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作品已經考察了歌德對追隨他的德國內外的作家和讀者的影響。在這方面的經典是弗瑞茨·施特裏齊(Fritz Strich)在1946年出版的《歌德和世界文學》(Goethe and World Literature)。該書實際上局限於歌德對歐洲和北美的影響(歌德在北美的影響比在歐洲稍遜壹籌)。不過盡管如此，在世界範圍內比歌德的翻譯更廣泛、影響更大的也只有莎士比亞了。據厚達七卷的《浮士德》的文獻記錄，歌德最重要的作品《浮士德》從1968年起被翻譯成48種語言至少壹次。斯圖爾特·阿特金斯(Stuart Atkins)在壹篇文章中討論1972—1992年間《浮士德》的翻譯情況時，參考了除了英語和法語之外二十多種語言的譯文。截至1972年，四分之壹的《浮士德》翻譯是英文的，由此可見翻譯之多。這種比例失調顯示出歌德的國際影響的另壹個不尋常方面。在所有語言的歌德傳記中(當然除了他自己的自傳)，第壹本有影響力的是由英國人喬治·亨利·劉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寫的《歌德生平和著作》(The Life and Works of Goethe，1856)；此外，最近的壹本學術性歌德傳記也是由英國人尼古拉斯.博依(Nicholas Boyle)寫的《歌德：詩人和時代》(Goethe，the Poet and the Age，1991)。其中兩卷已經問世，第三卷正在編寫中。這些令人玩昧的事實表明，雖然歌德在德國文化中的地位很重要(這壹點必須指出)，但是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卻更加重要，在當今全球化占統治地位的語境中占有特殊的壹席之地。
從另壹方面也可以看出歌德對世界文學的影響，即他對其他國家經典的影響。在英語國家，在19世紀下半葉，學德語意味著閱讀歌德的作品，特別是他的經典戲劇《伊菲格涅在陶立斯》(Iphigenieauf Tauris)、荷馬史詩式的田園詩《赫爾曼與竇綠苔》(Herrnann und Dorothea)，以及肯定會包含在內的《浮士德》(Faust)即便是現在，《浮士德》也是經典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希臘戲劇，美國學生肯定能認出劇名的非英語戲劇只有《浮士德》了。歌德在中國的影響也補充說明了這壹點。歌德的第壹部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jun-gen Werther)在德國出版的時候造成轟動，立刻被翻譯成所有的歐洲語言。據說，許多年輕人自殺時的穿著和歌德小說主人公開槍自殺時所穿的衣服壹模壹樣。壹百五十年後，這部小說在中國仍有巨大的影響力。我不清楚小說引發了多少的自殺案例，但是小說在五四運動之後引起了強烈反響。1922年，郭沫若將其翻譯成中文；兩年後，第八版面世，到1949年已經是第五十版了。到1935年，《浮士德》兩卷(大約壹萬二千行)被翻譯成中文；之後，他的小說《威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由馮至翻譯成中文。在歌德的時代，歐洲正處在迅速的現代化過程中。顯然，歌德作品在壹個處於同樣狀況的中國社會中深得人心。
二、世界文學對歌德的影響
歌德似乎總是將自己看作世界文學的壹部分。他非常有天份——他第壹首保存下來的詩是五歲所作。他在幼年受到了即使以歌德時代的高標準來看都異常良好的文學訓練。他家境富裕，家裏請來老師教他具體科目。他父親藏書豐富，也親自教育他。歌德在自傳中說大約十二歲時，他練習用七種語言寫小說——德語、法語、意大利語、英語、拉丁語、希臘語和當地德國猶太人的方言。他能駕馭的文學體裁則更為廣泛。他的抒情詩包括歌曲、贊美詩、頌歌、十四行詩、民歌和諷刺短詩。他的戲劇采用詩歌體和散文體，包括喜劇、悲劇、諷刺性短劇、長劇、宮廷假面劇，甚至小歌劇——當然，還包括規模宏大的史詩劇《浮士德》(長度是《哈姆雷特》的三倍)。他寫各種記敘文——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第壹人稱和第三人稱敘事小說，傳世的有壹部書信體小說、壹部成長小說、壹部社會風俗小說、壹部檔案小說、詩體敘事史詩以及田園小說。幾乎每種文學形式他都要嘗試壹下。在所有歌德感興趣的領域裏，這種古典和現代、國家和種族、主要和次要、上流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結合是歌德的特色。
