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經典原文及譯文如下：
原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視己，如見其肝肺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雲：“贍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澗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煊兮。”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澗兮者，恂溧也；赫兮喧兮則，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雲：“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
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雲：“邦畿千裏，唯民所止。”詩雲：“綿蠻黃鳥，止於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雲：“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誌，此謂知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壹家仁，壹國興仁；壹家讓，壹國興讓；壹人貪戾，壹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壹言賁事，壹人定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詩雲：“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雲：“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雲：“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挈矩之道。詩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雲：“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戮矣。詩雲：“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唯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為寶。”
秦誓曰：“若有壹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為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瑁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中國同。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速，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家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譯文：
大學的宗旨在於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在於使人棄舊圖新，在於使人達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應達到的境界才能夠誌向堅定；誌向堅定才能夠鎮靜不躁；鎮靜不躁才能夠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夠思慮周詳；思慮周詳才能夠有所收獲。每樣東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開始有終結。明白了這本末始終的道理，就接近事物發展的規律了。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揚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養自身的品性；要想修養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誠；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誠，先要使自己獲得知識；獲得知識的途徑在於認識、研究萬事萬物。
通過對萬事萬物的認識，研究後才能獲得知識；獲得知識後意念才能真誠；意念真誠後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後才能修養品性；品性修養後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後才能治理好國家；治理好國家後天下才能太平。
從天子到普通百姓，都要把修養品德作為根本。人的根本敗壞了，末節反倒能調理好，這是不可能的。正像我厚待他人，他人反而慢待我；我慢待他人，他人反而厚待我這樣的事情，還未曾有過。這就叫知道了根本，這就是認知的最高境界。
所謂意念真誠，就是說不要自己欺騙自己。就像厭惡難聞的氣味，喜愛好看的女子，這就是求得自己的心滿意足。所以君子在獨處時壹定要慎重。小人在家閑居時什麽壞事都可以做出來。當他們看到君子後，才會遮掩躲閃，藏匿他們的不良行為，表面上裝作善良恭順。
別人看到妳，就像能見到妳的五臟六腑那樣透徹，裝摸作樣會有什麽好處呢？這就是所說的心裏是什麽樣的，會顯露在外表上。因此，君子在獨處的時候壹定要慎重。曾子說：“壹個人被眾人註視，被眾人指責，這是很可怕的啊！”富能使房屋華麗，德能使人品德高尚，心胸寬廣能體態安適，所以，君子壹定要意念真誠。
《詩經》上說：“看那彎彎的淇水岸邊，綠竹蒼郁。那文質彬彬的君子，像切磋骨器、琢磨玉器那樣治學修身。他莊重威嚴，光明顯耀。那文質彬彬的君子啊，令人難以忘記！”
所謂“像切磋骨器”，是說治學之道；所謂“像琢磨玉器”，是說自身的品德修養；所謂“莊重威嚴”，是說君子謙遜謹慎，所謂“光明顯耀”，是說君子儀表的威嚴；“那文質彬彬的君子啊，令人難以忘記”，是說君子的品德完美，達到了最高境界的善，百姓自然不會忘記他。
《詩經》上說：“哎呀，先前的賢王不會被人忘記。”後世君子，尊前代賢王之所尊，親前代賢王之所親，後代百姓因先前賢王而享安樂，獲收益。這樣前代賢王雖過世而不會被人遺忘。《尚書?周書》中的《康誥》篇上說：“能夠弘揚美德。”
《尚書?商書》中的《太甲篇中說：“思念上天的高尚品德。”《尚書?虞書》中《帝典》篇中說：“能夠弘揚偉大的德行。”
這些都是說要自己發揚美德。商湯的《盤銘》上說：“如果壹日洗刷幹凈了，就應該天天洗凈，不間斷。”《康誥》篇上說：“勸勉人們自新。”《詩經》上說：“周朝雖是舊國，但文王承受天命是新的。”因此，君子處處都要追求至善的境界。《詩經》上說：“京城方圓千裏，都為百姓居住。”《詩經》上說：“啁啾鳴叫的黃鶯，棲息在多樹的山丘上。”
孔子說：“啊呀，黃鶯都知道自己的棲息之處，難道人反而不如鳥嗎？”《詩經》上說：“儀態端莊美好的文王啊，他德行高尚，使人無不仰慕。”身為國君，當努力施仁政；身為下臣，當尊敬君主；身為人之子，當孝順父母；身為人之父，當慈愛為懷；與國人交往，應當誠實，有信用。
孔子說：“審斷爭訟，我的能力與他人的壹般無二，但我力爭使爭訟根本就不發生。”違背實情的人，不能盡狡辯之能事，使民心敬畏。這叫做知道什麽是根本。
如要修養好品德，則先要端正心意。心中憤憤不平，則得不到端正；心中恐懼不安，則得不到端正；心裏有偏好，則得不到端正；心裏有憂患，則得不到端正。壹旦心不在焉，就是看了，卻什麽也看不到；聽了，卻什麽也聽不到；吃了，卻辨別不出味道。所以說，修養品德關鍵在端正心意。
如要調整好家族，則先要修養好品德，為什麽呢？因為人往往對他所親近喜愛的人有偏見，對他所輕視討厭的人有偏見，對他所畏懼恭敬的人有偏見，對他所憐惜同情的人有偏見，對他所傲視怠慢的人有偏見。所以喜愛壹個人但又認識到他的缺點，不喜歡壹個人但又認識到他優點的人，也少見。
因此有壹則諺語說：“人看不到自己孩子的過錯，人察覺不到自己的莊稼好。”這就是不修養好品德，就調整不好家族的道理。
要治理好國家，必須先要調整好自己的家族，因為不能教育好自己家族的人反而能教育好壹國之民，這是從來不會有的事情。所以，君子不出家門而能施教於國民。孝順，是侍奉君主的原則，尊兄，是侍奉長官的原則，仁慈，是控制民眾的原則。
《康誥》中說：“像愛護嬰兒那樣。”誠心誠意去愛護，即便不合乎嬰兒的心意，也相差不遠。不曾有過先學養育孩子再出嫁的人呀！壹家仁愛相親，壹國就會仁愛成風；壹家謙讓相敬，壹國就會謙讓成風；壹人貪婪暴戾，壹國就會大亂——它們的相互關系就是這樣。這就叫做壹句話可以敗壞大事，壹個人可以決定國家。
堯、舜用仁政統治天下，百姓就跟從他們實施仁愛。桀、紂用暴政統治天下，百姓就跟從他們殘暴不仁。他們命令大家做的，與他自己所喜愛的兇暴相反，因此百姓不服從。因此，君子要求自己具有品德後再要求他人，自己先不做壞事，然後再要求他人不做。自己藏有不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壹恕道的行為，卻能使他人明白恕道，這是不會有的事情。
