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曹操”是個多面手,首先是他寫出了不少優秀的詩篇。他的詩歌名篇不少,如《薤露行》《蒿裏行》,這兩篇樂府歌詞,被後世廣為稱頌,明代詩論家鐘惺譽之為“詩史”,說“漢末實錄,真詩史也”(《古詩歸》卷七)。古代能夠膺此殊榮的詩人極少,它們被稱為“詩史”,自有壹定道理。
以《薤露行》為例,本篇開頭寫的真是壹段歷史:“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漢代第二十二位皇帝,重用了壞人。”接下來仍然是敘述歷史:“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疆。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已亦先受殃。”這是說外戚何進任大將軍,但他能力很差,處事不當,坐視少帝被宦官們劫持,最終自己亦被殺。接著寫的還是歷史:“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這是說董卓作亂,殺害少帝,裹挾獻帝和朝廷西遷長安,局勢不可收拾。漢末靈帝死後政局迅速走向衰敗的壹段復雜歷史,被他以很簡括的語句寫出來了。《蒿裏行》寫法類似。“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鹹陽。”寫的是董卓作亂後,關東各路實力派人物起兵討董之事。這是緊接著的另壹段歷史。兩篇寫的都是以歷史事實為主。不僅是這兩篇,曹操今存的其他詩篇,不少也都具有這種以詩寫史的特點。如《苦寒行》“北上太行山”等等,寫的是他在建安十壹年(公元206年)征伐並州高幹之事;《步出夏門行》組詩,“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等等,寫的就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征三郡烏丸之事;《秋胡行》“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等等,寫的是他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西征漢中張魯之事,《魏誌》本傳記載該年“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可知曹操以詩寫史,是他的常用寫作方式,是他詩歌取材內容上的重要特點。
以詩寫史,中國早有傳統。《詩經·大雅》中就有多篇作品,如《生民》《文王》《大明》《綿》等,寫周族的發源和壯大經過,它們早就被《詩經》學者認為是上古“史詩”性質的作品。至於文人筆下的以詩寫史,漢代已有班固《詠史》,寫漢文帝時緹縈救父事件,它被公認是中國詠史詩的濫觴。不過比起班固來,曹操的寫歷史,又有自身特點。最重要的壹點,就是曹操寫的多是歷史大事件。從歷史角度說,“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當然比“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更大更重要。其次就是他所寫的基本上都是本人親身經歷的事件,他寫漢末外戚宦官掀起的朝廷大亂,寫關東軍聯合討伐董卓,寫北征三郡烏丸,寫征伐並州高幹,寫征伐漢中張魯,這些事件他都親身參與過,並且是事件的主角。因此他的“詩史”更有現實分量,更有歷史內涵。
曹操為何喜歡寫作“詩史”?這就必須聯系他的身份和人格來說了。曹操為人精明強幹,頭腦極其清醒,他“性不信天命”,是壹位徹底的現實主義者,所以他深知,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在於做好壹個“政治曹操”“軍事曹操”,然後才會有“文學曹操”。他的文學活動,包括寫作內涵,都不能脫離政治軍事,他寫“歷史”,實際上就是寫重大的現實社會事件。所以他的詩歌,盡管具有不少娛樂色彩,有的還寓有很強的想象力,甚至寫及天庭神仙等等,但根本上他還是不能忘懷現實時勢。他不會本末倒置。
不過曹操以詩寫史之際,也不會忘了抒情。《薤露行》最後兩韻,寫了“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這裏是誰在“號泣”?是那些被董卓強迫西遷的官員及被裹挾的百姓。是誰在“哀傷”?就是曹操自己了。他在詩的末尾,站出來以商朝的微子自居,為民眾苦難和國家衰敗而哀傷。這是點睛之筆,“哀傷”情緒十分濃郁。抒情當然是詩歌的本色,所以本篇是以寫歷史開頭,而以抒情作結,他終於跳出歷史敘述的框架,進入文學的領域。
《蒿裏行》同樣如此,詩篇後半寫的是“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壹,念之斷人腸。”詩人現身出來,為“萬姓”“生民”身受戰亂禍害、以致大量死亡而悲痛。“白骨”雲雲,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而是對現實狀況的深切概括,所以這四句也成了廣為傳誦的千古名句。而最值得我們重視的,乃是詩人“念之斷人腸”的表態,這裏表現了深厚的人道主義立場。