他的作品涉及的歷史跨度也同樣令人吃驚。在他的文學生涯裏，他涉獵古典文學(希臘和羅馬文學)、古典神話和埃及神話、《聖經》、中世紀詩歌、但丁作品、意大利文藝復興、德國文藝復興、莎士比亞作品、法國古典主義和西班牙黃金時代(均為17世紀)，以及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英、法、德等國的所有歐洲小說、戲劇和歌劇形式。他翻譯、改寫、戲仿以及用這些作品的風格寫作，或者把它們搬上舞臺。僅《浮士德》就涉及以上提及的所有領域，簡直是歐洲文學傳統匯集。但是，歌德敢於冒險，更進壹步，他在朋友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帶領下，對世界各地的民歌產生了興趣。即使在生命的後期，他也繼續熱情地關註新收集到的歐洲主流之外的作品，如塞爾維亞民歌。《浮士德》序言之壹就是以公元5世紀印度戲劇《沙恭達羅》(Sakuntala)為基礎的，他讀過該劇的譯本。
歌德參與“世界文學”的最突出、最具特色的例子是他的兩本詩集，壹本名為《西東詩集》(West-ostlicherDivan，1819)，另壹本是《中德四季晨昏雜詠》(Chine-sischrdeutsche Jahre-und Tageszeiten，1829)。《西東詩集》是他讀到偉大的波斯詩人哈菲茲(Hafez，1326——1390)詩作的德文譯本之後寫出的。他饒有興趣地把哈菲茲的詩集讀了好幾遍，然後開始研究其他波斯和阿拉伯文學(譯本)，還讀了從馬可·波羅到18世紀晚期的亞洲遊記。同時，他開始用哈菲茲的風格寫詩。四年之內，他以中世紀波斯詩人的口氣創作出大量詩作，而且這些作品並非盲目的模仿，而是自由改寫而成的、帶有不同程度波斯風味的原創詩歌。他附加了詳細的註解和專題介紹——這些實際上是他自己的歷史評價，概括了他對波斯詩歌研究的成果。在歌德對波斯感興趣之前，他就開始了對中國的研究。就當時壹個不懂中文的歐洲人而言，他的研究還是很認真的。同樣地，他的研究是以遊記和他能接觸到的零散的文學作品為基礎的。1781年，當他讀到壹篇法國人寫的中國遊記之後開始對懦教感興趣。1796年，他讀到第壹本中國小說《好逑傳》。我們知道，1817年，他讀到英譯本的戲劇《老生兒》；1827年，他讀了英譯本小說《花箋記》及其附錄《百美新詠》；同年，還讀了法譯本的中國故事選集和另壹本小說《玉嬌梨》。同樣地，他和中國文學的接觸促使他在文章中進行探討，並寫出優美的抒情詩——這次是壹組十四首的組詩(《中德四季晨昏雜詠》，也由馮至翻成中文)，是歌德後期最好的抒情詩。
在當今世界文學領域，在倡導“世界文學”方面，歌德和那些開創比較文學領域的德國學者之間的相似之處是顯著的。最近的議題是關於20世紀30年代比較文學在伊斯坦布爾的誕生。當時，壹些著名的德國語言學家為躲避納粹的迫害來到伊斯坦布爾。愛米麗·阿普特(Emily Apter)通過對利奧·施皮策(Leo Spitzer)的研究認為，施皮策對在伊斯坦布爾大學開展比較文學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衛·戴姆勞什則主要探討埃裏克·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身處充滿敵意的世界中所產生的流亡和錯位的復雜感情。但是，和同時代的其他流亡者壹樣，奧爾巴赫和施皮策都在德國長大，而歌德在那時是最具影響的文化形象，時不時地作為壹個代表全世界人類和人文主義理想的人文詩人被國家和教育者加以利用。