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代雲南方誌和明初方誌的編纂
雲南建省以來，儒家文化在雲南廣泛傳播，雲南文化歷史進入與中原同步發展的新階段。明清時期，地方誌的發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雲南地方誌的編纂也進入鼎盛時期。最終，到了明代，雲南九次編修《雲南省誌》。並開始了福州縣誌的編纂，使地方誌的編纂更加普及。雖然明代的記載不到十種，但可查的記載有七八十種，其中福州、郡的記載有五六十種，這是明代雲南史學發展的新氣象。
明太祖洪武年間，雲南兩次編纂方誌。洪武十四年，雲南首次編纂方誌。洪武後期，第壹版《雲南誌》未流傳，後又重新編輯。洪武二十九年(1396)，西平侯木春命王景昌等人修訂方誌。文健二年(1400)左右，洪武將《滇誌》修訂成書，次年刻成。洪的兩部雲南誌早已失傳。解放後，趙萬裏編撰了壹系列雲南誌，大多抄自《永樂大典》，即洪武的《雲南誌》。
陳文等主編的景泰《滇文十卷》。該書成書於景泰五年(1454)。前六卷是地理誌，後四卷是藝術誌。地理分為兩部分:郡縣、建制、沿革、事件。事物分縣名、目的地、風俗、形勢、公恐、學校、景泉、亭、塔、廟、碑、墓、橋、旅館、名臣、人物、客家、詩詞等21門。事件中包含的文字比較簡短，大部分是從以前的記錄中記錄下來的，而不是當時的采訪。這本書雖然簡短，但在現存地方誌中是比較完整的，很有參考價值。
弘治《雲南通誌》，卷數不詳。景泰《雲南圖經錄》詩比事更詳。為了彌補其不足，銘記後世的事跡和人物，弘治十六年(1503)，雲南巡撫陳進認為方誌“閉制，含勸懲，不得不修”，提出再次修訂雲南方誌，任命巡檢司副使彭鋼負責。這本書是為了補充景泰《雲南圖錄》而寫的，所以其體例和內容多涉及雲南的制度沿革、事跡和人物、當時學校的科舉考試等整體情況。“當妳讀這本書的時候，妳會睜大妳的眼睛”(彭鋼的《雲南通誌》序言)。書寫出來後，沒有版本，只有手稿流傳。
鄭德《滇誌》四十四卷，周繼峰主編。周繼峰，本名鞏義，江西寧州人。本書以《雲南弘治通誌》為藍本，編輯次數略有增加。這本書完成後，將刻在鄭德之後。
(2)李元陽對雲南史學的貢獻。
李元陽(1497-1580)，字仁夫，大理人。他是嘉靖年間的秀才，學識淵博，多才多藝。著有《圖說心性》、《李全集》，地方誌有《大理誌》、《萬歷雲南誌》。他的《雲南萬歷誌》是明代方誌中較好的壹部，在體例和史學觀念上都有所創新。
第壹，萬歷的《雲南通誌》不僅選材精當，內容詳實，而且在體例上有所突破。《雲南萬歷誌》十七卷共分十二類:地理、建制、賦稅、軍糧、學校、科目、官師、人物、寺廟、文藝、儀式、雜誌。與景泰的《雲南圖誌二十壹書》和彭鋼的《雲南通誌二十九書》相比，有壹部新的《兵食書》，專門記載駐軍、軍事事實、駐軍等情況。明代，把雲南的駐軍制度和經濟狀況作為壹個重要方面來真實地反映明代雲南的社會經濟狀況，研究今天雲南的經濟史，特別是。
其次，在歷史觀上，李元陽在萬歷《雲南通誌》中表現出強烈的“天下壹統”的整體觀。雖然他編修《雲南誌》，寫的是壹面之史、壹地之史，但他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國家統壹的大局觀念，他始終把雲南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壹部分來記載。他在《雲南通誌》序中說:“雲南久為漢室，文之所漸圍，聲教之所流於左右。”