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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現中的小麥

中國小麥的發生發展歷史壹直是學術界關註的問題。考古發現中的小麥妳了解多少?以下是我為妳整理的考古發現中的小麥,希望對妳有所幫助。

考古發現中的小麥:導論

小麥是旱地高產作物,也是我國北方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中國小麥的發生發展歷史壹直是學術界關註的問題。這不僅是因為它在農業史研究中的意義,也是因為它在考古文化研究中的意義。隨著對古代文明進程研究的深入,史前時期人口、資源與環境關系的研究成為考古學家關註的熱點問題。現有考古資料顯示,它正處於文明進程的關鍵時期?㎜龍山時期,考古遺址中普遍出現了小麥遺跡,這可能暗示了當時人類社會的巨變與農業有關,尤其是小麥種植(1)。農業對考古學文化發展的直接影響在北美東部的史前文化中也很明顯(2)。由於考古資料的限制,對於小麥這壹重要糧食作物在中國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仍有許多模糊的認識。通過系統收集已發表的考古資料,對我國先秦考古遺址出土的小麥遺存(三)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小麥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提出了今後研究的思路。

考古發現中的小麥——中國早期小麥遺存的考古發現

按照學術界的普遍看法,西漢以後,小麥已經成為中國北方的主要糧食作物之壹。從新石器時代到先秦時期是探索這種作物在中國出現和早期發展的關鍵時期。所以,在這篇文章裏?早?指的是秦朝及其之前的時期。中國早期小麥的研究壹直受到植物學家、農學家和古代文獻學家的重視,但缺乏從考古學角度的研究。其實考古資料在研究這個問題上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對公開報道的小麥考古遺存進行系統檢索後發現,到目前為止,小麥考古遺存的相關報道不僅數量少,而且部分材料可信度低。我們把收集到的相關資料分為兩類,壹類是發表在官方考古報告上的,壹類是轉載或發表在非考古報告上的。第壹類數據還可以根據標本是否經過專業人員鑒定,細分為兩類。

從表中可以看出,最早的小麥遺存是河南省單縣廟底溝約7000年前的小麥植株印痕。這壹信息在官方報告中沒有報道,只是在說明性文章中提到;這麽認為嗎?小麥印象?不清楚是小麥還是大麥還是其他小麥。陜西寶德王家灣出土的史前時期?麥粒印記?,既沒有在官方報告中看到,也沒有明確的小麥或大麥(23)。20世紀60年代報道的新疆巴爾坤縣石人子當地碼頭遺址發現的遺骸,也是?麥?不清楚是小麥還是大麥。鑒於以上,我們暫時對這三個資料有所懷疑,即我們在分析我國早期小麥遺存的時空分布時,並不使用這些資料。此外,文獻20中提到的幾個殘存材料,除了山東日照的兩個鎮、河南洛陽的皂莢、陜西周元和安徽亳縣的釣魚臺沒有參考文獻。自然不能把商代早期河南偃師商城新密寨的發現和殷墟晚期的發現作為官方資料。關於遺跡的年代,我們優先考慮炭化小麥的年代測定結果,但炭化遺跡本身的年代測定是最近才被關註的,我們看到的報道大多沒有對炭化遺跡本身進行年代測定;因此,如果小麥遺存與明確的考古文化遺存的關系是確定的,就采用它的年代;新疆發現的三個遺存的年代是根據與之配套的考古文化遺存的年代來確定的,但問題是考古文化的年代也是不確定的,比如對於新疆?包括彩陶類型?孔雀河下遊墓葬的年代沒有明確的說法,這三處遺存的年代也只是推測。這篇論文也有疑點,至少需要新的數據來證實。

如果暫時不考慮上面提到的疑點小麥遺存,可以做圖l,從圖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最早的小麥遺存是龍山時期,空間分布從甘肅天水西山坪遺址(距今4800年)到甘肅民樂東會山(距今5000年?4000年),陜西武功趙家來(4400?4000)、岐山周元,至山東(24)茌平教場鋪、膠州趙家莊、日照等鎮;夏商周時期不僅有小麥遺存,還有大麥遺存,包括河南登封的王成剛、洛陽的皂莢和二裏頭文化的偃師二裏頭(二裏頭文化三期)、河南偃師二裏頭、陜西岐山的周元、商代的西藏昌國溝、安徽亳縣的釣魚臺、周代的青海鳳臺。