歌德影響了德國兩代人，而正是這兩代人先後創立了經典語言學和偉大的德國浪漫派所遵循的現代語言學。其中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語言學家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他創立了現代德國大學，是歌德的好朋友。歌德在後半生壹直和他保持經常的信件來往。這段時間的德國文化當時(以後仍然會)被看作是德國的古典時期，常被稱為“歌德時代”。德國的古典文化運動和語言學的創立以歌德命名，加上他的個人成就和思維習慣，可以說比較文學的創始人以及比較文學對世界文學的關註均受到歌德的影響。阿普特所研究的施皮策向世界敞開胸懷，充滿愛心；戴姆勞什所研究的奧爾巴赫則更加內斂，充滿憂慮。但是，這兩人和他們的觀點從根本上說是基於歌德的開放和復雜的個性以及他同樣處在混亂的歷史轉折點的境遇。
三、歌德的“世界文學”定義
在這種背景下，歌德對“世界文學”的見解就顯得較不平凡。他不是平常意義上的理論家，當我們稱他為文學理論家時顯然也不是沿用當今的含義。所以他沒有文章闡明自己的“世界文學”理論。但是，在19世紀20年代，他在談話錄中和他的雜誌“Uber Kunst und Altertum”中經常使用這個詞。他在雜誌中評論近期關於藝術和文學的文章，介紹英語和法語期刊上的評論。這些散落的評論中最重要的是1828年他對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德國故事》(GermanRomance)的評論。《德國故事》翻譯德國民間故事，其中壹些是歌德所寫。歌德使用Weltliteratur這個詞，我們現在稱之為“跨文化交流”，指壹系列的全球對話和交換。在這些對話和交換中，不同文化的***性日趨明顯，個性卻也並未被抹殺。事實上，“世界文學”提倡作家和藝術家通過討論、互評、翻譯和個人交往的方式來增進國際交流和學術交流。歌德還沒有天真到期待——或者是希望——世界各國人民之間有完美的和諧，但是他非常希望借文化了解來提高寬容度，從而使今後的戰爭在惡意和毀滅性上要小於拿破侖壹世發動的歷次重大戰爭。歌德在成年時期經歷了那 些戰爭，對他來說，那是文化和文明的全面崩潰。
“寬容”(Duldung)這個詞值得我們思考。“寬容”和啟蒙運動提出的“占支配地位的普遍性”有聯系，因此蒙上了汙點。在現在的批評話語中，它被“多元文化主義”所取代，在美國社會話語中它被“反歧視行動”所取代。但是我認為，啟蒙運動所主張的占支配地位的普遍性被誇大了。“寬容”對歌德來說正和同壹化相反，它意味著要抑制自我。歌德提及此詞的語境也表明了它還意味著要克服憎恨和猜疑。這種見解認為差異在世界中充當障礙物，會永遠以新的形式出現。如今，在全球經歷“迪斯尼”式的同壹化時，我們擔心差異可能被永遠抹殺，或是成為壹個在眾多無關緊要的差異性中需要被肯定和接受的抽象概念，但是歌德認為這種現象不會出現。事實上，“寬容”的含義更有現實意義，因其肯定了無法消減的差異的存在，認為個人應承擔妥善應對這些差異的責任。它的目標是在大眾社會的同壹化機構面前有溫和地主張主觀性。要實現這壹目標可能有困難，但是歌德的普遍主義不是天真的烏托邦，而在提出“世界文學”和“全球社會”等觀念時，也不像近期的主張那樣霸道。
此外，對於當今以及將來的壹代，歌德的“世界文學”是個充滿活力的範疇、號召和任務，而不是經典傳統。它不是構成歌德時代(甚至直至我們時代的)歐洲文學基礎的古典文學經典，也不是遵循現代歐洲傳統而累計起來的名著(現代歐洲傳統構成了最近壹百五十年左右美國課程設置中所謂的世界文化課程的支柱)。歌德的“世界文學”不是所有語言中的文本的累計，也不是美國大學中出現的新壹代修正過的世界經典(和歐洲經典相對)課程。但是，這不是說歌德輕視古典文學傳統和歐洲名著。正相反，他非常重視歷史，特別是文化史，而且正如我提出的，他有著非凡的歐洲文化史知識。他對19世紀的歷史意識貢獻巨大。他其實是第壹批具有歷史意識的歐洲思想家，意識到歷史處境和所處的地理位置在決定他們的身份時同樣作用強大。
