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辭賦指的是西漢時期的賦體文字。西漢辭賦是漢代文學最具有代表性的樣式，它介於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可以說是詩的散文化的特化。西漢辭賦對諸種文體兼收並蓄，形成新的體制。西漢辭賦興起後形成了兩種基本形式，就是騷體賦和散體賦；它們壹抒情、敘事、體物構成西漢辭賦的基本狀態，並湧現出賈誼、牧乘、司馬相如、楊雄等壹批卓有成就的辭賦家。他們以辭賦表現自我的情懷和社會景觀，又在鋪陳、誇飾中展示自我的學養和藝術想象力，使西漢辭賦在當時打的文壇上獨具光彩，引導者其後辭賦的發展。
西漢的騷體賦以哀婉為基調，或抒發自我的人生失意之情。 因屈原的《離騷》而得名，繼承了楚辭的抒情性、鋪陳的表現手法極其典型的楚語“兮”標識，也更接近於傳統的抒情之“辭”，而不是體物之“賦”。以賈誼為先驅，主要防屈原的《九章》而成的“九體”。西漢辭賦家在創作上因襲楚辭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壹是帝王的好尚和楚聲的傳播；而是壹些文人因仕途坎坷，有感於屈原、宋玉的人生際遇，接受楚辭的表現形式和風格，抒發自我人生失意的情感。西漢散體賦的產生較之於騷體賦要復雜的多，不像騷體賦直接襲用楚辭的表現形式和風格，而又賴於諸多文學手法與風格的影響。其壹是《詩經》的影響；其二是楚辭的影響。除了文學的承傳之外，西漢散體賦的產生還受到了社會環境的影響。
? 西漢騷體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賈誼，代表作是《吊屈原賦》，其情調、風格與《離騷》相似，只是篇幅短小且沒有屈原那樣豐富的想象、浪漫的情思及死節之誌。賈誼在這篇反復社會的賢愚倒置，將自己的失誌不平盡於其中。表達遠逝自藏或輔其他人主的意願。這既是惋惜屈原自沈泊羅，又是自我人生的哀憫和新思考，沈郁悲慨，發人深省。此外，牧乘的《七發》標誌著新體賦的正式形成，司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體賦的最高成就。
? 而西漢滅亡後，並沒有削弱牧乘、司馬相如散體賦以及賈誼騷體賦度對東漢辭賦家的影響。散體賦和騷體賦依然是東漢時期重要的辭賦文體，並沿用西漢散體賦的體制和表現手法，因而有類似西漢散體賦的風格。東漢的散體賦以京都為主要題材，這是辭賦創作的新變。
其中班固的《兩都賦》系統地梳理了辭賦的源流，闡明了辭賦家的用心，也表達了他對辭賦的認知。他認為賦是古詩之流，賦產生於賢人失誌。班固所說的“抒情而同諷喻”與“宣上德而盡忠孝”是賦家創作的基本動因。前者註重融百姓情感與自我情感為壹體，反映社會生活，批評時政。後者既迎合了帝王潤色鴻業的需要及其好歌頌的心理，又是附加賦家盡忠孝的實現。辭賦的創作往往諷、頌兼備，從而使抒下情與宣上德自然融合在壹起，只是抒下情較多地表現了賦家的真實情感，而宣上德則往往用了比擬誇誕的手法。班固的《西都賦》“極眾人之所以眩耀”，以誇飾西京的奢華與天子生活的放縱，偏重體物，體物繁密典麗。
總之，漢賦的文體來源是多方面的；“賦”源之於《賦》，由此，漢賦是“壹代之文學”，在文學上有其不可抹殺的存在價值，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