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顛沛流離的生活對其詩歌創作有何影響？

杜甫的思想，淵源於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1]的儒家思想使杜甫積極入世，體現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在中國古代，絕大多數士人讀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入仕，即“學而優則仕”。入仕不僅能夠實現“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還可以改變 個人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入仕成為縈繞在士人心頭的頭等大事。 杜甫在35歲即天寶五年（746年）入長安求官，次年玄宗詔令天下通壹藝以上的士人到京就選。杜甫決定參加考試。這是壹個以詩賦取士的時代，杜甫對這次考試充滿希望，沒有想到的是，落入由李林甫操縱的壹場騙局，金榜題名指望落空，這次考試無壹人及第。元結《喻友》《新唐書·李林甫傳》《資治通鑒》卷二壹五唐紀三壹對此均有記載。李林甫害怕草野之士對策時指斥他的奸惡，建議由尚書省長官試問。詩人元結等都去應了試。李林甫卻上表稱“野無遺賢”。壹個全國範圍的招賢考試，卻連壹個人才都選不出來，這在我國考試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這個事件對杜甫的打擊是不小的，這等於斷絕了杜甫通過科舉而進入仕途的想法，但杜甫是壹個不肯服輸的人，同時又有著“許身壹何愚，竊比稷與契”的宏偉抱負與“憂國憂民無已時，君聖民安死方休 。”杜甫在長安忍受冷嘲熱諷，奔走於權貴之門，謁見王公大臣，想找到壹條入仕的道路。不管他是怎樣的委屈求全，怎樣的忍辱負重，“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幸運之神還是不肯光顧。“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清人楊倫旁批道：“自是腐儒大言，在他人亦不敢說。”唐人往往敢說大言，李杜尤其如此。說他們是“腐儒”，就因為他們不知審時度勢，對所處的時代與自身的環境缺乏清醒的認識。從杜甫的行為來看，更多地還是繼承了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論語·憲問》）的執著。杜甫在求官道路上“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令人聯想起屈原，的確，杜甫在精神實質上像屈原而不像壹般儒家士大夫。“他們的那種追求理想、爭取實現偉大抱負的執著精神和頑強意誌卻是不容輕視的，更何況這理想、抱負中還多少含有活國濟人的進步因素。”[2]體會這些詩句，確實能感到杜甫的壹片真率誠摯，說明自己時時刻刻不忘記君國黎元的純壹精神和忠肝如火的情懷。天寶十載（751年），杜甫迎合玄宗的興趣，作了《雕賦》、《三大禮賦》，玄宗很賞識，召試文章，卻壹拖再拖，沒有結果。後來杜甫又進《封西嶽賦》等。在“野無遺賢”考試之前，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有過壹次舉進士不第的經歷。舉進士不第則應制舉，應制舉退下則獻賦。他的謀仕方式具有“壹次性”特點。壹次失敗，即不再試。要求壹次比壹次高，路子也壹次比壹次窄。他並不像許多世俗士子屢進考場，非考個進士不可，這足以說明他自視甚高，稟性倔強。直到天寶十四載，44歲的時候，才被封為河西縣（今雲南祥雲附近）的縣尉，這是壹個九品芝麻官，杜甫確實是感到委屈，沒有赴任。改任為右衛率 與以往“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的理想相距甚遠，雖有怨言，杜甫還是不得不接受了。 在談到杜甫的人生態度時，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忠君愛國，人民性；受儒家影響，積極入世。確實，愛國思想是杜甫詩歌創作中的主旋律。這些，從以上事實分析，本也不錯。但作為壹個“集大成”的人，創作生涯從少年直至逝世時，杜甫的詩歌決不會只有壹種色彩，思想也決不會是異口同聲的儒家教條，壹成不變的鐵板壹塊。杜甫的壹生仿佛水中的白萍，從南飄到北，由東浮至西，連壹個固定的居所也沒有。而在他浪跡天涯的歷程中始終不變的是憂國憂民的博大情懷。在杜甫身上，除了雖身經顛沛流離而始終不忘君國蒼生的積極入世精神，還有與之對立的隱逸成份，釋道思想。在歷史上，杜甫得到了來自兩方面的認可，統治者需要這樣壹個“壹飯未嘗忘君”的“詩聖”，人民歡迎這樣壹位與他們心息相通的詩人。這讓我們評說有些困難。