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燮的《原詩》與劉勰的《文心雕龍》壹道以體系性、完整性著稱。他的詩論作品《原詩》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從內容來講，《原詩》主要涉及本源論、正變論、創作論、發展論、批評論。
從價值意義來講，葉燮針對明前後七子的復古主張以及公安派、竟陵派的反復古流弊給予了針對性的批判，並系統性、論證性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在《原詩》中，每“論”都有獨到而閃光的見解。
就詩人的主觀來說，葉燮提出了“才、膽、識、力”四言，既包括詩人顯現於外的才情、天賦，也包括對詩人隱在能力的要求。四者中，“識”，指的是創作主體在廣博的學養的積累下，對於客觀對象的選擇性的甄別和欣賞體會，以“識”為先，起著關鍵的支撐作用，並直接與客觀世界壹“理、事、情”連接，成為溝通主客兩方的橋梁。
在“才、膽、識、力”四項主觀要素中，“才”和“力”是詩人外在表現出來的能力、才情，主要是詩人天賦能力的體現，有高下大小之分。
《原詩》中對它的界定是通過與其他三項的關系來說明的。
文中說：“四者具足，而才獨外見，則群稱其才；而不知其才之不能無所憑而獨見也。其歉乎天者，才見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強也。”
葉燮指出，由於四項當中“才”是唯壹呈現於外的，能被世人所直接感受，而在“才”的背後，也就是說“’以識為先’，’識明膽張’，’膽能生才’，’力以載之'——能辨析,敢表現，能表現,敢堅持，才得以見“全才”。
故在《原詩》中，作者並不著力於對“才”的孤立探討，而是把它放在與其他三要素的關系中去進行說明，挖掘出帶有神秘色彩的先天之“才”背後的東西。
由此可以看到“才、膽、識、力”四者的關系：第壹交相為濟，缺壹不可。
葉燮提岀的是壹個“交相為濟”的整體，“茍壹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壇”。
第二才為顯，其余三者為隱，得全者其才見全。
第三識為根基，無識則三者俱無所托。而且識與客觀者三——“理、事、情”直接相連，在其創作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葉燮以原詩名書，為的是“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因流而溯源，循末而返本”全書貫穿著這樣的精神。
才、膽、識、力的提法，雖然前人也分別有所論及，但將四者作為壹組範疇完整提出，又分別對各自內涵作出明確說明，並且對四者之間的關系作出全面論述，則是葉燮在總結前人看法基礎上的理論創造。
“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為理，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為事，而抑知無是事之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
葉燮指出作詩之本，就被表現的客觀事物來說，可以用理、事、情來概括。
所謂“理”，指的是事物對象的發生發展的固有規律。
所謂“事”，指的是作用於人的感覺器官，可以讓人能夠直接感受到的客觀存在的現象。
所謂“情”，指的是客觀事物的具體情狀與形態。
這裏對詩歌的獨特書寫對象進行了辨析，就是說進入詩歌作品中的往往是日常生活中難於發現之理、事或常人難以言說出來的理、事。
雖然有時不符合日常規律，卻符合情感的真實。
這就涉及理、事與情的關系。理、事、情是存在於事物本身的，“無往而不在，又無往而不合”，所以不應該把詩僅僅看成抒情的，而把情和事、理割裂開來，詩人的本領，詩歌的特點，就在於寫出“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逕達之情。
這在葉燮的創作論中是非常值得關註的地方，而以往則更多從形象思維角度去分析，從真實性角度更能切近葉燮之意，也更能彰顯其理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