以上資料表明,在龍山時期,我國黃河流域似乎突然大規模出現了小麥,而從膠州趙家莊等遺址出土的炭化小麥形態來看,顯然是完全馴化成熟的小麥,已經遠離了小麥種植活動的初始階段。然而,我們發現河南省沒有發現龍山時代的小麥遺跡。之後的夏商周時期,小麥遺存的空間分布有所擴大。如果將這壹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的商代小麥產量相比較,發現兩者極不相稱。同時認可夏商周時期考古文化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這與考古發現的小麥遺存數量少是不壹致的。基於此,我們推測龍山時代發現的小麥遺存與夏商周時期有很大偏差,即河南省龍山時代考古遺址會有小麥遺存(25),夏商周時期小麥遺存的數量和分布可能遠遠超過我們現在的發現。

考古發現中的小麥:中國早期小麥的研究現狀

中國小麥的起源壹直是學術界感興趣的話題。壹般來說,要探討壹個國家或地區某種作物栽培的起源和發展,首先要了解其發展的時空範圍。最早的地方或地區常被認為是起源,那個地方的時間就是起源的時間。中國在古代就種植了普通的六倍體小麥。關於中國早麥的來源,有兩種基本相反的觀點。壹種觀點認為中國早期小麥是從西亞經中亞傳播過來的(26),另壹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小麥起源於當地。有人主張發源於黃河中上遊及其高原地區(27),也有人主張發源於黃河下遊山東地區(28)。

普通小麥由西亞傳播的觀點,主要是基於我國不具備普通小麥的種屬條件,普通小麥(即六倍體小麥)是由栽培的二粒小麥與四粒山羊草自然雜交,雜交染色體自然加倍形成的種屬(29)。中國歷史上從未種植過二粒小麥,自然界也沒有野生的二粒小麥。因此,盡管作為天然植被成分的節節麥分布在新疆伊犁河谷,並作為雜草存在於陜西、河南兩省的黃河中遊地區,但我國並不具備節節麥與二粒小麥自然雜交的客觀條件,即不具備普通小麥品種形成的條件。目前考古資料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中東歐的許多考古遺址中出土了壹種普通小麥(去殼斯佩爾塔小麥),而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中亞、安納托利亞高原中部、印度和中東歐洲普遍出現了另壹種普通小麥,這可能是後來傳入中國的小麥品種(30),而中國的普通小麥只是在5000年左右。當然,實際上,普通小麥作為壹個物種,雖然不是在中國形成的,但是從它傳到中國以後,經歷了很多變異,這是適應環境的結果。這些變化包括?雲南小麥?(普通小麥。雲南王)?西藏半野生小麥?(田裏的雜草)。西藏邵)?新疆小麥?(普通小麥petropavlovshiyidong)等。物種起源中心和多樣性中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起源中心是指壹個物種形成的地方。當壹個物種在新的環境條件下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和人工培育,可能會形成許多新的變異,產生壹些新的物種。這個變異豐富的地方叫變異中心,也叫多樣性中心或次級起源中心。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普通小麥品種,中國是普通小麥的多樣性中心、多樣性中心和二級起源中心。

主張普通小麥起源於黃河中上遊及其高原地區的學者,主要依據是:20世紀50年代,在河南省盧氏縣、陜西省三門峽、洛陽、寶雞、Xi安等地發現了與六倍體普通小麥有親緣關系的節節麥。在20世紀70年代,六倍體野生小麥。11月)在西藏被發現。根據這些發現,有學者提出了普通小麥起源於中國的觀點,甚至聲稱中國小麥是由東向西傳播的(32)直到歐洲(33)。但是,即使在中國發現了節節麥,如果不能證明中國曾經栽培過節節麥,六倍體普通小麥是栽培的節節麥與節節麥雜交的結論沒有得到修正,也不能證明普通小麥可能起源於中國。至於嗎?來自中國的獨特?雲南小麥?在普通小麥中?不難發現六倍體普通小麥從野生型到栽培型的類似自然進化譜系。這種說法不僅不符合目前對普通小麥形成條件的認識(六倍體普通小麥是栽培二粒小麥與節節麥的雜種),而且需要加以證明。只有通過實驗在雲南小麥和其他普通小麥中找到六倍體普通小麥從野生型到栽培型的相似自然進化譜系,才能進壹步推測普通小麥可能起源於中國,在此基礎上還需要考古證據。事實上,碳化小麥的考古遺存並不支持這壹觀點。目前在黃河中、上、下遊發現的早期炭化小麥遺跡年代基本壹致,黃河中上遊沒有發現早期炭化小麥的證據。