開篇強調，雲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壹部分。自漢代在雲南設置郡縣以來，不僅在政治上確立了中原王朝對雲南的統治，而且中原文化也滲透到了雲南。不僅雲南的疆域與漢王朝融為壹體，而且雲南的思想文化也成為漢文化的壹部分。因此認為“今日雲南，亦是漢唐雲南；雲南之縣，為天下之縣”(《李元陽雲南通誌序》)。他如實記錄了南詔脫離唐朝獨立的歷史事件，但也指出:“不看土分之亂，怎知大壹統之治？”(萬歷《雲南通誌》卷十六《集密》)正視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是為了避免上壹代人犯下“邊官肆無忌憚，民不聊生”的錯誤，導致“割據之禍”(《萬歷雲南通誌序》)。所以特別重視邊疆問題，處理好民族關系。
再次，在萬歷的《雲南通誌》中，作者以“中外和諧”、“中外壹家”的進步民族觀，客觀記錄了雲南多民族的史實。以尊重和平等的態度，記住雲南當地的民族:“雖然他們的習俗比較粗陋，比如不接遺體，但是外人不封閉，而且他們尊重丈夫，妻妾不互相嫉妒，他們尊重上級。雖然在黑屋子裏聽到他們，但他們會跪下來，織工會下飛機，從業者會停下來，這是古代封建主義遺留下來的東西。”(萬歷《雲南通誌》卷壹《地理》)贊揚了少數民族樸實無華的民風；贊美漢武帝在雲南設置郡縣，實行“漢夷合壹”的政策；對明代“教化三皇五帝”、“國人不辯”、“親族壹家”的措施有詳細記載，對“雲南服飾文物與士官長幾乎和諧壹致”(同上)的成就有充分肯定。
第四，對於雲南這樣壹個多民族的邊疆省份，李元陽認為處理好民族關系，穩定邊疆，鞏固團結非常重要。它的良策是實行“愛民養夷”的制度。他認為，“獄制”的實質是“遷就外族感情，兼顧時勢”，“以官治民”，“以酋長治地，以郡縣治民”，逐步弘揚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最終達到雲南與內地同德的目的。以達到“土司在其位，洋人護其命”，使政治穩定，邊疆鞏固，思想統壹，文化融合，民族團結。本文客觀地記錄和肯定了漢代以來中央王朝在雲南實行羈縻制度所取得的成績。
(3)謝《雲南略》和《雲南誌》。
謝編著的《雲南概況》十卷。謝，祖籍杭州，福建長樂人。萬歷年間，他在雲南參政。《典略》分為10大類，名稱略顯，即《半略》記疆域、《生略》記山川、《禪略》記物產、《俗略》記民俗、《紀》記官員、《賢略》記鄉賢名人。《世略》記載實際事跡，《文略》記載藝術作品，《義略》記載各族情況，《雜略》記載軼事。《四庫全書》的總結稱之為“壹部有證據、有敘述方法的書，比地方誌更高雅、更優雅。”這本書寫好後，天啟年間在大理刻了《典略》。
劉文正所著《天啟雲南誌》三十三卷。該書無後記，順序混亂，編纂過程不詳。從他的《普通案例》中可以看出，劉文正是根據李元陽、包建傑的地方誌和他自己的見解編纂此書的，共分十四類。這本書是明代雲南省的最後壹部編纂。其體例多沿襲舊錄，補萬歷初年後五十年；類別列表上也出現了遺失物品舊記錄中沒有設置的新類別，如征途、土司官家等。，這是相當重要的。就整理的資料來看，《天啟》中關於雲南的記載可以說是明代雲南記錄中最完整的壹部。
(4)穆氏宗譜、陸氏史、安氏世紀、西南彜誌
這些書屬於明代少數民族的民族歷史文獻，代表了明代雲南少數民族史學的成就。
