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平浪跡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廣泛接觸了生活的各個層面。他的鮮明的個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時代氣息的基礎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輕時就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常欲壹鳴驚人,壹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範傳正《唐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強烈的任俠作風:尚武輕儒,脫略小節,輕財好施,豪蕩使氣。年輕時“東遊維揚,不逾壹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接濟之”(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喜豪飲縱博,又精於騎射。他不屑於走壹般士子由科舉入仕的常軌道路,而希望壹舉成就大業。他又不無虔誠地求仙學道,采藥煉丹,獨孤及說他出門的行裝是“仙藥滿囊,道書盈篋”(《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還從山東尊師高如貴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為道教徒的儀式。他對排難解紛的策士頗為傾心,有縱橫家的氣派,崔宗之說他“清論既抵掌,玄談又絕倒。分明楚漢事,歷歷王霸道”(《贈李十二白》)。《新唐書·文藝列傳》也說他“喜縱橫術”。總之,“誌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而上述各個方面,又正是盛唐時代社會習尚和文化精神的顯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為當代人們所心儀的人倫風範。例如為了壹瞻李白的豐采,任華、魏萬不遠千裏追蹤相從;“四明狂客”賀知章壹見李白,驚呼為“謫仙人”,解下隨身所佩的金龜相贈;門人武七則甘願赴湯蹈火,越過安祿山叛軍的占領區至東魯接回詩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詩歌正是通過他的個性投影,折射出時代的風容神采,從而成為盛唐的最強音的。
“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設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辭》)這些詩句都是詩人心跡的自我表白。由於他的自由意識是如此強烈,當遇到現實生活中醜惡力量的阻梗時,他的憤怒和抗爭也表現得格外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