小麥起源於山東,然後傳播到周邊地區的觀點,主要依據的是古代文獻。古代文獻的可信度問題已經是老生常談了。而且還必須註意到,龍山文化時期炭化小麥遺存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在山東,這可能暗示著山東省的小麥種植在龍山文化時期已經發展到壹定程度。而且從炭化小麥遺存的形態特征來看,山東龍山文化時期的炭化小麥遺存已經遠離栽培小麥的起源階段,具有壹定發育階段的特征。那麽,如果僅僅根據古代文獻和考古資料,就得出普通小麥起源於中國東部的結論呢?在山東省,證據明顯不足。而且,對某種作物起源的研究,沒有現代生物學研究的參與是做不到的。目前,不僅在山東省沒有發現任何與兩種小麥作物種植有關的遺跡,就連黃河中遊的節節麥在山東也沒有發現任何蹤跡。

總的來說,上述觀點都有缺陷,即未能證明小麥的確切來源。如果再看壹下圖、表中所列的炭化小麥考古遺存,就會發現這種情況是符合邏輯的,即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相關研究(指與小麥等遺存相關的古植物學分析等。)並不能支持我們對中國早期小麥的歷史做出科學的結論,只能根據壹些數據進行推測。換句話說,現在還遠未到對中國早麥起源下結論的時候。參照西亞小麥和東亞水稻起源研究的歷史進程,我們認為中國早期小麥歷史的研究需要積累大量的考古資料,同時要開展野生植物資源等相關領域的研究。

考古發現中的小麥——關於中國早期小麥研究的幾點思考

我們認為,中國早期小麥種植研究應從考古發現、種植環境條件和野生植物資源等方面進行系統分析(34)。

1.小麥遺跡的考古發現

這兩種關於中國小麥起源的觀點都需要通過系統分析現代植物和考古遺存來加以完善。我們的研究需要積累數據,探索方法。我們同意采用壹種新的觀點來研究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35)。考古遺存首先要積累資料,然後進行形態學的綜合研究。

上篇對目前發現的小麥遺存進行了整理和分析,結果表明,在那些可靠的材料中,最早的小麥遺存屬於龍山時代早期,即距今4800年左右,夏商周時期發現了各種數量的小麥遺存。自龍山時代以來,小麥在黃河流域廣泛分布,上下遊均有發現。黃河中遊的河南沒有發現,可能是工作原因。實際上,中國小麥的考古發現還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首先,已調查發掘的遺址數量與實際存在的考古遺址數量相差很大,空間上還有很多空白區域。雖然目前無法預測如果從更多的遺址中提取植物遺存,能發現多少有小麥遺存的遺址,但至少會有壹些突破性的發現,否則龍山文化時期小麥普遍性的突然出現無法解釋。第二,已經調查和挖掘的遺址中只有少數經過浮選。假設已經發掘的遺址中有50%以上經過了浮選和科學取樣,我們發現小麥遺跡的數量也將呈指數級增長。在積累小麥遺存資料的同時,還必須關註相關的資料,包括與早期小麥栽培有關的雜草和農田的遺存,與小麥栽培和收獲有關的工具的研究,灌溉系統的發現和研究。在上述研究工作中,應綜合運用大型植物遺存(碳化植物種子、植物碎屑等)分析等植物考古手段。)和微體殘留物(花粉、植矽體和澱粉粒等。).