但是，歌德不使用“身份”這個詞。他會談及“觀點”，或是“意見”，讓人想到赫德(1744—1803)的民歌集Stimmen der V6lker in iedern(第壹版名為Volk-slieder 1778—1779)。歌德最有名的早期詩歌中的壹首"Heidenr6slein"(基於壹首民歌，是他在赫德的影響下收集的)，第壹次就是這個民歌集中出現。“意見”這個詞也讓人想到赫德在1771年所提出的具有影響力的主張，即詩歌是人類語言的起源形式，可以追溯至遠古。歌德的“世界文學”理念和現代多元文化主義者壹樣，重視文化多元、口頭文化和大眾文化，因此，要理解他的世界文學即對話的觀點，就需要意識到過去是如何決定現在的。從這方面來看，歌德的“世界文學”理念不能被納入在全球主義時代的世界文學討論中占統治地位的“當下主義”的大旗之下。
四、世界文學和歌德的藝術實踐
在拓寬了“世界文學”概念的歷史背景後，很明顯看出，《西東詩集》和《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只是代表了歌德在世界文學的藝術實踐中的空間嘗試。他用古典文學、莎士比亞和德國文藝復興風格所寫的作品也只是他藝術實踐的壹部分。在他的藝術生涯中他的特點是通過廣泛的學術閱讀來繼續研究語言。他擁有壹間巨大的私人藏書室，經常去龐大的魏瑪皇家圖書館，而且他還是魏瑪公國負責大學、圖書館和博物館事務的政府官員。他是附近的耶拿大學的最終負責人。他定期參加該大學的學術討論，經常向教授咨詢自己專業之外的論題，比如中國文化。很難想象有比歌德更博學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滿了或直白或含蓄、或嚴肅或諷刺的典故。因此，他的“世界文學是作家之間對話”的理念實際上是終生學術和詩歌寫作相結合的延伸。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和遙遠或稍近的過去之間的對話。
歌德還通過翻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另外，就像我提到的，他還通過使用其他作家和文化的不同風格寫作來擴展和檢驗對它們的理解。這樣，他把自己變成了壹個文化口技家，和其他人對話。事實上，直到今天都有這樣壹個經驗法則：如果妳遇到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的文章而不能確定作者身份的話，那肯定是歌德寫的。在他的劇作和小說中，歌德通常對有發展的、不穩定的人物身份很感興趣，因此他的人物經常有變化的、不連貫的觀點，他們的身份常常由戲劇角色代表。歌德的很多戲劇(特別是《浮士德》，但不僅僅是《浮士德》)包含直自的角色扮演以及劇中劇。歌德甚至在自傳《詩與真》(Dich－tung und Wahrheit)的開頭談論他壹生中如何喜歡喬裝打扮和角色扮演。樂於承認世界上各種文化的觀點、不僅寬容地對待這些觀點，還要很容易平靜地接受或忽略它們：這種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深深地根植於歌德的藝術實踐和他本人的心理中。
五、世界文學和歌德的科學實踐
歌德關於世界文學的設想同樣也根植於他的科學方法論中。事實上，他特別喜歡回憶在18世紀90年代他是如何歡迎康德的《判斷力批判》(Kritikder Urteilskraft)的出現，因為它將藝術和科學看成是相互啟發的現象來看待。此外，他耗費了大半生心血所創作出的最著名的作品主人公浮士德就是壹個科學家。在歌德看來，如今科學知識的基本問題是避免“以自己為尺度去判斷壹切”——換句話說，要避免主觀性。這也正是浮士德的問題：在戲劇開頭，他希望能從自己狹小的哥特式房間中飛出，渴望逃避自己過去和現在的學者身份。無論這世界是小(德國，該劇第壹部分)還是大(現在和過去的泛歐洲概念，該劇第二部分)，浮士德都逃離了主觀性去體驗世界，因此，對科學的理解就成了《浮士德》——歌德對世界文學最具代表性的貢獻——的中心主題。
