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紀昀的作品是“論據勝於雄辯”,有學術性,但沒有明顯的文學價值,或者說作者不重視文學寫作。蒲松齡的《聊齋》等作品為文學研究和民間文學研究提供了極好的範本。
第二,從古代學術語境來看,沒有所謂的“純文學”概念。古代文學和文獻往往指向散文或雜文的觀點,包括集中部的詞、張研究,經史亞部的學術著作和雜文。紀曉嵐的作品符合古人的學術評價標準,至今仍有很高的地位。紀昀古代的“小說”指的是子小說,而不是子小說和《聊齋誌異》中傳奇虛構章節的混合體。因此,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在古代從未進入正統文學領域,甚至被正統文人所不齒。蒲松齡對小說創作的熱情實際上極大地影響了他的科舉寫作。紀昀之所以批評蒲松齡寫《聊齋》不倫不類,是基於古文的立場,他在《嶽薇草堂筆記》中寫道“古文子小說應該這樣寫”。
所以這裏有壹個重要的現象:古人在創造某種風格時,壹般都有相應的風格規定。如果超過這個力矩系統,就會導致毀滅。古今評價標準不同,可以判斷文學水平,但壹定要看時代背景。蒲松齡的文學手跡在今天彌足珍貴,但在古代語境中,卻是壹條被壓抑、被勸阻的“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