這更說明了杜詩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中國古代士大夫的隱逸思想大多皆因用世不得而產生，並且其產生有著這樣的軌跡，即用世不得而轉向憤世，憤世不過是徒然增加自己的痛苦罷了，於是又轉向避世乃至於忘世。這在哲學上就表現為從孔子儒學走向道家莊學。”[3]壹個人要經受得住打擊，用現在的話說叫“挫折教育”。杜甫是壹個能夠經受得住打擊的人。開元二十三年，杜甫從吳越回到了鞏縣，再到長安去應試。這時他已經自許多為“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懷抱著扶危濟世的願望。希望能夠考中，結果還是落第 了。 這次考場蹭蹬，對杜甫並有沒有什麽打擊。正像後來他安慰別人落第時所寫的，不過是“暫蹶霜蹄未為失”（《醉行歌》）。在晚年寫的《壯遊》中對這件事有所記載，應試前杜甫很自負，“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將前代大文學家們全沒有放在眼裏。但是卻“忤下考功第”了。然而，這只是初試鋒芒的挫折，他並未氣餒得壹撅不振，而是很快又振作精神，無論做什麽事情，良好的心態很重要。良好的心態是成功必不可少的基石。現在流行壹句話：年輕沒有失敗，只要亮出妳自己。或許正是因為年輕，杜甫才會有處變不驚、敗而不餒的可貴素質。壹個人若想在社會上生存，必須具備靈活變通的適應能力。綜觀杜甫的壹生，很容易給人壹種認死理的印象，似乎什麽時候都是壹個倔老頭。其實不是。我們看《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嚴公，即嚴武，曾兩度為劍南節度使。文才武略，品性與杜甫相投。寶應元年四月，肅宗死，代宗即位，六月，嚴武被召，可謂連奉三朝，此時，杜甫贈詩送別。“列郡謳歌”、“三朝出入”，這是杜甫做夢都想著的事，但看開了，也就沒什麽了。杜甫沒有寫出“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壹蓑煙雨任平生。”（蘇軾《定風波》）的曠達之作，其人生態度也有通達的壹面。壹個人的壹生，總要善於調節自己，要能進能退，能官能民，能貴能賤。總是汲汲於進取不行，弦始終繃得緊緊的，總有崩潰之時。當然，走向其反面也不行。儒、道思想各有所宗。《禮記·雜記下》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壹張壹弛，文武之道也。”[5]這首《重送嚴公》對自己生活的描述，雖有些悲切淒楚，但心態是好的，是正確的，對人生領悟得很透，以至於有歸隱田園之意。 其實，杜甫早就有歸隱田園之意。“困守長安的十年裏，在杜甫的內心或所作的詩作中，主要就交織著兩個矛盾的主題：壹是積極幹求，希望有權位者汲引自己；壹是要高蹈避世，去過遠離政治的隱逸生活。”[3]杜甫前後兩次落第，其性質是不同的。第壹次是發揮不佳，屬於偶然因素，第二次做了“野無遺賢”陰謀的犧牲品，屬於必然因素。困守長安十年，求仕效果壹般，尤其還要蒙受壹些非親歷者難以想象的屈辱，這對於壹個自尊心很強的讀書人來說，心理壓力不能沒有。《醉時歌》、《白絲行》、《貧交行》等作品都是這段時間心理狀態的描述。滿腹經綸而找不到用武之地，積極進取的濟世之誌屢屢受挫，苦悶和激憤使杜甫經常萌生退而歸隱的念頭。應制舉落第第二年，杜甫在《奉贈韋左承丈二十二韻》表示自己“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要去過“白鷗沒浩蕩，萬裏誰能馴”的退隱生活。另外還有《重過何氏》其五、《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玄都壇歌寄元逸人》、《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等都流露了隱逸思想。可以用天寶六載（747七）杜甫赴長安應制舉的時間為界，將杜甫壹生的隱逸思想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杜甫前期的求仙隱逸思想以道家成份為主，原因是受了道教熱情很高的道教徒李白的影響，杜甫隱逸的第壹步即邁入了煉丹求仙的道家路上。杜甫後期的隱逸思想中道家因素減少，釋家思想因素增大，入蜀後詩中流露欲皈依空門的篇目更明顯增加，“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贈蜀僧間丘師兄》)，和釋子的交往更多了，甘於淡泊不為物役，新到壹地，常去尋訪當地的高僧，“遊寺可終焉”（《回棹》），往往流連忘返。杜甫退隱思想在隴右詩中表現非常突出。隴右詩作中盡管到處彌漫著悲傷愁苦的色彩，但只要壹說隱士和歸隱，詩人就會情不自禁地表現出壹種深切的向往之情，流露出壹股輕松的情致。這些足以說明杜甫人生態度是多元的，也體現了杜甫詩歌的復雜與多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