因此，國家的治理，在於先調整好家族。《詩經》上說：“桃花絢爛，枝繁葉茂。姑娘出嫁，合家歡快。”只有合家相親和睦後，才能夠調教壹國之民。《詩經》上說：“尊兄愛弟。”兄弟相處和睦後，才可以調教壹國的人民。
《詩經》上說：“他的儀容沒有差錯，成為四方之國的準則。”能使父親、兒子、兄長各謀其位，百姓才能效法。這就叫做治理好國家首先要調整好家族。
要平定天下，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因為居上位的人敬重老人，百姓就會敬重老人；居上位的人敬重兄長，百姓就會敬重兄長，居上位的人憐愛孤小，百姓就不會不講信義。所以，君子的言行具有模範作用。
厭惡上級的所作所為，就不要用同樣的做法對待下級；厭惡下級的所作所為，就不要用同樣的做法對待上級；厭惡在我之前的人的所作所為，就不要用同樣的做法對待在我之後的人，厭惡在我右邊的人的所作所為，就不要用同樣的方法與我左側的人交往；厭惡在我左邊的人的所作所為，就不要用同樣的方法與我右側的人交往。這就是所說的模範作用。
《詩經》上說：“快樂啊國君，妳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喜愛的他就喜愛，百姓厭惡的他就厭惡，這就是所說的百姓的父母。《詩經》上說：“高高的南山啊，重巒疊嶂。光耀顯赫的尹太師啊，眾人都把妳仰望。”
《詩經》上說：“殷朝沒有喪失民眾時，能夠與上天的意旨相配合。應以殷朝的覆亡為鑒，天命得來不易啊。”就是說得到民眾的擁護，失去民眾的擁護，就會失去國家。
所以，君子應該謹慎地修養德行。具備了德行才能獲得民眾，有了民眾才會有國土，有了國土才會有財富，有了財富才能享用。德行為根本，財富為末端。如若本末倒置，民眾就會互相爭鬥、搶奪。因此，財富聚集在國君手中，就可以使百姓離散。
所以妳用不合情理的言語說別人，別人也會用不合情理的言語說妳，用不合情理的方法獲取的財富，也會被人用不合情理的方法奪走。
《康誥》上說：“天命不是始終如壹的。”德行好的就會得天命，德行不好就會失掉天命。
《楚書》上說：“楚國沒有什麽可以當做珍寶的，只是把德行當做珍寶。”舅犯說：“流亡的人沒有什麽可以當做珍寶的，只是把摯愛親人當做珍寶。”
《秦誓》上說：“如果有這樣壹個大臣，他雖沒有什麽才能，但心地誠實寬大，能夠容納他人。別人有才能，如同他自己有壹樣；不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能夠留用這人，便能夠保護我的子孫百姓。這對百姓是多麽有利啊。如果別人有才能，就嫉妒厭惡；別人德才兼備，就阻攔他施展才幹。不能留用這樣的人，他不能保護我的子孫百姓，這種人也實在是危險啊。”
只有仁德的人能把這種嫉妒賢人的人流放，驅逐到邊遠地區，使他們不能留在國家的中心地區。這叫做只有仁德的人能夠愛人，能夠恨人。看到賢人而不舉薦，舉薦了但不盡快使用，這是怠慢。看到不好的人卻不能擯棄，擯棄了卻不能放逐到遠方，這是過錯。
喜歡人所厭惡的，厭惡人所喜歡的，這是違背了人性，災害必然會降臨到他的身上。因此，君子所有的高尚德行，壹定要忠誠老實才能夠獲得，驕縱放肆便會失去。
發財致富有這樣壹條原則：生產財富的人要多，消耗財富的人要少；幹得要快，用得要慢，這樣就可以永遠保持富足了。有德行的人會舍財修身，沒有德行的人會舍身求財。沒有居上位的人喜愛仁慈而下位的人不喜愛忠義的；沒有喜愛忠義而完不成自己事業的；沒有國庫裏的財富最終不歸屬於國君的。
孟獻子說：“擁有壹車四馬的人，不應計較壹雞壹豬的財物；卿大夫家不飼養牛羊；擁有馬車百輛的人家，不豢養收斂財富的家臣。與其有聚斂民財的家臣，還不如有盜賊式的家臣。”
這是說，國家不應把財物當做利益，而應把仁義作為利益。掌管國家大事的人只致力於財富的聚斂，這壹定是來自小人的主張。假如認為這種做法是好的，小人被用來為國家服務，那麽災害就會壹起來到，縱使有賢臣，也無濟於事啊！這就是說國家不要把財利當做利益，而應把仁義當做利益。
《大學》簡介：
《大學》是壹篇論述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禮記》第四十二篇，相傳為曾子所作，實為秦漢時儒家作品，是壹部中國古代討論教育理論的重要著作。經北宋程顥、程頤竭力尊崇，最終和《中庸》、《論語》、《孟子》並稱“四書”。宋、元以後，《大學》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中國古代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