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平浪跡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廣泛接觸了生活的各個層面。他的鮮明的個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時代氣息的基礎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輕時就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常欲壹鳴驚人，壹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範傳正《唐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強烈的任俠作風：尚武輕儒，脫略小節，輕財好施，豪蕩使氣。年輕時“東遊維揚，不逾壹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接濟之”（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喜豪飲縱博，又精於騎射。他不屑於走壹般士子由科舉入仕的常軌道路，而希望壹舉成就大業。他又不無虔誠地求仙學道，采藥煉丹，獨孤及說他出門的行裝是“仙藥滿囊，道書盈篋”（《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還從山東尊師高如貴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為道教徒的儀式。他對排難解紛的策士頗為傾心，有縱橫家的氣派，崔宗之說他“清論既抵掌，玄談又絕倒。分明楚漢事，歷歷王霸道”（《贈李十二白》）。《新唐書·文藝列傳》也說他“喜縱橫術”。總之，“誌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而上述各個方面，又正是盛唐時代社會習尚和文化精神的顯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為當代人們所心儀的人倫風範。例如為了壹瞻李白的豐采，任華、魏萬不遠千裏追蹤相從；“四明狂客”賀知章壹見李白，驚呼為“謫仙人”，解下隨身所佩的金龜相贈；門人武七則甘願赴湯蹈火，越過安祿山叛軍的占領區至東魯接回詩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詩歌正是通過他的個性投影，折射出時代的風容神采，從而成為盛唐的最強音的。
“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設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辭》）這些詩句都是詩人心跡的自我表白。由於他的自由意識是如此強烈，當遇到現實生活中醜惡力量的阻梗時，他的憤怒和抗爭也表現得格外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