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問陶主張詩歌應寫性情，有個性：“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閑”（《論文八首》）反對模擬：“文章體制本天生，祗讓通才有性情。模宋規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論詩十二絕句》）他的詩論與性靈說相吻合，為袁枚所稱賞。袁枚譽張詩“沈郁空靈，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 ”，又誇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視為“八十衰翁生平第壹知己”（《答張船山太史》）。其原因在於張問陶不僅才華橫溢、創作成績斐然，而且其思想觀念與詩學觀點同袁枚頗多相通之處，成為嘉慶時期性靈派的重鎮，與乾隆時期性靈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趙翼鼎足而三，占據乾嘉性靈派殿軍的地位。
張問陶沒有論詩專著與文章，但其《船山詩草》卻收有數十首論詩詩，可供我們窺探其論詩要旨。綜觀張問陶論詩，可知其詩學觀與袁枚性靈說笙磬相應，又不乏獨到之見。張問陶堪稱性靈派獨具特色的詩論家。
張問陶論詩壹再標舉“性靈”，可見其主性靈之旨。如“性靈偶向詩中寫”（《正月十八日……絕句誌之》），“傳神難得性靈詩”（《梅花》），“同無青白眼，各有性靈詩”（《冬日》），“濃抹山川寫性靈”（《題子靖〈長河修禊圖〉》），“筆墨有性靈”（《戊辰日依竹堂感懷》）等等，不壹而足；尤其是“愧我性靈終是我”（《頗有謂予詩學隨園者，笑而賦此》）之句，更顯示其與袁枚“獨抒性靈”（《隨園詩話補遺》卷四）說在本質上是壹致的。袁枚“獨抒性靈”之性靈說內涵是強調創作主體應具真情、個性、詩才三方面主觀因素。張問陶論詩要義壹方面與此相通，壹方面又有補充與發展。
袁枚性靈說最重真性情，所謂“性情得其真”（《寄程魚門》），“情以真而愈篤”（《答尹相國》）。張問陶重性靈亦以真性情為創作要旨。首先，他強調創作者必須具備真情實感，有真性情要抒發。因此稱“詩人原是有情人”（《題屠琴隖論詩圖》其六）、“好鳥鳴春尚有情”（《論詩十二絕句》其八），因為“有情”才能寫出真詩，所謂“熱腸湧出性情詩”（《贈徐泰征》）是情與詩因果關系的生動說明。其次，他指出表現真性情是詩的本質，雲“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寫天真”（《代啟答畢秋帆先生並上近詩壹卷》），“不寫性靈鬥機巧，從此詩人賤於草”（《題法時帆式善前輩詩龕向往圖》），所謂“人情”、“天真”、“性靈”，皆指“詩緣情”（陸機《文賦》）之本質而言。因為主情，故與袁枚壹樣批評肌理派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稱“何苦顢頇書數語，不加箋註不分明”（《論詩十二絕句》其八）。翁氏“誤把抄書當作詩”（袁枚《仿元遺山論詩》），已遠離詩抒情之正軌。張認為，詩情不是從“古人書”中所能得到的，而是從生活閱歷、社會實踐中產生的，故雲：“寫出此身真閱歷，強於饤饾古人書。”（《論詩十二絕句》其三）又雲：“關心在時務，下筆唯天真。”（《陳蔭山舍人……限五古》）這壹觀點對袁枚性靈說所謂“神韻是先天真性情”（《答李少鶴》）、“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壹點是吾師”（《遣興》）之主觀唯心因素是壹種補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強調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園論詩書》），與理相離。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義，但亦有忽視情之美與善的弊病。張問陶主情，既重視其真，亦兼顧其真與善，故雲“古人懷抱有真美”，“惡詩盡有真情境，忍與風花壹例刪”（《重檢記日詩稿自題十絕句》）。這壹觀點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張問陶於強調真性情的同時，還標舉“氣”：壹曰真氣，二曰奇氣。《成都夏日與田橋飲酒雜詩》雲：“有情那可無真氣？”即明確提出真氣與真情相輔相成的觀點。如果說真情是詩的血肉，真氣則是詩的筋骨，更是詩的精神力量，有情無氣仍難見詩人之真本色。此“氣”從詩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孟子·公孫醜上》），具有剛正的氣質、人格的力量。從詩的角度而言，則是具有壹種勁健的風骨、壯美的氣勢。張氏重視氣，就是重視詩人的品格、氣質的修養，從而賦予詩作以氣勢。《華陰客夜讀卷施閣詩文懷稚存》又標舉“奇氣”：“死有替人應屬我，詩多奇氣為逢君。”“奇氣”是指詩人的非凡、狂放的氣質，壹種浪漫精神。這與張問陶的個性特征相關。張問陶論詩重氣，當受到摯友洪亮吉的影響，洪氏《北江詩話》即將“氣”與性、情等相提並論，作為“詩文之可傳”的重要因素之壹，皆意在針砭某些性靈詩輕佻滑易、缺乏氣骨之弊，亦是對袁枚性靈說之補救。