歌德認為科學家的任務是觀察，而不是強行將現象歸人體系，也不是提供觀察者創造的概念。因為那樣就具有主觀性，主觀性太強會導致研究者武斷地得出現象間的聯系。然而客觀性太強會使科學知識僅僅成為孤立的事實的集合。所以，歌德使用“實驗”這個詞來指代融合了自我和自然、主觀性和客觀性的這壹特殊的科學觀察過程。“實驗”通過特有的方式——也就是通過增加和改變觀察條件的方式——在事實之間建立起聯系。觀察者從不同角度看待事物可以避免自己主觀性的局限性。重要的發現不是由個人得出的，而是應通過積累個別的感知和觀察揭示他們暗含的模式。不過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觀察者其實是自己充當了壹系列處在不同位置的觀者。因此，歌德式的觀察者其實連續扮演了壹系列不同的角色或采用了不同的身份，實際上觀察者的行為就像演員或是歌德戲劇中的角色。
觀察者在不同情況下的重復觀察產生了歌德所稱的“經歷”(Erhhrung)，即包含有許多小知識的知識集合。但是，“經歷”還不是全面的知識。歌德說，“純粹的現象作為所有觀察和實驗的結果出現。它 永遠不是孤立的，相反，它有規則地呈系列出現，展現自己。為了表現它，人腦穩定經驗波動，排除偶然的變化，分離出雜質，理清混亂，甚至發現(揭開)未知”。這不像盲人摸象，因為盲人們必須***享經驗才能得出壹個總經驗。歌德不同，他對潛在的模式和他所謂的規律感興趣。
歌德的系列觀察的實驗方法發展成他在生物學和形式上所遵循的形態學準則，構成了他的知識理論的原型。比如，歌德在生物學研究中，觀察各種動物的頭骨以便理解所有這些動物***有的、但是在不同生活條件下呈現不同形態的基本特性。用這種方式他發現了人類下顎某壹結構的殘余——下顎間片，這壹殘余表明人類和動物之間的聯系。依次從動物到進化發展到人類的順序觀察這些頭骨，那麽歌德的形態學看起來就有些像進化論的早期形式。但是歌德對發展的方向並不感興趣，他更有興趣研究由此揭示的潛在的生存模式。
從這方面說，歌德的形態學實踐看起來很像他的世界文學實踐。在這兩個領域人們都觀察相同現象的不同表現，目的不是為了將其變成相同的東西，而是在差異中感知到***性，揭示使人類團體或生物群落構成統壹體的原則。因此毫不意外，弗朗科·莫瑞狄在他的文章《解說世界文學》("Conjeeturesabout World Literature")開始時追隨歌德和他的世界文學理念，後來又希望發展世界文學的形態學。“形態學”和“世界文學”都是歌德的提法。莫瑞狄認為應從社會學角度理解文學形式，將其看作“社會關系的抽象提煉”。我不是很確信歌德是否同意他的觀點。對歌德來說，自然規律是在特殊集合中顯現出來的原則。把它們從自然存在中破譯出來，實際上是將它們符號化，將它們獨立地分離出來，這是違背歌德的認識論框架的。莫瑞狄接著描述民族文學作家用樹型思考，世界文學作家用波形思考。他把敵對的觀點區分開來。而對歌德這樣的辯證思想家來說，這些敵對的觀點總是相互關聯的。
如果說歌德的形態學是要尋找壹切生命體在現存不同中體現出的統壹和和諧的話，那麽，他的世界文學理念無疑也是這樣。確實，歌德(特別是在他的後半生)創造出若幹含有“世界”的含義深刻的概念，比如“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世界公民身份”(Weltbiirgertum)、“世界信仰”(Weltfrtimmigkeit)和“世界靈魂”(Weltseele)。所有這些概念都***有壹個相同的特質，可以***享壹個更大的體系而不喪失自己特有的個性，融合***性和特性，***享壹個充滿活力的***同體。這種同中存異的概念甚至可以延伸適用於上帝這個歐洲文化中最根本的統壹性概念：歌德在《西東詩集》的壹首早期詩歌《寶石護符》中這樣說：Er．der einzige Gerechte．Will far jedermann das Rechte．Sei VOWl seinen hundert NamenDieser hochgelobet!Amen.他是唯壹公正的神，要對人人主持公正。讓壹百美名的這個美名受到最高贊美!阿門。對歌德來說，世界文學就是上帝的壹百個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