不分卷的《穆官譜》是明朝編修的。這本書的全稱是《玉龍山焦玲本那木木木仙氏後裔官方家譜》，也就是麗江地方官賈母的家乘，保存了元代至清初滇西壹大片地區的歷史遺跡。元明以來，雲南地方官、土司大多以譜牒記載家世，但最為詳細的是穆的官修譜牒。這本書最早的記載《東巴經》是納西語的，記載了世界萬物創世之初，然後敘述了其始祖葉孤年及其後幾代人的事跡，歷經秦漢唐宋，記載的歷史事件也比較簡略；元代至元初，穆成為滇西著名土司後，記載非常詳細，有年號、封號、公函等。與史書基本壹致，但比史書更真實、更詳細。直到清朝雍正元年，木之書正式記載結束。穆氏族譜是滇西北重要的地方史料，也是納西族文化的重要經典。
《魯三史》原名《路萌故事集》或《西雙版納故事集》，是西雙版納的壹部古代史著。最初是用傣語寫成的，被當地人奉為國史。只有宣威部保存了壹份珍本，其他兇魁和重要人物也收藏了，但都保密，不肯輕易展示。後來，李從、猛海得到了《中篇》和《下篇》兩卷，又在得到了另壹卷。參考其他書籍，李於1945將其翻譯成中文。記載的時間是從庚子五四二年(宋七年1180)到1226年(清同治三年1864)，* * *是684年。根據方國瑜先生的調查，傣文是在明初創立的，所以這本書是在傣文創立後的明朝和清初寫成的。書中內容涵蓋了傣族社會生活和土地所有制的方方面面，是研究傣族社會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
安的《世紀》原書名是《皇帝的世紀》，書名是《人類歷史》，是系列隨筆之壹。貴州大定冬瓜林鄉譚筆，老譯。《安氏世紀》是壹部水西彜族安氏族譜，從始祖西木澤到譯者共120代。滇黔川彜族的歷史狀況反映了貴州水州Xi安家族的世系。這本書詳細載有家譜和壹些地名，但對歷史事件卻很簡略。是彜文史料的傑作。
《西南支壹》是貴州畢節彜文翻譯小組羅從彜文文獻中翻譯過來的。根據譯本的敘述，這本書的成書日期不詳，只能從書中記載的壹些事情推測，可能是清朝改土歸流之前。這本書是熱土項目的壹個序幕。它收集了許多未寫成的短書，用彜語加工成這本書。這本書的內容包括古代混沌中壹切事物的出現和發展；人類的起源和發展；土族部落和其他民族的分布；各部落的族譜和習俗等。全書37萬多字，400多種書名，是壹部全面的彜族史書。
概括起來，明代雲南史學的發展有以下幾個特點:第壹，明代雲南史學的發展比前代更快，進入了與中國大陸同步發展的新階段。這與明代雲南文化發展步伐的加快是壹致的。尤其體現在明代雲南地方誌的編纂上，不僅省誌連續九次修訂，各州縣的地方誌也開始大規模編纂。明代雲南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封建王朝的統治權力深入到大部分地區的基層，封建教育制度也相應實行。本土知識分子逐漸增多，內地漢族知識分子紛紛移民或入仕雲南。雲南各地都有學者，為地方誌的普及和編纂創造了條件。第二，雲南的歷史傳統，壹脈相承的大局意識，大壹統的觀念，民族平等的思想，得到了發揚光大。這些先進的歷史觀成為以李元陽為代表的雲南史家編纂雲南地方誌的主導思想。同時，明代大量漢族移民進入雲南，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朝夕相處，世代和睦相處，共同發展，這些都成為影響雲南歷史思想的重要方面。第三，民族史學也有很大進步。明代，雲南出現了以族譜為主，用民族文字記載少數民族發展歷史的史書。這些史書雖然記錄了不同民族的發展過程，但也反映了中央王朝對各民族發展的影響，反映了雲南史學多元壹體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