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首先讓人感受到的是強烈的五四時代精神。通篇竟用了二十個“我”字，令人想到三個多月後郭沫若發表的《天狗》：“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我如烈火壹樣地燃燒！/我如大海壹樣地狂叫！/我如電氣壹樣地飛跑！……”也許，鄭詩沒有郭詩那樣“狂”；但其反抗叛逆的思想無異，熱烈進取的精神則壹。鄭振鐸與郭沫若分別是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這兩個不同流派的新文學社團的主要負責人與代表作家，但他們最早的詩的風格竟這樣相似，這說明形勢所趨，潮流所向，對於壹切進步的文學青年來說，有著超乎文學流派、創作方法之上的強大影響。
從藝術上看，這首詩沒有巧妙的構思、美麗的修辭，在形式上似乎是略嫌粗糙的。但是，它以氣勢取勝，以激情動人，壹往無前，先聲奪人。它的第二段竟壹連用了九個“進前”，猶如吹響了嘹亮的進軍號角。它像壹篇豪邁的宣言書，坦露了少年鄭振鐸的壯懷豪情。詩中的“我”，是詩人自己，同時又是當時整個朝氣蓬勃的覺醒了的壹代人。可以說，鄭振鐸壹放開詩喉，便向內融入了當時民族的最強音；同時，也向外匯入了時代的金雞的晨唱。六十多年後，葉聖陶說過：“振鐸兄的這首《我是少年》可以說是當時年輕壹代覺醒的呼聲。這首詩曾經有人給配上譜，成為當時青年學生普遍愛唱的壹支歌。……跟他結交四十年，我越來越深地感到這首詩標誌著他的壹生，換句話說，他的整個生活就是這首詩。他始終充滿著激情，充滿著活力，給人壹種不可抗拒的感染。”
該詩是否被譜過樂曲，待考。但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授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曾為該詩配過朗讀用的表譜，並親自朗誦，灌成唱片，廣泛流傳於國內外。他在所編《國語留聲片課本》中說：“這壹首的節律頗復雜”，“念起來要照意思變通”，指出了該詩在節奏韻律藝術上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