張問陶於性靈特別強調“我性靈終是我”，這是同袁枚性靈說推重“作詩不可以無我”（《隨園詩話》卷七）壹樣張揚個性、崇尚創作的獨創性。為此張問陶宣稱：“自吐胸中所欲言，那從得失爭千古”，“浮名未屑以詩傳，況肯低頭傍門戶！”（《題方鐵船工部元鹍詩兼呈吳谷人祭酒》）意謂詩人應該獨抒性靈，自出機杼，詩中有人。為此又從反面強調：“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閑。”（《論文八首》其七）所謂“詩中無我”即缺乏個性、因襲他人，清代乾嘉詩壇之擬古者正是“詩中無我”的典型，為此張問陶譏雲：“模宋規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論詩十二絕句》其十），“規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殘花放幾枝。鄭婢蕭奴門戶好，出人頭地恐無時。”（《題屠琴隖論詩圖》）矛頭指向沈德潛、厲鶚這些規唐模宋者，並認為依傍門戶是不會出人頭地的。與模擬者相反，性靈派皆主創造，以表現自己的真情與個性，張問陶亦雲：“土飯塵羹忽嶄新，猶人字字不猶人”，“《鹹英》何必勝《簫韶》，生面重開便不祧”。（《論詩十二絕句》）所謂“斬新”、“生面重開”就是詩人所推崇的創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猶人”，才能寫出“我”之“性靈”，自成壹家。
張問陶重性靈亦如袁枚壹樣重詩人之靈性，或曰詩才，並略有闡發。詩人有靈性表現之壹是創作之際易產生靈感，無須雕肝鏤腎、生寫硬湊。《論詩十二絕句》其四、其五雲：“憑空何處造情文，還仗靈光助幾分。奇句忽來魂魄動，真如天上落將軍！”“躍躍詩情在眼前，聚如風雨散如煙。敢為常語談何易，百煉功純始自然。”采用生動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詩人創作產生的靈感現象。前引張問陶關於創作要有“自身真閱歷”的觀點，亦即是“不憑空”；但創作還須借助“靈光”即靈感。二詩寫出靈感降臨“忽來”的突發性、“驟得”的短暫性，以及思維的活躍性，“詩情躍躍”指感情激動，而且想象豐富，所謂“提筆便存天外想，神龍鱗爪破空來”（《題屠琴隖論詩圖》）。此外靈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強求，所謂“詩為無心如拾得”（《成都夏日與田橋飲酒雜詩》）。可見張問陶對靈感的認識還是比較全面深入的。
對於詩歌的審美特征，袁枚性靈說要求靈活、有生趣、風趣，張問陶則主張空靈、有真趣，二者頗為接近，但亦有區別。張《題屠琴隖論詩圖》雲：“壹片神光動魂魄，空靈不是小聰明。”袁枚之註重意象的靈活有趣，就跡近於“小聰明”，而張問陶之重“空靈”，內涵要廣，它不僅要求意象靈動，而且追求意境深、韻味長，是壹種高境界，故又稱“詩到空靈藝始成”（《孟津縣寄陳理堂》）。為達空靈之境，在藝術表現上註重以白描之筆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於創作心境則要求自然純真、擺脫動利。《論詩十二絕句》其六雲：“想到空靈筆有初，每從遊戲得天真。笑他正色談風雅，戎服朝冠對美人。”說明空靈之境非滿腦子禮教、壹味“談風雅”者所能達到，而必須出自於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與雕鑿無緣，同擬古、考據之作亦不相幹。對詩歌語言乃推重自然、質樸的“常語”，所謂“敢為常語談何易，百煉工純始自然”（《論詩十二絕句》其五），這與袁枚“家常語入詩最妙”（《隨園詩話補遺》卷壹）、“口頭語，說得出便是天籟”（《隨園詩話補遺》卷二）的觀點相近。
張問陶的詩學觀點由於表達形式的限制，比較粗略，遠不及袁枚《隨園詩話》、詩序等論詩專著觀點闡述得詳盡周全，範圍亦不如袁枚性靈說廣泛。但其要旨與袁枚性靈說屬同調，性靈說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備。不過，張問陶的性靈說是嘉慶年間的詩論，張問陶亦有其獨具的個性、思想，因此與袁枚又有差異。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差異實為對袁枚性靈說不足或弊端的補救，從而使性靈說有所發展。這是張問陶詩論的新貢獻。
為了弘揚問陶詩風，四川省蓬溪縣成立了問陶詩社，有會員100余人，定期出版社刊《問陶新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