，是唐西平第七子的後代。也是來到江西的李的祖先。同郡其他李氏，明清之際由兩廣遷閩，為福建上杭李火德後裔。前者是本地的李，後者是客家人的李。
上猶縣也有兩個劉氏。《劉氏宗譜》雲:“祖籍黃沙鴨湖，遷冀州陸陵寢。”是給老客人劉的。另壹座是清朝康乾年間從廣東興寧遷來的。是給客家人劉的。
上猶縣朱氏族譜載:朱軾，七十二朱世凱，居吉安府；.....八十六世紀，朱朝兵、朱朝煥遷居江西龍泉(遂川)。大約在宋末元初，壹個朱姓家族遷到上猶的窯洞定居，與此同時當地的李氏家族也來了猶大的祖先。縣城水南的朱姓，是當地朱姓家族從洞遷來的。清康熙年間廣東遷營前的大灘段客家朱家。
從同姓不同宗族的現象可以看出，贛南客家話的不同口音是相互影響的，在不同口音的交匯處最為明顯。經過數百年的發展，現代贛南客家話已經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