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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推動了這壹轉變，促進了現代史學的誕生。顧頡剛雖然在五四時期就卷入了這壹轉型過程，但他借助時代潮流和新觀念，為現代史學範式的建立做出了積極貢獻。他與胡適等人壹起，努力從根本上擺脫封建政治文化束縛的舊學術觀念，為現代史學的建立掃清了思想障礙。他提倡懷疑主義，鼓勵獨立思考，反對迷信和盲從古聖先賢，宣傳科學研究方法，促進了近代歷史觀念和方法的廣泛傳播。他在古史研究領域實踐了現代史學的理念和方法，為中國現代史學範式的建立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首先，從整體上看，顧頡剛的古史研究突破了傳統史學，表現出壹種新的研究思路。他用“歷史進化論”的方法調查研究古史的傳奇經歷，使中國古史研究走出了以“敘述”為特征的傳統史學範式，為以“解釋”為特征的近代史學範式奠定了基礎，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他壹再強調自己是在為史料和史書的考證做壹些具體的工作，但他對現代史學的理解和認識，使他的研究不局限於史料和史書的考證，也不停留在簡單的“疑古辨偽”上。他的研究繼承了傳統史學的考據傳統和儒家經典的辨偽傳統，用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探索和解釋了古代歷史傳說演變的原因。顧頡剛雖然沒有寫壹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史通史，也沒有系統論述他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但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提出“中國古代史是積累造成的”的觀點，在30年代對中國古代史進行總體反思，重新研究中國古代史，都體現了壹種不同於傳統研究範式的新思路。他的《秦漢大壹統的起源與戰國人對世界的想象》、《春秋孔夫子與漢代孔夫子》、《五德終結論下的政治與歷史》等壹系列古代史著作，為人們從觀念和傳說演變的角度研究和學習古代史開辟了新的視角和新的領域，開了我國現代史學史上觀念研究和學術發展的先河。
其次，“堆積而成的中國古代史”是顧頡剛用進化史的觀點考察《史記》中的中國古代史得出的結論。它是現代史學的產物，也是他畢生研究古代史的核心觀點。歷史認識論在顧頡剛古史研究中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區分了記載的歷史和客觀的歷史，使他敢於質疑古籍記載的古史。他認識到文獻中記載的古代歷史受時代和人為的影響和制約，容易摻雜著記錄者自身的感受、風俗文化、道德判斷標準等主觀因素。因此，他指出:“直接從古籍中整理出古代歷史遺跡”並不是壹種“穩妥的辦法”；“相信經書忠實於歷史，以經書上的話為準，這是真的，否則就是假的”，這就更不可取了。這種認識在今天已經成為常識，但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二是在此基礎上，把研究的重點從如何論述客觀古史轉移到文獻記載中的古史傳說和演變經驗上來，即進壹步考察客觀古史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的觀念中是如何演變和變化的。他認為，雖然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尋求真理，但在尋求真理的條件不充分時，不能“強求壹個尊重”或“強求壹個真理”，主張“不立壹個真理，窮則變”。這種歷史認識論的見解在今天仍然是有價值的。
第三，顧頡剛的研究態度和方法體現了現代史學強調科學和實證的特點。他對舊古史制度的大膽質疑適應了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的需要，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但從他的研究實踐來看，這種轟動的社會效應並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他質疑舊的古代歷史體系，因為它缺乏足夠的歷史證據。當壹些人要求他建立壹個新的古代史體系時，他不敢答應，同樣的原因是他覺得缺乏史料和證據。可見他對古代史的研究是嚴謹的，不是壹部適應形勢需要的應時之作。他在研究中盡量保持寧可懷疑也不願在沒有證據和史料的情況下下結論的態度，這是壹種客觀求實的科學態度。在研究方法上，顧頡剛還率先運用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方法，拓寬了古史研究的思路。這充分體現了現代史學利用多種學科輔助歷史研究的特點。他將民俗學、地理學、地質學、傳說、故事、戲劇引入古代史研究，從而獲得許多新的見解和認識。他說，他對“古代歷史和傳說經驗”研究的重視，是受到了民俗學研究故事方法的啟發。
在20世紀中國史學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顧頡剛是近代史學建設陣營中更新觀念、創新研究實踐的學者。他的古史研究雖然有壹定的局限性，但其指導思想、總體思路、研究態度和方法明顯不同於傳統史學，在中國史學現代化進程中具有現代史學的“典範”意義，其開拓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