說到這裏,需要討論的壹個問題是:曹操詩中表現出的同情民眾的“哀傷”情緒,是他的真情流露嗎?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曹操是出名的“亂世之奸雄”,他在不少場合都曾有“雄詐”或“多譎”的表現。那麽他在詩中說的“悲”“哀傷”“念之斷人腸”之類,是否也可能是“詐”的?對此,我們說曹操其人性格上確實存在兩面性,但不可能事事都“詐”,時時皆“譎”。壹個人如果在任何事情上都無誠信可言,那就無人願意為他效力,他就絕對成不了大氣候。曹操感情真偽的問題,只能通過客觀分析來判斷。以《薤露行》《蒿裏行》兩篇為例看,曹操寫作當時,是站在反對外戚、宦官和軍閥董卓淆亂朝政的立場。他當時自稱“吾等合大眾、興義兵”(《魏誌》註引王沈《魏書》),可謂名正言順,所以應當認可他具有壹定的正義性,至少在他自己心中認為是正義的。在關東實力派人物聯合對抗董卓的軍事行動中,袁紹等面臨彪悍的董卓關西軍,心生懼怕,又想保存實力,因此原地觀望、畏縮不前,而曹操則明知自己實力不足,卻能挺身而出,對袁紹慷慨陳詞說“諸軍北面,我自西向”(同上),獨自奮戰,雖然他戰敗了,卻贏得了尊重,雖敗猶榮。當此之時,曹操的表現與其他關東軍閥形成鮮明對照,他確實顯示了壹股正氣、勇氣。在此背景下產生的詩歌,其中描寫戰爭的殘酷,表達對老百姓疾苦和不幸命運的同情,不應當被視為“譎”“詐”的產物。說它們表現了人道主義精神,不算溢美之詞。
曹操詩歌還有壹個特色,即它充滿著慷慨悲涼情調。他的詩歌中好用“悲”“哀”“憂”“傷”等語詞,寫出濃厚強烈的悲涼情緒氣氛來。鐘嶸《詩品》早就指出過:“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除上述《薤露行》《蒿裏行》外,曹操《短歌行》寫“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秋胡行》寫“歌以言誌,戚戚欲何念”,等等。“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實際上就是曹操詩歌風格的自我概括。他的《苦寒行》,堪稱是抒寫憂思和悲情的代表作: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郁,思欲壹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這是他親征袁紹外甥高幹時作的。高幹盤踞在並州(今山西),曹操從鄴城出發,進軍的方向是“北上太行山”。當時實際情勢對他非常有利,敵弱我強,對比分明,但是我們在這篇詩裏,卻看到他寫了許多行軍中不利條件,氣候、地形、道路、自然環境十分險峻惡劣,連熊羆虎豹這些動物都似乎對“我”表現出嚴重敵意;他面臨著本方軍糧缺乏、迷失道路、人疲馬饑等情況,直露地寫出自己的悲哀心情:“北風聲正悲”“悠悠令我哀”。他甚至說“思欲壹東歸”,想返回去的念頭都有了。曹操不寫克敵制勝的願望,不寫必勝的信念,卻寫出許多困苦、壹片哀傷,他就不怕自沮軍心?其實這些當然會在曹操的考慮之中。他對戰爭無疑懷著必勝信念,他清楚地知道高幹已經窮途末路,根本不是他的對手。正因為是必勝無疑的,所以他敢於寫“思欲壹東歸”“悠悠令我哀”,他不擔心軍心問題。更何況,他寫“悲彼東山詩”,這是以周公自擬的寫法,《詩經·豳風·東山》篇就是寫周公東征的,曹操寫作本篇的思路,就是循著《東山》篇而來的。這思路就是:“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悅)也,說(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毛詩序》)原來曹操極力寫出軍旅生活的艱難困苦,是對軍士們的“序其情而閔其勞”,是對他們“情”(苦衷)的壹種體諒和慰勞,目的是為了讓士兵們高興(“說”)起來,高興起來之後就可以供他所“使”,鼓勵他們“民忘其死”,勇敢戰鬥!曹操在這裏采取的是尊重現實、體諒士兵的態度,這比起那種所謂“鼓舞人心”的高調來,恐怕更起作用,更能激勵下屬為他效力,更能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我想這也是曹操的高明之處。
曹操詩歌慷慨悲涼的情緒,我認為主要有兩個來源。壹是現實生活的來源。他生當漢末戰亂時期,社會受到極大破壞,滿目瘡痍,民生雕零,社會大環境充滿悲哀淒涼氣氛,他要如實表現自我感受,只能是以悲涼為主。二是傳統的來源。從漢代以來,文學藝術領域就存在壹種“以悲為美”的取向。王充說:“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聲,皆快於耳。”(《論衡·自紀篇》)“悲”成了優美情調的代名詞。我們看漢末《古詩十九首》中,多以悲情為主調,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古憂”“音響壹何悲,弦急知柱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等等,都顯示出作者以悲為美的深層審美意識。曹操詩歌中多悲情,也是傳統審美意識在他創作中的表露,使得曹操詩歌形成獨特的風格:慷慨悲涼。慷慨是充滿 *** ,悲涼是壹種深沈的感傷情調。慷慨悲涼格調,給曹操詩歌增添壹種雄豪深沈的魅力,格外感人。
總體上說,曹操詩歌成就不在曹丕、曹植之下。清代吳喬認為:“魏武終身攻戰,何暇學詩?而精能老鍵,建安才子所不及。”(《圍爐詩話》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