探討中國小麥種植與西亞的關系,新疆和西藏是必須關註的地區。新疆新石器時代或先秦時期的炭化小麥需要系統的取樣分析。西北地區植物考古的系統取樣和分析,可能是厘清中國小麥種植歷史的唯壹途徑。

根據山東近年來的植物考古發現分析(36),經過系統浮選的遺址多有小麥。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在黃河流域進行系統的植物考古分析,在整個黃河流域,甚至在中國北方的古遺址中,都有可能獲得更多更早的小麥遺存。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探討中國早麥的起源和發展,壹定會得到更可靠的證據。當然,我們還需要根據國內外的研究和發現,從理論和模式上進行思考,為全面的研究做準備。如果小麥是從西北傳到山東的,我們需要從考古文化的研究中找到更多的證據,因為這種農業技術的傳播應該是通過人員的交流來實現的。

此外,我們還需要對不同時間和空間範圍內的小麥遺存進行更細致的分析和研究。目前只對陜西周元王家嘴出土的炭化小麥進行了測定分析,結果為121粒小麥,其中1粒屬於龍山文化時期;小麥具有典型的特征,如圓柱形、背鼓、腹溝深。其中隨機抽取測量的20粒,平均長寬分別為3.39和2.61 mm,略小於現代小麥。新疆孔雀河下遊北岸墓葬中出土的小麥遺存距今已有4000多年,其顆粒明顯小於新疆巴坤縣石仁增當地土墩遺址出土的麥粒(37)。

2.種植條件分析

大多數農學家或農業氣候學家聲稱,沒有灌溉系統,中國北方就沒有種植小麥的條件(38)。主要原因是小麥種植在冬春季節需要雪水保墑,華北地區的氣候條件無法滿足這壹需求。如果沒有灌溉系統,很難種植小麥。那麽,我們需要回答兩個問題:(1)龍山時期或更早時期的氣候條件有多大的不同?這個問題需要在古氣候和環境中研究,目前還不能給出確切的答案。但已發表的全新世氣候研究成果表明,全新世至仰韶時代氣候要溫暖濕潤得多,而龍山時代經歷了壹個降溫幹燥的過程(39),而現有的考古發現表明,龍山時代黃河中下遊地區仍廣泛種植水稻(40),這可能表明即使在龍山時代,氣溫和降水條件也比現代好。因此,在全新世早期,黃河流域可能具備了種植小麥的溫度和降水條件。(2)龍山時代或更早的黃河流域有灌溉系統嗎,或者說有灌溉系統的可能性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仰韶時代已經廣泛種植水稻,水稻種植需要灌溉系統,所以客觀上具備了修建小麥灌溉設施的條件;其次,出現在7000年前後,龍山時期較為常見的水井可能與灌溉系統(41)有關。所以,雖然現在還沒有發現灌溉系統的考古遺存,但是龍山文化甚至更早的時候就有灌溉系統,應該是毫無疑問的。這裏還要考慮到史前時期灌溉系統保存的巨大難度,因為中國是壹個古老的農業國家,世世代代都在從事農耕活動,後人對上壹代的灌溉系統進行了破壞或改造,客觀上造成了我們發現史前時期灌溉系統的難度。

以上分析表明,黃河流域在龍山時代甚至更早就具備了種植小麥的氣候條件,可能還有灌溉系統,從客觀條件上可以滿足小麥種植的需要。

4.野生植物資源研究

農業是人和植物的關系。關於壹種作物栽培的起源,只有在這種作物的野生祖先分布的地區才有可能。只有野生祖先的多樣性中心才可能是起源中心,這壹點已被西亞稻麥起源研究所證實。因此,要研究中國早期小麥種植的歷史,不僅要對植物的考古遺存進行系統的提取和分析,還要開展植物生態學的研究,而首要任務就是開展植物學調查。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壹些基礎。20世紀50年代,粗穗山羊草首次在河南省陜西省三門峽縣和盧氏縣被發現。後來發現它廣泛分布於黃河流域的許多地方,甚至新疆的新源牧區。實驗證明它是人工合成六倍體普通小麥的親本之壹,被稱為?中國小麥草?(42);陸續在雲南發現?鐵殼小麥?雲南小麥是野生種向人工合成六倍體小麥的過渡類型。

隨著進壹步的調查研究,我們可以在兩個方面下功夫,有所突破。首先,在發現最早小麥遺存的地區(43),對野生植物資源進行了系統調查,分析了小麥種子形態和可能的農業區,探討了它們與西亞最早普通小麥遺存的關系。這壹研究成果將成為我們了解中國早麥起源的重要參考資料。其次,系統分析我國現存小麥野生祖先的生態環境特征,研究全新世以來周邊地區的植被重建,尋找新石器時代早期與小麥馴化相關的植物資源。這壹結果將是對第壹項研究的重要補充。

先秦時期是中國小麥種植的最初發展階段。

現有考古資料表明,黃河流域的小麥種植活動自龍山時代以來就比較普遍,小麥種植可能在二裏頭文化和商周時期就保持了持續發展的勢頭,而文獻記載可以證明,自西漢(44)以來,小麥已經成為中國北方非常重要的糧食作物。

傳統的觀點認為,小麥是在商周時期才在黃河下遊發現的(45)。現在看來,這種觀點肯定需要修正。在龍山文化時期,小麥不僅在黃河下遊的山東省種植,而且可能變得更加普遍。小麥在農作物中的地位可能僅次於水稻或小米和小米,但絕對比大豆更受重視。在山東已被系統漂浮的龍山文化時期的四個遺址中均發現了炭化小麥遺跡,這可能表明當時當地小麥種植已相當普遍。當然,要證明這個問題,還需要對更多的龍山文化遺址進行植物考古研究。黃河中上遊也是如此。目前國內發現的最早的小麥遺存是甘肅天水西山坪遺址出土的炭化小麥,距今4600年,甘肅民樂東灰山遺址距今5000年。四千年。這個年代的數據是否說明黃河中上遊的小麥種植比黃河下遊更早出現還沒有定論,還得等待更多的考古證據。

目前發現的夏朝小麥相關遺存數量較少,且主要集中在河南洛陽地區,這可能與夏朝持續時間較短,考古遺址缺乏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有關。目前已發現與小麥有關的遺存,如王成剛登封二裏頭文化時期的炭化小麥,洛陽二裏頭文化時期的炭化小麥和大麥,河南偃師二裏頭文化三期相當於麥穗的刻有麥穗的陶片,麥粒飽滿而長(另有壹個稻穗碎片)。

商周考古遺址中與小麥相關的遺存數量增多,分布範圍明顯擴大。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商代晚期主要有炭化小麥;大約公元前1370年(距今3500年),在西藏昌國溝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大麥、小麥、谷子、蓧麥和豌豆。青海鳳臺加賀文化遺址浮選獲得2000多粒碳化植物種子,其中以大麥(H. vulgate)、小麥(T.aestivum)和谷子(S.italica)為主,大麥占90%以上,農田雜草種子數量也比較多,可能說明當地的農耕活動比較大(49)。炭化小麥(50)儲存在濤哥的釣魚臺遺址在安徽省豪縣,在西周時期。周元小麥數量占出土糧食的1.7%,出土概率未公布。周早期小麥的數量占同期出土糧食的13%;可能說明周人已經大規模種植小麥了。

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分析中國先秦時期農作物的比例還不成熟,主要是植物考古已經系統分析過的遺址數量太少,結果沒有統計學意義。然而,那些偶然發現的作物遺骸的統計意義更值得懷疑,因為它們具有偶然性。但是我們在山東龍山文化遺址發現的東西可以給壹些啟示,因為在植物考古中已經系統研究過的四個遺址中,發現了四種農作物,分別是粟、黍、稻、麥。雖然無法確定所發現的豆類植物是否為人工栽培,但其普遍性暗示著人工栽培的可能性非常大,至少在當時人們的食物中是如此。我們還註意到,即使在山東,不同地點的各類糧食作物所占的比例也是不同的(51),這可能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環境對作物構成的影響。因為即使在農業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農業的地域特征也是非常明顯的。我們還註意到壹個明顯的問題,那就是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出土的小麥遺存是否意味著當地種植了小麥?嚴文明先生認為,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大溪文化、北音英英文化、薛家崗文化、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長江中下遊各大文化區的工業經濟中,農業很可能占主導地位,貿易活動在經濟活動中也十分活躍(52)。如果承認黃河流域也有同樣的發展水平,那麽考古遺址中的小麥遺存不壹定能反映小麥種植活動。這裏提出的問題是,在研究古代小麥耕作活動的過程中,壹定要註意麥田的尋找和確認。當然,水稻、小米等其他作物也是如此。古代農田的研究是古代農業研究的關鍵壹步。

綜合以上來看,雖然中國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就有種植小麥的自然條件,考古發現時代最早的小麥遺存是龍山時期,但中國的小麥是否原產於當地,仍然是壹個需要多學科合作來證明的科學問題。而且,對中國古代小麥種植情況的研究也將成為考古學和農學共同關註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